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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所见陈廷敬的诗作，据《午亭文编》《午亭山人第二集》《午亭集》以及魏宪《皇清百名家诗选》四种合计，去其重，得2670首。而今知他最早的诗集《参野诗选》，收了他21-25岁5年间所写的诗，此集已佚。故陈廷敬的诗作当在三千篇以上，而他写诗只不过是繁忙公务之余事而已。由他的身份所决定，他的诗歌的总特点是“和声以鸣盛”，其大部分诗歌为台阁体。 台阁体之称，始于明初的三位大学士的诗文，即士奇、杨荣、杨溥的创作。20世纪80年代以前，大陆学者一般对“台阁体”评价偏低，甚至予以批判。《辞海》释“台阁体”曰：“其特征是形式典雅工丽，内容多为粉饰太平和颂扬统治者的功德。”高校文科教材《中国文学史》，论述以“三杨”为代表的“台阁体”诗派说：“所作诗歌都是歌功颂德、粉饰太平的作品。号称词气安闲、雍容典雅，其实陈陈相因，极度平庸乏味。”[1]影响所及，使“台阁体”在人们心目中具有贬义，故一般文学史和研究清代文学、清代诗歌的论著、论文，对大学士陈廷敬的诗作几乎一字不提。 本世纪伊始，随着旅游热的兴起和皇城相府集团的首倡，在电影《康熙大帝》中出现了陈廷敬的形象。人们开始知道了他，但仍限于其官位和《康熙字典》等典籍的总纂。有个别学者注意到陈氏的诗歌，但讳称“台阁体”。其实，只要我们坚持实事求是的学术态度，对具体对象作具体分析，是可以对陈廷敬的诗歌予以科学的定位和较为准确的评价的。 “台阁体”仅是诗文的一“体”，本与内容无关。其体“典雅工丽”、“雍容典雅”，是形式上的特色；至于内容是否“歌功颂德、粉饰太平”、“陈陈相因，平庸乏味”，则需要分析具体作品。 四库全书《午亭文编》提要称：“正值国家文运昌隆之时，而廷敬以渊雅之才，从容簪笔，典司文章，得与海内名流以咏歌鼓吹为职业。故其著述大抵和平深厚，当时咸以大手笔推之。”接着指出：陈廷敬与汪琬、王士祯“其诗文实各自成家，分途竞爽。虽就其才力之所及，蹊径不无稍殊，而要为和声以鸣盛，则固无异轨也。”而所谓“咸以大手笔推之”，即《四库全书总目》所云“文章宿老，人望所归，燕许大手，海内无异词焉。亦可谓和声以鸣盛者矣。”“燕许大手”，即燕许大手笔，指唐代中宗、玄宗时的燕国公张说、许国公苏。《旧唐书·苏传》称：“自景龙后，与张说以文章显，称望略等，故时号燕许大手笔。” 以上引文中，有几点值得注意：一是康熙朝陈廷敬任职期间，“正值国家文运昌隆之时”，这已是无需争议的历史事实；二是陈廷敬“典司文章，以咏歌鼓吹为职业”，这是说陈廷敬写诗文乃是一种本职工作；三是说陈廷敬诗文的总体特征为“和声以鸣盛。”既遭逢盛世，自己又是高层御用文人，“出入禁闼几四十年”，以诗歌“和声以鸣盛”自是情理中事。四是以“燕许大手笔”评价陈之诗文，亦即认为他是台阁文人之冠。 “和声以鸣盛”出自韩愈《送孟东野序》：“天将和其声而使鸣国家之盛。”所谓“和声”，《午亭文编》提要之意是说陈廷敬与汪琬、王士祯之诗文“固无异轨”。然观陈氏诗作，其“和声”，当理解为“治世之音安以乐，其政和”(《礼记·乐记》)，方能把握陈诗的本质特征。正如其《南巡歌十二章》之《击埌》所写：“蠲租除赋，赦过省刑，太和之化，洋溢万国。记曰：心和形和则天地之和应。此作乐之本也。”(《午亭文编》卷一，以下简称《文编》)[2] 沈德潜《国朝诗别裁集》选陈廷敬诗15首，评曰“典质朴茂”、“风调音节，俱近唐贤”[3]，首选《平滇雅三篇》。