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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书画碑帖等一样，不少全形拓也常有历代跋文、各家题识，或考订论学，或品鉴谈艺，乃至金石因缘、聚散始末，翰墨佳话、得失轶闻等，展玩赏读之间，趣味时见，令人忘倦。 上世纪初西泠印社创立之始，即以“保存金石，研究印学”为其宗旨，而印学之中，自然包括篆刻。至于金石与篆刻之关系，则曾任西泠印社社长的马叔平（衡）先生，在其《谈刻印》（收入氏著《凡将斋金石丛稿》，中华书局1977年10月）一文中，有明确之说： 余常闻之人曰，“某人善刻印，今之金石家也”，一般人以为刻印即是研究金石。其实金石二字，岂是指一支铁笔（刻字刀）与几方印石之谓？依此解释，未免浅之乎视金石学矣。盖金石者，乃指金文及碑版而言。金文者，商周以来铜器之文字；碑版者，秦汉以来刻石之文字也。治史学者每患文献之不足，乃于书籍之外搜寻其他史料。金石文字为当时人所记载，所谓直接史料，其可信之成份远胜于展转传写之书籍。研究此项直接史料，始得谓之金石学。印为古代用为凭信之物，或刻于铜，或刻于玉；或刻地名官名，或刻私人姓名，当然为史料重要部分，而在金石学范围之内。刻印家欲知印之源流沿革、形式、文字之变迁，应先研究古印，自属当然之事。即以文字源流而言，不但古印应研究，即一切金石文字，也在研究之列。故金石家不必为刻印家，而刻印家必出于金石家，此所以刻印家往往被称为金石家也。 马先生此文发表于1944年，可知那时已有“一般人以为刻印即是研究金石”的误区。而不久之后，随着金石作为“旧学”在当时特定形势下的日渐式微，类似的话题也在相当时期内几乎被人遗忘。如今，在重振金石学的目标下，由童衍方先生等西泠印社中人主事编成《吉金留影——青铜器全形摹拓捃存》（以下简称《吉金留影》）这样的专门之作，并藉此契机，和向有传统的上海图书公司艺苑真赏社共举鉴赏研讨雅集，无疑是对印社宗旨的真正传承和最好弘扬。 相对平常一般传拓而言，全形拓的出现比较晚近。一生历经嘉（庆）、道（光）、咸（丰）、同（治）、光（绪）五朝的清代学者徐康（1814-1888？），曾在其《前尘梦影录》中记：“吴门椎拓金石，向不解作全形。迨道光初年，浙禾马傅岩能之。六舟得其传授，曾在玉佛龛为阮文达公作《百岁图》，先以六尺匹巨幅，外廓草书一大寿字，再取金石百种椎拓，或一角，或上或下，皆以不见全体著纸，须时干时湿，易至五六次，始得蒇事。装池既成，携至邗江，文达公极赏之，酬以百金，更令人镌一石印曰金石僧赠之。阳湖李锦鸿亦善是技，乃得之六舟者，曾为吴子苾、刘燕庭、吴荷屋、吴平斋诸老辈所赏识。”这大概就是全形拓起自禾中（今浙江嘉兴）马起凤（傅岩），并由释六舟（达受）传其艺这一说法的由来。而再传者阳湖（今江苏常州）李锦鸿则为女性，号墨香，虽至今尚有“阳湖李墨香拓”、“锦鸿手拓”诸印随相关拓片传世，叶为铭《广印人传》卷十五述孙锦“工篆刻，尤精小印，善拓旁款，又能拓古彝器款识全形”时，也提及“可与阳湖墨香齐名”，然其生平事略，仍乏资料，故徐康所记，亦颇重要。