|
狂者进取：阳明心学文化生态中的徐渭 孔子云：“不得中行而与之，必也狂狷乎！狂者进取，狷者有所不为也。”(《论语-子路》) 又云：“乡愿，德之贼也。”(《论语-阳货篇》)孔子对中行、狂、狷、乡愿的选择，孟子解释，中行为笫一，狂为第二，狷为第三，乡愿第四。其实，“中行”在现实中没有(孔子也没见过故称“不得”)，只是理想。而“狂”和“狷”才是王阳明“致良知”的本意。
明代中晚期长江中下游地区高度发达的商品经济社会，与落后、封闭、残酷的皇权体制斗争并存，引起了前所未有的思想大动荡。自明成祖朱棣(1360 -1424)在南京城内大开杀戒，灭方孝儒(1357-1402)十族，将解缙(1369-1415)埋死雪中，儒家的“中行”之道作为理想也在明朝士人的心中彻底破灭，程朱理学与八股科举成了一条铁锁链在皇权的杀戮中禁锢了一切自由思想的萌芽：要么屈从而同流合污，要么狂狷而自我放逐。在这场权力政治和思想突围的大动荡中，王阳明的“龙场悟道”，就是“居夷处困” 之后抛弃佛、道二氏，绝然反对乡愿，强调个体存在和个人心理体验的阳明心学，突破人生困境，达到“狂之圣者”境界的产物。具有启蒙思想特征的晩明心学成了中国思想发展史上的一个里程碑。以王阳明、李贽为旗帜的心学，是哲学和思想领域的一场革命，它深刻地影响了思想史、文学史、戏曲史、绘画史和书法史。可以说，徐渭是一个生于狂者时代的狂者！ 1、心学渊源与词坛飞将 徐渭的心学师承 王阳明是浙江绍兴余姚人，嘉靖元年(1522)至嘉靖六年(1527)丁忧在乡后即长期居于绍兴，每月朔望在余姚龙泉寺之中天阁聚会生徒，并立阳明书院于越城西(山阴东)光相桥之东，设坛讲学，从学者众。当时徐渭年幼，但王门弟子季本、王畿这二位浙中学派的中坚人物，再加上王畿的好友唐顺之，均是徐渭的老师，可以说徐渭与阳明心学是师承有序的直接渊源。《明王文成公守仁年谱》：“隆庆二年(1567)戊辰六月嗣子正亿袭伯爵。”徐渭受绍兴同人之属还在狱中作《送王新建赴召序》，为王阳明刚袭爵的儿子王正亿送行，自称“吾党晚私淑公学”，亦见他作为王阳明“私淑”弟子与再传弟子王学“吾党”的依承关系。季本精考察、务实践的学风一扫徐渭的干禄文字习气。 季本(1483-1562)字明德，号彭山。正德十二年(1517)进士，因居官耿直，屡遭贬斥，至嘉靖三十三年(1544)由长沙知府解职还乡绍兴讲学，从学者数百人。他在中年奉王阳明为师，著《龙惕书》申“致良知”以“警惕为宗”之己见。在《畸谱》中，徐渭在“师类”季本条中称“嘉靖廿六年丁未，渭始师事先生”，“稍觉有进”，而深憾“此前过空二十年，悔无及矣”！《徐文长全集》中，又有《读龙惕书》，又曾代张元汴撰《季先生祠堂碑》，俱见其对季本心学的见解。
