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鼎盛乾隆朝的恐怖文字狱,太不可思议了!

 王哪儿蹽儿啊 2015-03-31

编者按:在传统社会,底层知识分子上书当道乃是常事。中国早期历史上出现过许多“片言可致卿相”的传奇。苏秦、张仪仅凭一张利嘴,博得相国之印;东方朔以三千简上书汉武帝,入仕为郎官。事实上,唐代以前,向朝廷建言献策,乃至献歌功颂德的文艺作品(比如杜甫所献《三大礼赋》),是知识分子进身的一个主要途径。今天带你看看鼎盛乾隆时期的恐怖文字狱,张宏杰教授为你讲述那一段不为人知的历史岁月!

文 / 张宏杰 (著名作家,复旦大学历史学博士)一、秀才献书为了爱情

乾隆皇帝在登基之初,也曾经“广开言路”,每年都会有一些千奇百怪的献策报送到皇帝御前。这些出自底层知识分子的作品多数村鄙不经、粗陋无文,皇帝不过一笑置之,从未因此而开罪于人。但乾隆十六年起,皇帝却一反常态,突然大开杀戒。乾隆十六年八月,山西省一个精神有点不正常的人名叫王肇基,到官府投献了一副诗联,以祝贺皇太后寿诞。用王肇基自己的话说,“恭祝皇太后万寿,不过尽我小民之心,欲讨皇上喜欢……”“实系我一腔忠心,要求皇上用我,故将心里想着的事写成一篇”。诗联后面还附有一小段议论,虽然词句颠三倒四,大致可以看出是评论时政之意。地方官将此案汇报给皇帝,乾隆命将他“立毙杖下,俾愚众知其所炯戒。”这是有清一代将献文献策者处以死刑之首例。

从这起事件之后,因献策获罪的文字狱就连绵不绝。在这些献文献策案中,最让人哭笑不得的是这样一起:

乾隆四十一年,皇帝出京恭谒泰陵。护卫巡视御道的时候,发现一个年轻人鬼头鬼脑地逡巡在御道边,身上还揣着什么东西。护卫拿住此人,送官审问。此人姓冯名起炎,山西临汾人,今年三十一岁,是个秀才。原来他是想面见皇帝,献给皇帝一本自己所写的书。书的内容是以《易》解《诗》,水平不高。但献书的动机却出人意料:居然是为了爱情。

原来冯起炎家境贫困,难以娶妻,却暗暗相中了自己张三姨母家和杜五姨母的两位分别叫“小女”和“小凤”的表妹。暗恋已久,想效仿娥皇女英之故事,把两位佳人都娶到家中为妻。在案卷中,他是这样交待的:“臣……名曰冯起炎,字南州,尝到臣张三姨母家,见一女,可娶,而恨力不足以办此。此女名曰小女,年十七岁,……又到臣杜五姨母家,见一女,可娶,而恨力不足以办此。此女名小凤,年十三岁,虽非必字之年,而已在可字之时。”自己家庭贫穷,科举又不顺,此愿当然难遂。不过此人平日酷爱佳人才子之书,乃是一名文学青年,头脑中充满罗曼蒂克的幻想。在种种办法都想不通后,他脑筋急转弯,想逞露才华,献书皇帝。说不定皇帝一见,就惊呼他为奇才。然后他趁机把心中夙愿向皇帝倾诉,皇帝一高兴,就会赐他银冠玉带,命他奉旨成婚。

在挨了许多板子要被送进大牢之前,冯起炎还期待着皇帝会可怜他的一片痴情,偿了他的夙愿。请官审案官员转告皇帝:“若以陛下之力,差干员一人,选快马一匹,克日长驱到临邑”,去为他说媒,“则此事谐矣。……二事谐,则臣之愿毕矣。”

想必乾隆皇帝登基四十一年来,还没有遇到过如此可笑之事。在开怀大笑并且把这个笑话转告给后宫宠妃之后,皇帝表现出了难得的慈祥和善良。当然,说慈祥,不是说皇帝真的派人去给冯秀才娶小女和小凤,而是少见地没有取他的脑袋。起炎先生幸运地保留了性命,以“痴心迷妄”、“欲渎圣聪”之罪,“刺字发遣”,发配到黑龙江的冰天雪地里,“给披甲人为奴”,在北大荒里终老了此身。二、孔子后代精神失常