更为难得的是，艺苑真赏社雅集现场所展商承祚先生题签的“李墨香女郎手拓曼生壶”轴上，有民国间金石学家邹安（寿祺）丁卯（1927年）一跋，述李墨香及传其艺之从侄李慎观诸事，不仅生动，且有他处所未详者。童衍方先生在为《吉金留影》所撰序文《金石全形、博古传真》中，已节引其语，专门拈出。为存文献，今再录全篇于此： 阳湖李墨香女士锦鸿，不事女红，好钟鼎彝器文字。见六舟僧所拓全形，竭力仿效，尽得其秘。东南收藏家法物，多延女士手拓。从侄李慎观师之，亦得微名，见重于吴平斋、李眉生、吴恪斋诸公。余至吴门稍晚，尝于茶寮见慎观，目近盲。偶谈及十馀年前事，娓娓不倦（也）。吾友蔡寒琼与德配倾城夫人，同有金石癖，并耆茗饮，尤慕女士之为人，嘱为作缘，典钗买得曼生壶精拓二幅，亦玉台之佳话也。丁卯长至日适庐邹寿祺跋。 邹氏所云“蔡寒琼与德配倾城夫人”，即当年艺坛印林名家蔡哲夫、张倾城夫妇。而据马国权先生《近代印人传》（上海书画出版社1998年8月）谈月色传，蔡氏娶谈月色为副室之后，“又授以全形墨拓之技”，则其本身或亦擅此道。 虽然自北宋吕大临《考古图》、王黼《宣和博古图》起，就已经摹写所录器物图形，但直到清代金石学复兴全盛的乾（隆）、嘉（庆）时期，仍多偏重款识文字，正如罗振玉甲子年（1924）所撰《雪堂所藏古器物目录序》中所说：“其搜集古器物，始于梁之刘之遴；而辑古器物文字图像为专书，则始于天水之世。宋代著录，彝器之外，凡任器若釜甑镫锭奁鉴之类，微论有文字与否，悉图写其状，详记其所出之地、藏器之人，与重量尺寸，其法颇备。至我朝斯学益盛，然不免重文字而略图像，贵鼎彝而忽任器，似转逝于前世。”陈梦家先生也在其1948年发表的《海外中国铜器的收藏与研究》（收入氏著《梦甲室存文》，陈子善编，中华书局2006年7月）一文中指出：“平心而论，北宋《考古图》以后，学者对于花文、形制和出土地三事略有疏忽而过分注重铭文。此事若稍加留意，前途是不可限量的。”而真正有意识地重视并以科学方法进行青铜器形制纹饰研究的，也正是像容庚（1894-1983）、陈梦家（1911-1966），乃至张光直（1931-2001）等现代考古学兴起和发展背景下的学者。不过，以表现器物形制、纹饰为主要目的的全形拓，其兴起和流行，也许对人们的传统视角和鉴赏重点，还是有着某种程度的改变和影响，至少像陈介祺（簠斋，1813-1884）这样继马起凤、释六舟之后又创全形拓新法的金石大家，就已经在同治年间致友人的信中提出： 圣人制器尚象，皆有取义。云雷，取其发动而成文也，回文者是（又取施不穷）。牺首、羊首、米粟，取其养也，乳形者同。饕餮，取戒贪也。龙取其变，虎取威仪，虎文尤多，重威仪也。蜩取其洁，熊取其猛。纲目取其有经纬也，未可以殚述也。古玉则尤多虎文，盖威仪尤见于佩服也……同一三代之器，文与制皆可别其先后，多见自能知之，相形自别。（陈继揆编《 簠斋鉴古与传古》，文物出版社2004年9月） 而这样的认识，在陈介祺所处的那个时代，应该是极具眼光、十分难得的先见之说。陈氏还十分重视当时刚从西方传来不久的照相摄影：“兹有表弟谭雨帆，名相绅，旧在潘世兄霨署中习得西人照法，以其法形似而不大雅，故不取。后见其照山水树木得迎面法，于凡画稿皆有神，照碑帖则近雅而未甚古也。今试令照三代文字拓及器量图，乃至佳，虽缩小而能不失其真，且似字之在范经铸者，浑朴自然，字虽小而难刻，然上海刻工或能之。器外象形文虽不能甚晰，有拓本相较，亦易审。