王畿是王阳明最得意的弟子之一，终生以发扬光大师门心学为己任。据徐朔方《晚明曲家年谱》中考王畿乃徐渭的中表兄，徐渭在《畸谱-师类》中云：“王先生畿，正德己卯十四年举人，不赴会试；至嘉靖丙戌五年，会试中进士，不廷试；至嘉靖十一年壬辰，始廷试。”据说是在王阳明一再劝说下，王畿才去应了会试，嘉靖五年时，得到老师的死讯，他立即放弃廷试赴广信料理丧事，然后守心丧三年，始赴廷试。这种轻科举、重学业的精神，理应深深地影响着“八试不中”的徐渭。 阳明心学的精髓：“心即是理！”，以此来理解徐渭的颠狂最为切近。徐渭并非仅仅酒狂，世事艰辛乃入于心而发于行，他曾用斧击头，头骨皆折，又槌其囊，用壁柱钉剌穿耳，自杀九次而未死。嘉靖四十五年(1566)他在狂病中“甩缶”杀妻入狱，他后来的解释是“出于忍则入于狂，出于疑则入于矫”，皆应理解为身世和心灵的悲剧。袁宏道能理解李贽，当然同样能理解徐渭。他在《徐文长传》中写到： 文长眼空千古，独立一时。当时所谓达官贵人、骚士墨客，文长皆叱而奴之，耻不与交，故其名不出于越。悲夫！ 晚年愤益深，佯狂益甚。显者至门，皆拒不纳。当道官至，求一字不可得。 然文长竟以不得志于时，抱愤而卒。 袁宏道曾在信中借用古人的口说：“不颠不狂，其名不彰。”并称：“狂为仲尼所思，狂无论矣！若颠在古人中，亦不易得。”(39)从王学入手，是探索中晚明士人文艺心理学状态的钥匙。
徐渭的本色文学 徐渭与吴门书家不同者，吳门书家多皆职业性画家，徐渭不仅兼画家，还兼文学家、戏曲家，因此其一生艺术的人文价值追求便大不同。他结缘于两位同时代的杰出人物，一个是唐顺之，一个是汤显祖。 唐顺之既不是王阳明的门下弟子，也不是其再传弟子，而是自我接受王学的文坛旗手。唐顺之极力反对李梦阳等前七子的复古文学，提出“本色文学”的主张，徐渭的文学主张与其不谋而合。嘉靖三十一年(1552)唐顺之时任南京兵部主事，视察抗倭过会稽，得识徐渭与之一拍即合。徐渭也有他的本色文学主张，反对复古矫情用典，以切近生活的口语入诗。他在《西厢序》中说：“世事莫不有本色、有相色。本色犹言正身也，相色替身也。”作为当时文坛主将的唐顺之十分赏识徐渭，以致后来徐渭在《畸谱》中不仅将唐列为“师类”，并且在“纪知”中深情地记载道：“唐先生顺之之称不容口，无问时古，无不啧啧，甚至有不可举以自鸣者。”以唐、徐会见为契机，徐渭后来与归有光、汤显祖、李贽一同成了反对王世贞等后七子的主将和公安派的先声。故袁宏道见其文集后“称为奇绝，谓有明一人”，还称：“先生诗文崛起，一扫近代芜秽之习，百世而下，自有定论，胡为不遇哉！”( 42) 纪晓嵐《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对徐渭的贬抑足见其文学的影响力：
“盖渭本俊才，又受业于季本，传姚江纵恣之派。不幸而学问未充，声名太早，一为权贵所知，遂侈然不复检束。及乎时移事易，侘傺穷愁。自知决不见容于时，益愤疾无聊，放言高论，不复问古人法度为何物。故其诗遂为公安一派之先鞭。”(卷一七八《别集类存目五-徐文长集》) 徐渭本色文学的另一个知音便是一代戏曲大师汤显祖。徐渭作《南曲叙录》就是要保存南曲用俚俗语保持本色，反对戏曲八股化，将“中国村坊之音”的南曲与北曲正统并列。这一主张符合汤显祖对戏曲改革的论点，也是后来汤显祖与沈璟论争的焦点。徐渭的《四声猿》采用了北曲杂剧的形式，又吸取南曲的优点。《四声猿》四部戏因合于时事，语言通俗，当时就很轰动。《木兰》写了抗倭斗争，《祢衡》为沈鍊被严嵩所害鸣不平，《女状元》捐露科举制度的丑恶，一直流传到今天。