乾隆十八年,一个面黄肌瘦、衣衫破旧的人来到山东孔府,叩门投书,自称是孔家的亲戚。此人自称浙江人,叫丁文彬,说前日上帝临凡托梦,把孔府衍圣公的两个女儿许配给了他,他今天来做上门女婿。他自称不是平凡人,别看穷,可是学富五车,写了许多文章,“皆天命之文,性命之学”,请衍圣公过目。孔府将此事报官,审得此人实系一精神病患者,从小父母双亡,年纪老大还没有成亲,因此精神越来越不正常,时常听到一个小人,自称上帝,在他耳边说话,指点他改写《洪范》和《春秋》,并且说已经命他当了天子,管理天下之人,用年号为“天元”,并且偷偷把自己的哥哥封为夏文公、族叔封为太宰。当然,这些事都是他心里做事,写在纸上,那些被封的“当事人”并不知道。

山东巡抚杨应琚在奏折中对丁的得病原因进行了合情合理的分析:“臣考察其情形,丁文彬乃是一至贫极贱之人,一旦识了几个字,就自认为身怀奇才异能,无出其右。因而妄想富贵美色,痴心目识,结为幻影,审不可破”,他说,“听其所言,不论何人俱知其妄。”

杨应琚的分析很有道理,符合现代心理学的补偿原理。当然,他进行深入分析,是为了证明丁氏并没有其他党羽,不是真正的逆案,而不是为了宽恕丁文彬本人。这位深知乾隆心理的大臣建议皇帝把丁文彬杀掉。

乾隆皇帝也认为此人是个疯子无疑。杨的奏折中提到丁氏身体不好,经过大刑,已经奄奄一息。皇帝对此非常重视。他掐指一算,这个案子按正常程序,经三法司会审,再行文到山东,先后要近一个月时间,即使再加急,也要旬余。如果丁文彬这期间死在狱中,可就太便宜他了。于是他立刻传谕杨应琚,根据丁的身体情况,自行决定丁的行刑日期,如果丁氏确实病危,即可将其提前凌迟处死。

杨应琚受命之下,当即亲赴大狱察看丁文彬的健康情况。他发现丁氏说话时语少气短,精神极度萎靡,恐怕支撑不了几天,于是立刻命令济南知府等当天布置法场。乾隆十八年六月十四日午时,丁文彬被驾上囚车,押赴法场,在万头攒动中被绑上木桩,接受千刀万剐,在身上的肉一片片被割下来之时,他口中尚且喃喃有词,念叨上帝的恩谕。

除了丁文彬被处死之外,其兄丁文耀、两个年满十六岁的侄子丁士麟、丁士贤虽然并不知情,也被处以斩监候,秋后处决。不满十六岁的两个侄子被配给功臣家为奴。

据不完全统计,乾隆一朝,类似丁文彬这样的“疯子文字狱”多达二十一起。然而这些疯人没有一个逃过了皇帝的法网。其中七起案件中,疯子被凌迟处死,疯子的亲属也被连坐,或者处以斩监候,或者被赏给功臣人家为奴隶。另外十四起被从轻处理,不过即使从轻,也基本都是“斩立决”或者“立毙杖下”。三、字里行间有避讳

传统社会中,永远有那么一类读书人,身无分文,心忧天下。虽然终生不售,他们却总不甘心放弃“献身政治”、“致君尧舜”的宏大理想,因为圣人告诉他们,这是士人活着的唯一目的。

乾隆四十五年七月五日早晨,广西布政使朱椿出门想去桂林城外一游。官轿刚刚出胡同,路边抢出一位老者,颤巍巍跪在路边,手中高举一册文书。朱椿心中腻烦,看来又遇到一位告状的,真是官身不自由!直到随从把文书递到他手里,才发现并非如此。文书封面上题着两个字“策书”,原来是一份政策建言书。打开一看,端楷正书,字迹娟秀,内容有五条:

一、请朝廷进一步减免钱粮,减轻底层人民负担;

二、建议各地添设社义仓,以救济贫民;

三、革除盐商,盗案连坐;

四、禁止种烟,以利人民健康;