有一图及图拓，虽不见器亦可成书，且可将难得之拓印传之，是法乃为有益于中国艺文之事矣。”此更在黄牧甫（士陵）以西洋写真法绘器物全形之前。当然，直至今日，包括全形拓在内的传拓技艺，仍有其独到的功用和魅力，正如李学勤先生在为《簠斋鉴古与传古》所作序言中强调的：“墨拓是我国古代创造的特殊技术，能够表现文字、纹饰，也能表现器物全形，本身就是艺术的一种。直到今天，尽管有了摄影录像，某些文物的微妙细致之处，仍然只有墨拓才可曲尽。” 上世纪六十年代，赴台的故宫博物院元老庄尚严先生，在其《故宫博物院三十五年前在北平的出版物》（收入氏著《山堂清话》，台北故宫博物院1980年8月）一文中，记当年故宫所售金石拓片一百多种，其价格与文中另列的“书翰、名画、图像、书影、目录、史料、刊物”等印刷品诸项相比，皆可谓不低，而其中“父辛方鼎、父乙尊、史卣、史颂敦、芮公壶、乙父壶”等近六十种，除“文字”之外，另有“器形”之拓，价又倍之，甚至数倍，则其无可替代之独特价值，亦能由此略见一斑。 和书画碑帖等一样，不少全形拓也常有历代跋文、各家题识，或考订论学，或品鉴谈艺，乃至金石因缘、聚散始末，翰墨佳话、得失轶闻等，展玩赏读之间，趣味时见，令人忘倦。而《吉金留影》所收，亦不乏此类。如《高时显题乐只室藏器全形拓四条屏》，为著名印人高络园（时敷，1886-1968）先生乐只室所藏西汉建昭量、西汉步高宫铜链壶、东汉宫邑家二斗五升鋗、西汉上林荣官铜熏炉四件古铜器的全形之拓，皆经其二兄高野侯（时显，1878-1952）审鉴品题，又得其长兄高存道（时丰）以长跋吟咏，旁征博引，多方考论，且小草蕴藉，章法疏雅，一眼望去，器形、书迹、钤记，朱墨灿烂，赏心悦目。而林乾良先生《西泠群星》（西泠印社出版社2000年5月）曾记：“高家为杭州巨族，富甲乡里。其祖业高义泰绸布庄为全浙该行业之龙头。高氏育六子，除第三子早故外，其余诸子皆于诗文书画有所造诣……野侯行二，络园行六，均西泠印社社员。大哥高存道，也一直参加西泠印社活动，在《丁亥重九题名》（1941年）中即有。估计《戊子重九题名》也曾列名。所记小传如下：高时丰，字存道，一字鱼占，斋称辟言精舍。生于1876年丙子，丁亥时年72岁。杭州仁和人。高氏兄弟，若论文学艺术，以此三人最知名，人称‘高氏三杰’，同为杭州民国时期重要之书画家、篆刻家、诗人、收藏鉴赏家。从画而论，当时有‘大松、二梅、六竹’之称（大、二两字或改为伯、仲），合称‘高氏三绝’。”则此四条屏集高氏三杰之传古、品鉴、题咏于一，或许比一般较为常人熟知的松、梅、竹“三绝”，更加难得。 又如浙江省博物馆珍藏的《六舟拓彝器全形四条屏》，不仅是早期全形拓名家的传世经典之作，也是晚清曾国藩幕下重要名士、金石鉴藏家赵烈文旧物，各屏签条下方，均题“天放楼镇库”，并钤“烈文长寿印信”；每件器物全形拓边上，皆有“赵烈文所得三代以下吉金文字”、“长生安乐赵烈文之印”诸记。第四屏秦量反面之拓左上，又有赵氏光绪戊子（1888年）题跋，记其从龚孝拱处得此拓之大略，谓：“右拓器六种八叶，释六舟所为而徐问蘧藏之，转入龚孝拱。龚歾，与诸金文并归余匣。原父敦足翦损，似以就方册尺度，或云龚病愦为之。太子牺尊左方糜烂，余补以素纸，改为屏幅……”龚孝拱原名橙，字公襄。以字行，改字孝拱。