袁宏道在《徐文长传》开篇即谈到：“余少时过里肆中，见北杂剧有《四声猿》，意气豪达，与近时书生所演佳奇绝异，题曰天池生，疑为元人作。”《徐文长三集》中有《与汤义仍》一信，是徐渭嘉靖末第一次去北京得见汤显祖《问棘堂集》后所写一信和一首诗，并为之编注《问棘邮草》二卷。十年后，汤显祖在南京礼部主事任上方读到徐渭自刻文集中的那首《读<问棘堂集>拟寄汤君》诗，遂有《寄越中徐天池》一首托人寄至绍兴。徐渭得诗后才有机会托人携此信寄往汤显祖贬地江西，汤未收到此信，直到两年后调任浙江时徐已作古，方才知徐渭一直在追寻他，他感而叹之：“《四声猿》乃词坛之飞将，辄为之演唱数通，安得生致文长自拨其舌？” 2、字林侠客与徐渭狂草 刘熙载《艺概》云：“书者如也，如其学，如其志，总之曰如其人而已。”徐渭从思想到行为的颠狂，是他文学、戏曲、绘画到书法的来源与本真，是人的本质的外化。徐渭是中国文学史、艺术史、书法史上的难得一现的光芒四射的慧星。袁宏道引梅客生评曰：“文长吾老友，病奇于人，人奇于诗，诗奇于字，字奇于文，文奇于画。”而袁宏道更叹道：“予谓文长无之而不奇者也！”而徐渭对自己是怎么评价的？他独以书法为傲。他的老乡陶望龄云：“渭于行草书尤精奇伟杰，尝言：‘吾书第一，诗二，文三，画四。’识者许之。” 徐渭生前名不出越中，他的时代是吳门四家管领书坛风骚的时代。什么原因？徐渭自己讲得很清楚： 高書不入俗眼，入俗眼者非高書。然此言亦可與知者道，難與俗人言也。
齐白石论徐渭之画是“远凡胎”。称：“恨不生三百年前，为青藤磨墨理纸！”( 48)徐渭的书法是超越了他所生存的吳门书法时代的。徐渭未曾谋面的知音袁宏道把徐渭的书法与吳门四家主流书法作了一鸣惊人的比较，这显然也是一种超越的见解： 文长喜作书，笔意奔放如其诗，苍劲中姿媚跃出。予不能书，而谬谓徐渭书决在王雅宜、文征仲之上。不论书法而论书神，先生者诚八法之散圣，字林之侠客也！ 王宠(雅宜)和文征明(征仲)皆以小楷名于世，这既是明初台阁体书法对小楷推崇的流风所及，亦是其反台阁体书风的表率。王世贞在《艺苑卮言》上称：“ 待诏（文征明）以小楷名海内。”观文征明九十岁所作小楷亦精美绝伦，而王宠一反赵孟頫小楷的浮丽靡弱习气，和他尊崇的祝允明一样以李怀琳唐楷为师，故得简静与疏淡。其实，王宠晚年更多地取法于王献之《十三行》，多得流宕与雅隽，能于拙中见秀、拙中见雅。王世贞又在《四友斋书论》：“衡山（文徵明）之后，书法当以王雅宜为第一，盖其书本于大令（王献之），兼之人品高旷，故神韵超逸，迥出诸人之上。”
而袁宏道此处拈出 “姿媚跃出”四字，就是其“不论书法而论书神”的只眼独具！徐渭不以求唐法森严的吳门诸家为师，而径取钟繇“旧体” 隶楷并用的生涩之意，弃精緻，得散逸和硬朗。现存故宫博物院于隆庆初在狱中书《致礼部明公小楷札》墨迹尤见其逸丽清迈精神，是其代表作，而现存《初进白鹿表小楷册》拓本颇失本意。而徐渭在隆庆、万历间多作四体书卷，其中行楷书和行书则多得宋人笔意，充分发挥了米芾、黄庭坚的外宕意态，极大地强化了书法神采和意境的感染力与穿透力，故称“姿媚跃出”，让孤傲高迈的“书神”勃然从纸面喷发出来。这以现存上海博物馆的《女芙馆十咏四体卷》为其代表作。 