陈廷敬在《献平滇雅表》中说： “臣廷敬尝诵《诗》，见大小雅《六月》《采芑》《江汉》《常武》，皆言周宣王南征北伐，兴治拨乱，以定四方平天下之功。臣尝窃叹，以为如诗所载，可谓盛哉！……苟非其臣尹吉甫、召、穆公辈作为雅诗，传之于今，今虽欲望宣王之形容，又其辅佐之盛，其道无从；而宣王定四方平天下之功，亦不能赫赫必传于后世。”“方今功德盛隆，迈于周雅”，“而大雅不作，不胜惑焉”，“臣备员法从，尤以文章为职业……谨撰平滇雅三篇，再拜以献。”(《文编》卷一) 沈德潜认为，《平滇雅》可与柳宗元的《平淮夷雅》相媲美。其实陈作更强调“天心恻楚，悯怜下民”，寓有深意。 《午亭文编》卷一之《朝会燕飨乐章十四篇》《北征大捷功成振旅凯歌二十首》《圣武雅三篇》《南巡歌十二章》等，皆属此类。陈廷敬既然“以文章为职业”，又躬逢盛世，自必歌功颂德。关键在于：康熙帝是否有功可歌、有德可颂？陈之歌颂是否出于真情？其诗艺如何？让我们看一看相关文献，并略作分析。 《清史稿·圣祖本纪》载：康熙二十三年首次南巡时，“登岸行数十里，询耆老疾苦。”康熙四十四年南巡前下诏：“所至勿缮行宫，其有科敛累民者，以军法治罪。”康熙四十六年南巡前下诏：“南巡阅河，往返舟楫，不御室庐，所过勿得供亿。”康熙共南巡六次，亲临治河，作有《江南诸臣》诗：“廿载安澜自有因，河干亲临至于频。白首常思善后策，青畴每念力农心。……吴越山川犹在目，虽忘多景不忘民。”而陈廷敬给康熙讲经时就曾说过：“存心于天下，加志于穷民，洞知闾阎之疾苦，历观稼穑之艰难。”(《文编》卷二十九《经筵奏对录》)上述康熙的言行，正是陈廷敬教导的实践。《南巡歌》第三章《淮水清》(述留漕也)写道：“淮水清，黄水波，中有漕船过。……寒者待衣，饥者待。留船漕二十万石，行者得休，居者得食。感皇恩，歌以易泣。”第四章《江南北》(纪统免江南北逋赋也)写道：“江西北，江茫茫。吾君恩泽，江流与长。江以南，江以北，颂洋洋。缓新除旧赋，妇子偕乐康。”第五章“纪免淮扬额赋”；第六章“纪免浙江逋赋”；第七章“纪恤商”；第八章，“述广入学额”；第九章“纪免凤阳额赋”；第十章，“纪免山东额赋并赐缓征逋租也。”陈廷敬在《南巡歌》序中说：“乐府之作，皆以被之金石丝竹，荐之朝庙，用之家国，非徒为文字观美而已。”不难设想，陈氏将此作献上康熙后，必将进一步鼓励他施行善政，“用之家国”。 至于康熙八年下诏“永行禁止”圈地，以及平定三藩、收复台湾、击退沙俄入侵、平息准噶尔叛乱等功业，史学家早有定评。所以待遇优厚的帝王师歌功颂德，“和声以鸣盛”，便是理所当然、情之必至的事了。 陈廷敬在《岁暮题新诗卷与豫朋》一诗中说：“三百篇言一字情”，(《午亭山人第二集》卷三，以下简称《第二集》)[4]以真情为三百篇之魂。他的《午亭文编》中古体诗的压卷之作《咏古四首》之一又说：“托志在大雅，讲德观王风，永言播声律，和平民所衷。”故其诗往往真情充溢，不能自己。康熙帝于四十四年有诗赐陈廷敬，题曰：《览〈皇清文颖〉内大学士陈廷敬作各体诗，清雅醇厚，非集字累句之初学所能窥也。故作五言近体一律，以表风度》，诗云：“横经召视草，记事翼鸿毛。礼义传家训，清新授紫毫。房姚比雅韵，李杜并诗豪。何似升平相，开怀宫锦袍。”予陈廷敬以极高的评价，将他拟之为唐代贤相房玄龄、姚崇，比之为诗仙李白、诗圣杜甫。这时，已六十八岁的陈廷敬“感激之下，涕泪零落”，以七律一首为答：“衰钝何堪感至尊，频蒙激赏是殊恩。抛残绮语文焉用，老罢丹心事可论。一饭不忘如杜甫，平生无憾胜虞翻。