其父龚自珍，系著名诗人、学者，好金石，有收藏。而龚自珍外祖父，则为大名鼎鼎的《说文解字注》作者段玉裁。故孝拱虽流寓洋场，习外语，然于经学、小学、金石等，亦颇有根底及著述，并兼识满、蒙、唐古特等文字。书法尤好作古体，别具一格。《吉金留影》另收《褚德彝题无专鼎全形拓》上，恰有其考释长跋，字迹与上海图书馆所藏其《古俗一览》手稿本的古趣奇宕之体，正相符合。褚氏所题则记：“孝拱藏书极富，余于作人处得其手斠宋娄机《汉隶字原》，乃据明人陆五湖手写本；又得其所藏《歗堂集古录》宋板明修本，亦秘笈也。”而孝拱与赵氏不仅熟识，且多往还，有交谊，后竟因金石碑拓交易，怨至绝交，赵氏《能静居日记》（岳麓书社2013年7月，以下简称《日记》）颇记其事： （光绪三年八月）二十九日辛亥，晴。下午龚孝拱来，晚饭后去。 三十日壬子，晴。孝拱来谭终日，至二鼓去。以前售碑拓偿价不能满意，甚怫然。四月间来信，已有绝交之言。至是遂支辞牵蔓，文致余罪。盖以前取余百五十金不能偿，故强欲为此，其计甚左。余念交久，但笑谢而已。 （光绪三年九月）朔日癸丑，晴。孝拱来，立索诸碑拓去，亲点齐全，抽身下舟。前取碑价已不敢问，而假余精拓《张猛龙碑》、《麓山寺》、《兖公颂》等若干种，亦悍不还。余送之登舟，坐良久，请置前事，同登剑门看山，乃盛气不答。余谢过先归。再视之，已解维矣。 初二日甲寅，晴。写般仲信（即发信船），以孝拱二十馀年旧交，而以琐故至此，颇为怅然。故有是书，请为开解，非辨曲直也。 该信今附存《日记》之中，述此事始末经过，详尽曲折，似堪称文坛艺苑又一鲜为人知的掌故轶闻，因不嫌稍长，仍节录其要，以飨有兴趣者。 孝叟于昨岁四月枉顾，言有尊彝、瓦当及碑拓甚多，欲以赠人。烈先年曾见瓦当一种，俱精异，欣然愿观。七月初孝叟携至木匣、纸包各一，启视皆汉唐碑拓，新旧十一，列目三百馀种，直四百馀金。又言此处有三断碑整本，直百金，及宋拓《内景经》等，均未至。烈素不暇为金石家，往往收弆，第欲供耳目之玩，故贵精不贵多。又铜器、瓦当等均未见，意本不愿，以孝叟敦询，颇赧于辞，遂妄请以五百金尽得孝叟金石诸拓，不复逐件论价。孝叟慨然乐为，且言铜瓦拓本不可言价，吾愿奉赠。留三日，携百金去，馀约年内归二百金。至九月初六，孝叟复至，携三断碑及《内景经》二种及原议外之金石各书，列直百五十元。烈以旧藏有其半，姑请暂留。是时孝叟欲携家结邻，下榻半月馀，谭续前款，为觅屋数处，均未洽。是月杪仍携各箱匣原件及借观旧藏若干种而去。至十一月函询碑直，以诸拓携去未还，所存仅十馀种，又正在窘乡，故仅提交五十元。 今年二月，三次枉顾，又将箱匣等带来。添出另单各种，而铜器等始终未见。临行取去二十元，手示一单，前后各件，计直八百馀金。烈已知此事终无保全之策矣。四月内赐书殷索，遂有绝交之说。烈不得已，请以原件缴还。日昨因故居改造完毕，函请见过。孝叟复书，约至苏州，彼此互还碑帖。适直家众一时俱病，烈亦抱恙，辞谢不往。二十九日孝叟来，至三十日将各件交毕。烈另单请留若干种，以抵前项。孝叟以价尚不敷，云以原金见还。是日谭饮如常，酒阑之后，忽云同治元年徐雨之帮周处五百金，系吾垫付交尔手，或云此银周处未见，尔当见偿，辞色并厉……又云同治八年代买呢羽等七十元未还。又云屡次赴虞，盘费不少。烈揣知孝叟处况窘迫，殆系实情。又所留只以合意，非借此索银。