袁宏道在这里所谓的“王雅宜、文征仲”，其实是泛指整个吳门书家群，也即指明代中期的书坛主流。翁方纲在《海山仙馆藏真-翁方纲跋聂大年诗束》中说：“予尝见明初人手迹，每多深得赵书神致，……直至文衡山出，而江左字体乃多用文家笔意，不仅囿赵体。”而徐渭是超越吳门书家的一种发展，是中、晚明书法异军突起的一个开山宗师和里程碑。 狂草书神：唐宋以来的第三大高峰 袁宏道把徐渭和吴门诸家作比，这是横向比较；如果再作一个纵向的比较，我们会更清晰地看到，徐渭的狂草是书法发展史上的又一个高峰。
汉末东晋无墨迹不论，狂草书的第一个高峰在盛唐，张旭、怀素是代表，孙过庭典雅小草不论；第二个高峰在北宋，以黄山谷为代表，苏轼不善草，米芾有行草亦不论；第三个高峰在晚明，代表人物就是徐渭。 中晚明善草者甚多，徐渭之前有张弼、陈献章，祝允明、文征明、王阳明、陈道复、王宠诸家，而徐渭堪称后起之秀，青胜于蓝。前此诸家，讲意态者，称张弼、陈献章、王阳明、陈道复，然法度欠周而未圆熟；讲法度者，称祝允明、文征明、王宠，然意态未臻天放狂肆。法度、意态，徐渭兼善，堪称为狂。 徐渭隆庆元年(1567)在狱中所书的《春雨杨妃二首草书卷》，以侧锋渴笔横扫千军力挽狂澜的气势，让愤郁不平之气从铁窗“跃出”，堪称明人草书之最“狂”者。文征明草书腕力盖世，法度森严，笔墨点画间几无瑕疵可寻，但终究无“狂”意。祝允明的大草的雄肆浑厚应在文征明之上，徐渭也十分称赞吳门领袖的祝允明，称其“凡物神者则善変，此祝京兆变也，他人乌能辨？”然而，祝允明狂草雄肆机变有余，潇散从容不足，毕竟没有徐渭敢破中锋圆润古法的胆量。明末张岱说：“昔人谓摩诘之诗，诗中有画；摩诘之画，画中有诗。余亦谓青藤之书，书中有画；青藤之画，画中有书。”这种用画理解书理的审美意识，确实能引导观者进入徐渭狂草满纸云烟的诗情画意之中，不衫不履之意态让人惊骇莫名。这从现藏于绍兴市博物馆书于万历八年(1580)前后的《白燕诗三首草书卷》中可证。王宠的狂草亦不下于祝允明，他的许多狂草长卷颇得黄山谷的纵横之法，但用笔仍谨慎多于颓放，不敢越过唐宋人雷池一步。今天，我们用张岱的观念论书，确实可佐证袁宏道的比较之论，看到徐渭对主盟书坛的吳门诸家的超越之处。徐渭敢称“吾书第一”，他是有其充分的自信的。
以狂草书神论，徐渭甚至略胜黄山谷，而近于张、怀。徐渭说：“黄山谷书如剑戟，构密是其所长，潇散是其所短。”徐渭狂草取横势结构者，皆来自黄山谷，而又超越之。徐渭在《跋粱武帝丰考功评书》、《评字》中评论了晋唐宋元许多古人书的优劣之处，独未对张旭、怀素置评，反而在《玄抄类摘序》中细细阐述颜真卿与怀素所研讨的《述张长史笔法十二意》，反复讲解以“飞鸟出林”和“惊蛇入草”的形、影关系，而强调笔法中“心为上、手次之”，从书“法”而求书“神”的狂草精义。黄山谷草书以结构理趣胜，徐渭草书以笔法神意胜；张旭、怀素草书以激情生气胜，徐渭草书以诗情画意胜。推宋迈唐，徐渭更兼盛唐激情与宋人意气，或者说这就是“八法散圣”、“字林侠客”的“书神”境界。 (本文转载自朴诚艺术网，转载文章，仅供参考)
|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