五、裁减寺僧,减轻社会负担。

文章层次清楚,文字明晰,是一份有数据、有分析、有办法的政策建议书。与一般的书生建言不同,这份报告还有许多定量分析。比如在论述广西的种烟之害时,书上写道:“今种烟之家,十居其半。大家种烟一二万株,小家亦不减三千。每万株费人工十或七八,灰粪二三百担,麸料粪水在外……总种植烟苗始末之工费以图耕稼、种植杂粮,实可以活天下大半之人。一个老知识分子关心家国的拳拳之意跃然纸上。

朱椿立刻转轿回府,把老人带过来细细审问。老人一看方伯大人没有如期待的那样把他延为上宾,热情款待,反而疾言厉色,如对大敌,一时不知所措,跪在地上原原本本从头道来。原来这个老头名叫吴英,是广西平南县人,读了一辈子书,只考上了一个秀才。如今六十岁了,身体多病,眼看着朝不保夕,不甘心就这样死去,便想把自己对国家和皇帝的忠爱之情化为这一纸策书,对社会有所贡献,也算不枉到人世来了一趟吧。

朱椿连夜给广西巡抚写了一个汇报,认为这是一个严重的政治案件,其罪有二,一是普通读书人胆敢批评国家的政策,二是行文中犯了圣讳。原来,这篇策书中“圣上遵太后之遗命,命免各省税粮,其德非不弘也,……圣上有万斛之弘恩,贫民不能尽沾其升斗”一段,两次用了皇帝名字中的弘字,没有避讳。

第二天,这桩案子就转给了广西巡抚姚成烈。姚成烈放下手中所有事情,全力处理此案。他命人兵分两路,一路赶往吴英在省城的投宿地鼓楼街的涂鼎茂客店,逮捕客店老板和小二,搜查吴英的随身行李,看有没有其他字纸文书。另一路赶赴吴英老家平南县,抄家捕人,把吴家搜了个底朝天,把吴英所有直系亲属二十多人都捆绑来省城,连夜进行审讯,对所有人都动了大刑,当场打残废了两个人。审讯的重点是这份策书后面还有没有同谋。

审讯的结果非常简单:这确是吴英“实思献策,冀得功名,并非怨望诋毁”,自己一个人闭门所写,与其他任何人没有关系。确信已经审得了实情,姚成烈立刻写了一份奏折,向皇帝汇报了此案。他提出如下处理方案:

一、秀才吴英生逢圣世,……不知安分,妄递策书……其中竟然冒犯皇帝的圣讳,并且有批评指责朝政之处,殊属丧心病狂,案情重大,未便稍宽。应以“大逆”罪,凌迟处死。

二、吴英的两个儿子吴简才、吴经才,亲弟弟吴超,亲侄子吴逢才、吴栋才,均已经年满十六岁,请按照“缘坐”律,斩立决,先行刺字。

三、吴英的继妻全氏、妾蒙氏,儿媳妇彭氏、马氏以及术成年的幼子懋才、张才,还有幼孙亚宣、亚二、亚儿,幼侄伟才、观奇、亚三,都发配给功臣之家为奴。

这道奏折以六百里加急的速度被送往北京。万里迢迢到了北京,已经是九月份了。九月底,乾隆皇帝在和大学上九卿等人反复多次认真研究了这桩大案后,做出了如下决定:

第三条如广西巡抚所拟,即处以吴英凌迟,女人及未成年者一律发配为奴。但皇帝仁慈,改第二条吴英弟弟及子侄之“斩立决”为斩监候,秋后处决。

可以说,乾隆朝的“文字狱”,大多是无中生有、小题大做,除了反映统治者的“杯弓蛇影”外,没有什么意义。许多文字狱,在血淋淋的案情背后,反映出的是乾隆皇帝对社会大动荡的恐惧心理和过度防范心态。面对人口压力导致的诸种社会问题,他偏执地选择了高压控制这一条对策。他认为,只要把这些犯上作乱的“苗头”一一消灭于萌芽之中,大清王朝就会长治久安,太平万年。其实则不然,哪里有压迫哪里就有反抗,最终导致了清政府的灭亡!

本文根据张宏杰教授新书改编整理

出处《世纪名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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