且见孝叟之状不胜斛觫，烈请以各种交付前事不提，始旋霁威而去。 昨早上岸，运物下舟，匆匆成行。烈询问借去之精拓各种，笑而不答，飘然竟去。详思此举，烈含糊勉强于前，而明问精详于后，诚为有罪，孝叟斥为买卖家数，诚不敢辞。但孝叟力艰不与前直，何妨见告，而以十六年从未提起之代人说项垫出多金为辞，似近稚气……且二十馀年彼此投赠殆非一端，以此立言，亦甚不直。现既分袂，如此而止，原无不可。但烈与孝叟交情非泛，患难扶持，流言不信，想亦阁下所具闻，并为旁人所惊诧。今以细故如此下台，未免念之怅然。 而有关龚孝拱之卒及其藏品去向等，《日记》光绪五年（1879）二月十八日记：“过凌云阁古董肆，以新得古琴属整理缺坏，遂赁舆访龚念匏，探孝拱病信。云已于去腊作古。子嗣久逐在外，闻亦愚弱。著作一生，谁与结集？可叹也。”二十日，即“写龚念匏信，唁其兄丧，并索存物也”。约八个月之后的本年十月朔日，则：“得旧拓张燕昌藏本《天发神谶碑》及钟鼎彝器、汉铜镫、洗、泉模、戈、弩、造像砖拓数百种，藏弆从此大富，欢喜无量。写龚念匏信，寄银百饼，偿孝叟碑价也（即发交来足）。” 另外可以一说的是，《吉金留影》中《愙斋所藏吉金图》全形拓长卷旧藏者归安（今浙江湖州）陆叔桐（树声，1882-1933），亦属沾家传余绪之玩家。其父陆心源（1834-1894），字刚甫，号存斋。咸丰九年举人，官至福建盐运使。精鉴赏，尤富藏书，曾以皕宋楼、守先阁、十万卷楼等，分储历年多方罗致的宋刊元椠、名家抄校及明、清善本诸刻，凡十五万卷，与同时聊城杨氏海源阁、常熟瞿氏铁琴铜剑楼、杭州丁氏八千卷楼，并列晚清四大藏书之家。旁及书画碑帖、金石砖瓦，有《仪顾堂题跋》《群书校补》《宋诗纪事补遗》《宋史翼》《穰梨馆过眼录》《金石学录补》《千甓亭砖录》及《续录》《千甓亭古砖图释》《吴兴金石记》等。陆叔桐为其第三子，曾为邑庠生，以江苏候补知府，历任宝应统捐局、扬州堤工局等处总办，后因经商，长住上海。今观该卷后胡匊邻（鑺）光绪壬寅（1902年）、吴昌硕光绪甲辰（1904年）、王仁俊光绪甲辰（1904年）、陈兆熊光绪癸卯（1903年）、褚德彝光绪三十一年（1905）及缪荃孙诸家题记，则其当年与名流学者往还赏艺之闲雅，似仍可想见。然仅仅数载之后的1907年（光绪三十三年丁未），其父毕生心力所聚之藏，即由觊觎在先的日本财阀岩崎氏以十二万银圆，捆载东渡，距陆心源之卒，不过十三个年头。据陆心源长房玄外孙徐祯基先生《藏书家陆心源》（陕西人民教育出版社2007年10月）所记，当时在沪上代表家族与日方清点交割者，正是陆叔桐。运抵日本的陆氏藏书，则全部入岩崎家创办的静嘉堂文库。1994年9月至1995年9月，笔者应邀赴日本庆应义塾大学访问研究期间，为调查流存东土的明人诗文别集等珍稀文献，曾在近一个月内，几乎天天往静嘉堂文库求阅善本。展卷之际，每睹陆氏原钤诸记，怅然之下，默祷其平安他乡之愿，至今犹在心头。而二十年之后，又幸逢有识之士将纽约苏富比拍卖公司从日本征得的此陆氏旧藏珍拓长卷，完璧购归，研索之外，并慨出与同好切磋共享，快何如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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