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东坡

 

千古以来，滔滔文人，何其多也。我却独爱苏东波。

苏东坡是万世文人的偶像、准则、法度，这一点毫无例外，如果有，唯一的例外那就是没有例外。

王国维在《人间词话》中说：“三代以下诗人，无过屈子、渊明、子美、子瞻者。此四子者，若无文学之天才，其人格亦自足千古。故无高尚伟大之人格，而有高尚伟大之文章者，殆未有之也。”

国学大师的人格论深得我心。文章未尝不是性情之袒露，心灵之烛照，灵魂之洞察也。东坡为文汪洋恣肆，雄豪扩大，飘若浮云，惊若蛟龙。首先在于他的人格美善，其次才是思想深远，境界高迈。然后才能裹惊雷、挟江海、掀滔天巨浪，举重若轻，举轻若重。

苏轼的恢弘，即便是“凤歌笑孔丘”的李白，或许也要望洋兴叹。我们可以在林语堂的《苏东坡传》中，找到 “李江苏海”的缘由。

“苏东坡是一个不可救药的乐天派，一个伟大的人道主义者，一个百姓的朋友，一个大文豪，大书法家，创新的画家，造酒实验家，一个工程师，一个假道学的憎恨者，一位瑜珈术修行者，佛教徒，巨儒政治家，一个皇帝的秘书，酒仙，心肠慈悲的法官，一个政治上的坚持己见者，一个月夜的漫步者，一个诗人，一个生性诙谐爱开玩笑的人。”

这样的一个怪才，一个鬼才，一个奇才，一个全才，历史只能赐予我们一次。谁也不知道，这个上帝赐予的尤物，这个注定无法复制的人中豪杰，前世究竟是怎样一个魂灵？他的一生，究竟是一出喜剧，一出悲剧，一出正剧，还是一出五味杂陈无法解说的悲喜剧？

穷而后工，不平则鸣，国家不幸诗人幸。苏轼的人生，几乎浓缩了中国历代文人的所有命运。或悲慨，或昂扬，或低沉，或洒脱，或狂放，或沉静……

20岁时，苏轼就以一篇《刑赏忠厚之至论》获得主考官欧阳修的击赏，本来是毫无争议的第一，但因为欧阳修以为该文是自己的弟子曾巩所作，为了避嫌，才把苏轼署为第二。后来，展卷一看，第一雄文的作者竟然是苏轼，欧阳修大为后悔，本来就是为了避嫌，结果反而把曾巩推为第一。对于苏轼的才华，欧阳修异常珍惜，他对梅尧臣说：“老夫当避路，放他出一头地也。”这就是“出人头地”的来历。欧阳修还对自己的孩子和学生们说：“几年之后，北宋及后世文坛只会说苏轼，而不会再念及我欧阳修了。”能得到文坛领袖如此褒奖，苏轼几乎在一夜之间，名满天下。但苏轼的人生坎坷，却也就此拉开序幕。

高中进士之后不久，苏轼遭遇母忧，仓促回川；紧接着又是父亲病故，扶丧归里。这一来一去就耽误了好几年，其间北宋政坛风云变幻，恩师欧阳修等人因反对王安石变法，被迫离京。苏轼从政的黄金时期就这样错过了。否则以苏轼的雄才大略，说不定真能挽狂澜于既倒，扶大厦之将倾。

苏轼丧满还朝途中，亲眼见到新法对老百姓的损害，于是回京甫定，就慨然上书，认为新法不能便民，结果开罪了王安石，因而不容于朝廷。愤怒的苏轼自求外放，调任杭州通判。在杭州待了三年，任满后，苏轼先后知杭州、密州、徐州、湖州。在湖州，苏轼遭遇有宋以来的第一个文字狱——乌台诗案，被整整关押103天，最后九死一生，被贬为黄州团练副使，相当于现在自卫队队长，而且还是副的。最要命的是朝廷还不给俸禄，苏轼只能挽起袖子，开垦荒地，自食其力，直接从事农业生产。“东坡居士”的别号由此而来。

