董其昌《秣陵旅舍送会稽章生诗》帖（简介） 古代中国皇权至上，帝王个人的好恶对某一时期的艺术潮流和风尚会产生直接的影响。最典型的例子是，唐太宗李世民喜爱王羲之书法，亲自为《晋书》的《王羲之传》撰写赞语，对其书法推崇备至，以为尽善尽美。上有所好，下必有甚，一时间从国戚重臣到经生书手，朝野跟从，争相临习王字，以致初唐书坛几乎完全被二王书风的影响所笼罩，也使得崇王之风持续影响了中国1000多年。
还有一个例子，那就是明代晚期的董其昌。董其昌(1555～1636年)字玄宰，号思翁、思白，别署香光居士，松江华亭(今上海市松江县)人。他在中国书法史和绘画史上均有崇高的地位，这自然与他在当时已取得的艺术成就有关，与万历年间以他为代表的所谓“云间书派”的风靡一时有关，然而董其昌书法真正被推崇到极致，却是在入清之后的康熙朝。康熙皇帝十分喜爱书法，曾以沈荃为师，而沈荃是沈粲的后人、董其昌的同乡，专学董书。康熙在这位“帝师”的影响下。成了董书的崇拜者。当时，能写得一手董书者，参加科考被录取的机会多，人仕后更易升迁，甚至有可能得到皇帝的恩宠和重用。所以康熙年间的书坛，董书一统天下，直至乾嘉之际碑学书法崛起，才与董书一脉的帖学书法平分秋色。 本文要介绍的，是西安碑林所藏董其昌行书《秣陵旅舍送会稽章生诗》帖，虽然刻作碑形，实为董其昌的一件书法单帖，刻于清康熙四十年(1701年)。螭首龟趺，高331厘米，宽112厘米。所刻文字分为7栏，前5栏为董其昌所书其自撰七言诗三首，每栏15行，行字不等，行书；后二栏是达礼善的跋文，每栏17行，行字不等，亦为行书。此刻帖未见金石著录。先录董诗如下： 秣陵旅舍送会稽章生 君不见禹穴高峰百丈奇，千年王气山之垂。 又不见兰亭筋咪飞雄笔，天花昼洒分颜色。 会稽山水钟韵士，风雅翩翩多羽翼。 章生磊落名家驹，湖海意气无人如。 全越文章归领袖，三昊人物争吹嘘。 鸟衣几出萧关路，千里青山两担书。 凉秋八月都门，逆旅相逢如夙好。 黄公之垆酒新酿，唾壶击缺仍悲啸。 令我神情太王生，三杯耳热都倾倒。 我本吴中侠更儒，屠龙之技世所迂。 前身不独疑词客，执笔曾轻佐褚虞。 胸中痴绝不能尽，闲写秋林木叶疏。 多君典赏足青眼，不似傍人只好竽。 君今久客吟思越，戎装饮马秦淮月。 天涯聚首几弥旬，哪堪更作天涯别。 山阴风物性所亲，地主如君不厌频。 试听寒夜江头雪，定有扁舟访戴人。 圣人有大宝，金镜洞八荒。 阴阳为炭遣化冶，剖判混沌侔三光。 希夷恍惚含有象，空明寂照夜无方。 曾闻传成史，岂是秦宫装。 悬之玉辰助垂裳，清辉能烛奸与良。 山河大地一览尽，山精魑魅夜遁藏。 天子万寿坐明堂，月轮重朗星含芒。 比德水鉴光琅琅。映照八彩皇哉唐， 汾阴宝鼎何足当。 题小昆山舟中读书图 凄烟表草平原暮，二士千秋哪得寤。 闲愁不到钓鱼矶，习心禾遣忘羊路。 苇花平岸变霜容，总是窗前书带丛。 何时棹向朱泾去，船子元无半字踪。 其昌 此帖并非只刻《秣陵旅舍送会稽章生》一首诗，而是三首，第二首无诗题。第三首题日“题小昆山舟中读书图”。值得注意的是，董其昌这三首诗均未收入其个人诗文集《容台集》。该书刊印时，董其昌虽已暮年，却还在世，不知何故没有收入。后人所编的其他明诗总集，董诗收得很少，自然也不见这三首诗。有赖于达礼善刻石碑林，不仅为碑林弥补了阙典，增添了董其昌书迹，也使这三首董诗得以流传下来。 关于此帖的刊刻，达礼善在跋文中交代得很清楚： 余素嗜字学，尝论王右军后，笔法各有不同，钟、颜、褚、柳，分庭擅胜，至赵松雪，玉振金声，无法不备，集诸家之大成。董文敏崛起数百年后，综揽前贤遗迹，摩画古人神髓，天根月容之巧，牛鬼蛇神之奇，奔会腕下，肩任守先待后之贵者，其谁与归。余鉴古堂诸帖毕备，而就中酷嗜者，松雪之外，惟有文敏。所藏墨宝甚夥，独秣酸送会稽章生诗为最。年来随家大人藩伯三秦，举业之余，博采长安碑洞诸帖及筐中所藏绛帖，并诸前人真迹善本，展玩临摹。因念碑洞为诸名家丽集之所，而文敏为继松雪之一人，竟只字未载，殊为阏典。爰以寿诸贞珉，公之宇内，只此吉光片羽，足胜七尺珊瑚矣。 康熙辛巳五月既望长白达礼善履中氏识于西安藩暑之董园。 