传闻多恐遗青史，留取新诗示子孙。”陈氏在《史蕉饮过江诗集序》中又说：“上尝有是言矣，赐廷敬诗序有曰：‘清雅醇厚，非积字累句之学所能窥也’。于戏！此风雅之本原，诗人之极致，廷敬何足以当之！”(《文编》卷三十七)所以他要“致身在报国，耻学时人甘肉食，深恩不酬良可惜。曾谁能缓旰宵忧，宣室苍生须借筹。”(《文编》卷三《沈绎堂翰林殿廷橐笔阁门赐貂图》)，要像贾谊那样献治国安邦之策，为帝王分忧解愁。在《题东坡先生集》中指出：“斯文配天命，大化需人为。”感叹苏轼“何不陟辅相，致民如尧时！”(《文编》卷五)于此可见，所谓“粉饰太平”、“陈陈相因、极度平庸乏味”的断语，是与陈廷敬诗歌的创作实际相去甚远的。 陈氏的多数诗作，确属台阁体。他为其师李霨《心远堂诗集》作序称：“写一时交泰之盛。盖遭际盛时，故其诗有雍容太平之象，古人所谓台阁文章者，盖若是矣！”这段话正可看作陈氏的“夫子自道”。李霨评陈廷敬诗曰：“其言高华深稳，无繁声促节噍杀啴缓之习也……而归其性情于正。”徐乾学论陈诗说：“固已备古近之体裁，极抒写之能事，煌煌乎雅颂之遗。所以黼黻当世而润色鸿业。”汪懋麟说：陈廷敬“所著诗多朝庙雅乐，纪载典实……感时触物之际，又复忧深思远，含蕴以出。词无不工，义无不备，真得诗人正大之遗音者。” 李东阳《麓堂诗话》指出：“朝廷典则之诗谓之台阁气”。陈廷敬之所以多为“朝廷典则之诗”，是由他的身份、地位决定的。“语言文章，各人有各人身份，唯其称而已。所以寻常妇人难得伟词，穷老书生耻言抱负。至于身厕戎行，躬擐甲胄，则辛稼轩之金戈铁马、岳武穆之收拾山河，固不能绳之以京兆之推敲、饭颗之苦吟矣。”(陈衍《石遗室诗话》卷三十二)陈廷敬的身份意识即廊庙意识，决定了他的创作必须与朝廷意识形态相吻合，以雍容平稳为风格标志，和声鸣盛，润饰鸿业。 陈廷敬有几首标准的台阁体诗，颇为著名。早年有《赐石榴子恭纪》：“仙禁云深簇仗低，午朝帘下报班齐。侍臣密列名王右，使者曾过大夏西。安石种栽红豆蔻，火珠光迸赤玻璃。风霜历后含苞实，只有丹心老不迷。”《清史稿·陈廷敬传》曰：“廷敬初以赐石榴子诗受知圣祖。后进所著诗集，上称其清雅醇厚，赐诗题卷端。”这首诗名为咏物，实则歌颂皇家气象，又以“丹心老不迷”形象地表白对康熙的赤胆忠心，颇似杜甫的《早朝大明宫》；而杜甫是“流落饥寒，终身不用，而一饭未尝忘君”(苏轼《王定国诗集叙》)。故康熙对此诗深为赞赏，“诵之至再”。陈廷敬晚年有《苑中谢恩蒙谕卿是老大人是极齐全底人臣感激恭纪二首》，其一云：“勅旨已褒因旧学，口宣更许是全人。帝思风励先多士，天与恩光及老臣。弱本似蓬宁自直，清非如水敢言贫。平生自守冰渊志，一语阳和鉴苦辛。”这首诗所抒发的感戴之情，确是出于一个臣子的真诚。陈廷敬的诗与王士祯诗相比，更切用于鸣盛以润色鸿业，自然更为康熙帝赏重，而陈亦能有当世之荣，却因此为近世读者所轻。其实，只要我们承认康熙之治在中国历史上是有重要贡献的，就不能不肯定陈氏之歌功颂德有历史的合理性。 除了颂圣、鸣盛、纪恩、恭和之作外，陈廷敬有不少诗抒写“相臣心事”，表现了对朝廷要务的关注和对古代名相的倾慕。如《问蝗行》云：“下言小民吾根本，三时勤苦终岁饥。长官鞭笞吏卒怒，但向公府供轻肥。夏秋税粮分应尔，缓之数月谷庶几。”《南旺分水行》则赞赏济宁同知潘叔正建言开河通漕运和民间水利专家白英的功绩。对古代名相的倾慕如《谷城山在东阿东北五里》云：“子房年少时，击秦博浪中”，“伏腊祠黄石，此义千古雄。”《平山堂》云：“欧公千载后，何人共跻攀？”