元丰七年，苏轼离开黄州，奉诏赴汝州就任。途中，神宗驾崩。王安石倒台，司马光卷土重来，重新被启用为相。苏轼以礼部郎中被召还朝。半月之后，升起居舍人，三个月后，升中书舍人，不久又升为翰林学士。然而，苏轼就是苏轼，他对司马光拼命压制王安石集团的人物，以及尽废新法，感到不满，于是再次上书，因而又开罪了旧党领袖司马光。

从此，苏轼成为新党和旧党的共同敌人。好个苏轼，就是不知道悔改，他在给朋友的信中说：“昔之君子唯荆是师，今之君子唯温是随，老弟与温公相知日久，始终无间，但不随耳。”

这里的荆公就是指王安石，而温公则显然是司马光。尽管苏轼被新党视为旧党,尽管他和司马光交情不薄,但他决不随波逐流,人云亦云，而是客观实际的指出：新党既有其弊端，但也有其好处，并非一无是处；而旧党既有其好处，也有其弊端，并非尽善尽美。这种不折中、不调和的人生态度，激怒了新旧二党，苏轼不得不再次请求外调。结果再次来到阔别了十六年之久的杭州，不过这次是当杭州太守，是真正的法人代表，他能够实现他的政治理想，能够做一些实事了。苏轼在杭州政绩卓著，最为后人称道的是，他在杭州修了一项重大的水利建设，疏浚西湖，用挖出的泥在西湖旁边筑了一道堤坝，也就是著名的“苏堤”。

元佑六年，在杭州过得活色生香的苏轼，又被征召回朝。不久又因政见不合，被外放颖州。元佑八年新党再度执政，苏轼以“讥刺先朝”的罪名，被贬为惠州安置，再贬为儋州别驾，再贬为昌化军安置。不久，徽宗即位，苏轼被调为廉州安置、舒州团练副使、永州安置。元符三年宋朝大赦，苏轼复任朝奉郎，北归途中，卒于常州，享年六十六岁。一代奇才的壮阔人生，终于谢幕了，整个宋代，或者是中国的整个文坛从此一片黑暗，直到又一个英雄曹雪芹的横空出世。

苏轼的一生既波澜壮阔，又江河之下，一贬再贬，他凭什么度过那些惨淡岁月？凭什么度过那么多的长夜和冷雨？这一点让后世文人艳羡不已，又赞叹不已。

我以为，苏轼的人生有四大宝。其一是儒家，其二是道家，其三是佛家，其四是史家。

其一是儒家明知不可而为之的操守。

这个操守自小就在苏轼的心灵里打下烙印。苏轼有诗云：“一点浩然气，千里快哉风。”这里的“气”非常重要。“气”本是普通字，是空气，是气体，是大气，是精神，是力量，是内心里的一种愤激，是一肚子不合时宜。这种“气”还是孟子所说的“吾善养吾浩然之气”的“气”，是哲学概念，是元气，是伟大的道德动力，是儒家求善、求正义的高贵精神。苏轼把这种伟大精神高升到无极限的高度，至大至刚，以至“山崩与前不变色，海啸于后不变声”。

苏轼十年那年，父亲苏洵游学四方，母亲程氏亲授苏轼书，闻古今成败，辄能语其要。程氏和苏轼一同读《范滂传》，母子慨然太息。那么，范滂究竟何许人也？原来范滂是东汉人，年轻时被国家征召，他“登车揽辔，慨然有澄清天下之志”。这个慨然就是儒家的治国平天下之志。后来范滂果真为国作出一番大事业来，但不久之后，后汉发生党锢之争，很多党人被关进监狱或被处死。范滂听说官府也在捉拿他，就想去自首，与党人共同赴难，于是，对母亲说：“滂归黄泉，存亡各得其所。惟大人割不可忍之恩，勿增感戚。”就是说，我今天慷慨赴死，只是老母在堂，养育之恩未报，这是我唯一不能割舍的情感。