他有感于碑林里竟然没有董书，遂将其家中所藏他认为最好的董氏书迹《秣陵旅舍送会稽章生诗》，“寿诸贞珉，公之宇内”。也就是说，此帖是直接刻于西安碑林的，它应该是西安碑林中第一块董其昌书迹刻石。 关于达礼善其人，以前有一个误解，以为就是《清史稿》有传的达理善，其实是不相干的两个人。达理善者，那木都鲁氏，满洲正黄旗人。皇太极崇德年间(1636～1643年)在征明诸役中屡有战功，顺治年间曾驻防杭州，平叛南昌，从征云南。康熙十三年(1674年)王辅臣叛，请缨率师赴西安参加平叛，次年病故于秦州军中(《清史稿·达理善传》)。他当然不可能在死去20多年后再来刊刻此帖。而刊刻此帖的达礼善，笔者尚未查得具体的生平资料。其跋文称“年来随家大人藩伯三秦”，则其父曾做过陕西的布政使，时间是在刻此帖前不久。查雍正本《陕西通志》，条件比较相符的是鄂海。鄂海(?～1723年)，温都氏，满洲镶自旗人。康熙三十六年(1697年)任陕西按察使，同年改任陕西布政使，康熙四十年升陕西巡抚，康熙四十九年升川陕总督。刻此帖的康熙四十年五月，他或者仍在布政使任上，或者刚刚升任巡抚。跋文提供给我们的虽说不是直接证据，却是重要线索，据此证以地方史志，可以基本推定此达礼善应是鄂海之子。 西安碑林中，与达礼善相关的碑刻除《秣陵旅舍送会稽章生诗》帖之外，还有以下5种： 其一为《关夫子像赞》，康熙四十三年刻，达礼善撰并楷书，圆首方座，高178厘米，宽68厘米； 其二为《草诀百韵歌》，康熙四十四年刻，达礼善草书，凡34石，均高29厘米，宽93厘米； 其三为《华岳题名记》，康熙四十四年刻，达礼善记，陈奕禧书，凡4石，高、宽不等； 其四为《童子拜观音图》，康熙四十四年刻，达礼善绘并书。螭首龟趺，高183厘米，宽61厘米； 其五为《暮春游牛头寺诗》，未署年款，刻立时间应与以上诸刻相仿，达礼善集王羲之圣教序字，凡4石，前一石高、宽均40厘米，后3石均高40厘米，宽89厘米。 以上清单又可以从另一侧面说明，此达礼善确有特殊的身份，作为地方大员之子，他的面子和实力毕竟非同一般，居然把这么多的刻石塞入碑林，还把董其昌的《秣陵旅舍送会稽章生诗》帖刻成了丰碑巨制。只是他个人的仕途经历还不清楚，存疑待考吧。 达礼善据以刻石的底本，出于其家藏。此帖卷首除董其昌“玄赏斋”印外，还有一枚“鉴古堂家藏”印，而跋文中有“余鉴古堂诸帖毕备”语，可知“鉴古堂”是达礼善之斋号。当时，满清入关刚刚半个世纪，去明不远，达礼善所藏者应该是墨迹本。然而，董其昌此卷书迹除碑林这件石刻本外，墨迹本本身不见于著录，不见书史著作提及，不知达礼善之后，这卷墨迹下落何处。 就在笔者撰写此文时，友人在网上搜到一件《董其昌行书自作诗手卷》，是北京中贸圣佳拍卖公司2007年秋季拍卖会的拍品，以11.2万元成交，正是董书《秣陵旅舍送会稽章生》等三首诗的墨迹本。此卷为纸本，长419厘米，宽29厘米，其三首诗的次序、文字内容及行文格式，与碑林中的石刻本完全相同。只是所附照片太小，无法将二者作书法上的比对。其可靠性究竟如何，还无法判定。如果该手卷不伪，就应该是达礼善“鉴古堂”所藏的那卷墨迹，刻石后销声匿迹300年，又乘着当今收藏热的大潮而重现于世了。 碑林石刻本仅有刻石时间，而董其昌此帖书于何时，帖中无年款。推敲其诗句，似乎也没有关于时间的线索。“秣陵”是南京的古称，董其昌籍贯松江华亭，离南京很近，他参加乡试就在南京，天启年间(1621～1627年)他还做过南京礼部尚书。我们只能知道，三首诗中的一首作干南京，但作于何时、书于何时，就很难讲了。 就书法而言，这件刻帖的行书率意自然，萧散简淡，用笔虚灵，富于变化，加之刻工精细，能把董书淡远真率的意境再现出来，风采姿神十分耐看。虽然董其昌之墨迹存世很多，但其书迹刻石少有人留意，碑林的这件《秣陵旅舍送会稽章生诗》帖，可算是他行书中的精品，值得重视。 责编 潇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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