沈德潜评陈廷敬《赠孝感相公》一诗说：“兵戎未停，疮痍满野，而以为民请命望之相臣。”评陈氏《渡江见焦山作怀林吉人》曰：“以不能荐贤为耻，相思不断，如水东流，尤见相臣心事”，确为有见。 虽说庙堂文学自当以清醇典雅、雍容大度为正，这也是陈诗的主导特色，但他的诗风并非千篇一律。杨际昌《国朝诗话》卷一就指出：“泽州陈相国廷敬《闻笛》诗云：‘一片长安秋月明，谁吹玉笛夜多情。关山万古无消息，肠断风前入破声。’丰致洒然，绝不妆点台阁气象。”此诗见《文编》卷十一。同卷又有《征途闻笛》云：“一片关山春月明，边愁遥起故园情。回思吹笛千门夜，落尽梅花送我行。”两首诗皆言“边愁”，故杨际昌说“绝不妆点台阁气象。”陈廷敬身为台阁重臣而“绝不妆点台阁气象”，适见其真：颂盛世则出于至诚，写边愁则流露深情，殊为难得。据《午亭山人年谱》，陈廷敬9岁时曾赋牡丹诗，有句云：“要使物皆春”，人许以“将来必为名宰辅”。他晚年时再说：“文章图报国，只此是真诠”(《第二集》卷三《病中作三首》其三)陈廷敬的这几句童时和病中真言，是我们理解其诗作的钥匙。 “报国”是陈廷敬写诗的目的，道统、学统、文统的整合，则是他这位学人之诗的基本内涵。他在《文编》的自序中说：“将以力之所近者，求至于吾道焉已耳。”在《吴元朗诗集序》中说：“文之精者无如诗。夫文以载道，诗独不然乎？”在《癸未会试录序》中说：“道尊而学正，学正而文兴。”他又特重理学“躬行”之旨，故他的学生林佶说他“为诗古文词，贯文与道而一之。” 姜宸英也指出：陈廷敬的诗文“理弸于中而文暴于外。其所言者，皆得乎性情之正，而所述者无非仁义道德之旨也。则可谓富哉！信乎其为载道之文欤！”(《湛园集》卷一《尊闻堂集序》) 陈廷敬所谓道，即尧舜禹汤文武周孔之道。他认为：“尧舜禹汤文武以道学而为君，皋陶伊尹周公以道学而为相。上下二千年，入乎此则君明臣忠而天下以治，出乎此则君喑臣邪而乱已随之。至于春秋，道学之统不在君相而在师，是以孔子为道学之大宗也。……今天子以圣人而为君，行尧舜禹汤文武之道，将必有如皋陶伊尹周公其人者以为之相。”(《文编》卷三十六《大司寇魏环溪先生七十寿序》)陈廷敬以帝王师而居相位，其内心深处，实隐然以周公、孔子高自期许。这当是他几十年如一日，兢兢业业，忠于职守，学以致用，终成“完人”的内在动力。 《文编》卷首《朝会燕飨乐章十四篇》之《庆平章》写道：“帝仁如天，帝明如日。亲贤任能，爱民育物。礼备乐成，声教四讫。”这便是陈廷敬主张的道、学、文一以贯之的理想境界。 刘然《国朝诗乘》选陈廷敬诗29首，评曰：“台阁之诗，工为应酬，虽藻粉铺张而其中无有，亦坐其人胸中无识。……先生诸篇于沉博绝丽之余，寓感讽规切之意，长句片语，莫不称是。天人之相与，主臣之交孚，淋漓恺切，唯所欲言。要其忠孝蟠郁，蓄极而流，不可遏抑如此。诗乃为有为而作也！”刘然可谓真知陈诗者，他明确地将陈诗与“工为应酬”、空洞无物的大量台阁体诗划清了界限。 2003年3月，“大雅正声与时代精神”学术研讨会在澳门隆重召开。会议对“大雅正声”予以充分肯定，认为：“提倡大雅正声是时代的需要，是建设先进文化的需要，是团结海内外华侨、炎黄子孙振兴民族大业的需要，是维护国家统一的需要。”站在这样的历史制高点上来评价陈廷敬的“大雅正声”之诗歌对于其载德传道之价值、立身治国之作用，我们将会有较深的理解。 【参考文献】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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