母曰：“汝今得与李、杜齐名，死亦何恨！既有令名，复求寿考，可兼得乎？”他的母亲说，能够获得李杜一样的名声，死而何憾？人怎么可能既能获得美好的名声，又能富贵寿考呢？

苏轼当即就问母亲：“轼若为滂，母许之否乎？”程氏答曰：“汝能为滂，吾顾不能为滂母邪？” 好一个伟大的母亲，好一次伟大的教育！正是这种耳濡目染，苏轼从小就获得了儒家的一种忠义奋发的大志，从此“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苏轼秉承屈原的忠君爱国之心，知无不言，言无不尽，从来不曾为自己的命运担心。“亦余心之所善兮，虽九死其犹未悔。”在《江城子》中，苏轼写道：“老夫聊发少年狂，左牵黄，右擎苍。锦帽貂裘，千骑卷平冈。欲报倾城随太守，亲射虎，看孙郎。酒酣胸胆尚开张，鬓微霜，又何妨！持节云中，何日遣冯唐？会挽雕弓如满月，西北望，射天狼。”天狼星主侵略，代表叛逆的象征，苏轼这首词是要表现自己哪怕像冯唐一样衰老，但仍有心要和西北敌人交战，捍卫祖国的国土。“白羽犹能效一挥”“谁信儒冠也捍城”。

就算累累若丧家之犬，东奔西走，苏轼仍不顾自己带罪之身，尽自己最大所能，呵护社会和民众。他曾上书武昌太守，揭露百姓因艰苦养不活孩子，成群杀死初生婴儿的人间惨剧。

“轼启：

昨日武昌寄居王殿直天磷见过。偶说一事，闻之辛酸，为食不下。念非吾康叔之贤，莫足告语，故专遣此人。俗人区区，了眼前事，救过不暇，岂有余力及此度外事乎？

……

公更使令佐各以至意，诱谕地主豪户。若实贫甚不能举子者，薄有以碉之。人非木石，亦必乐从。但得初生数日不杀，后虽劝之使杀，亦不肯矣。自今以往，缘公而得活者，岂可胜计哉！佛言杀生之罪，以杀胎卵为重。六畜犹尔，而况于人。俗谓小儿病为无辜，此真可谓无辜矣。悼是杀人犹不死，况无罪而杀之乎？公能生之于万死中，其阴德十倍于雪活壮夫也……

款向在密州遇饥年，民多弃子。因盘量劝诱米，得出剩数百石别储之，专以收养弃儿，月给六斗。比期年，养者与儿，皆有父母之爱，遂不失守。所活者亦数十人。此等事在公如反手耳。恃深契故不自外，不罪不罪。此外惟为民自重，不宣。轼再拜。”

今读此文，依然感受到苏轼内心的凄苦之声，不仅有恳切地劝告，还有解决问题的措施和方法。苏轼从来就不是一个口头政治家，他的身上闪耀着人道主义的光芒。

在《浣溪沙》中，苏轼写到：“谁道人生无再少，门前流水尚能西。休将白发唱黄鸡。”人生可以再少，青春可以常驻，何必为日月变迁，人生衰老叹息？这就是儒家的清新刚健的人生态度，孔子就曾说自己“愤而忘食，乐而忘忧，不知老之将至云尔”。

其次是道家的道法自然，自然而然的达观和超脱之情。

苏轼把儒家的道德文章和道家的清静超脱，融贯在一起，并逐步调和起来，完成了自己的人格塑造。还在苏轼很小的时候，当他第一次读到《庄子》时，大为感叹：“吾昔有见，口未能言，今见是书，得吾心矣。”就是说：“我当初有一些自己的见地，但总说不出来，今日读到这本书，发现这本书真是深得我心啊。”

后来苏轼的弟弟苏辙写了一本书叫《老子解》，苏辙把很多儒家的理论和道家思想糅合在一起了。苏轼给弟弟的《老子解》写了一篇跋文，从这篇跋文，我们可以窥见苏轼对儒道佛的见解，尤其是对道家的认识。他说：假使西汉初年有了这本书，则“孔老可合一”；假使晋宋之间有了这本书，则“佛老不为二”。由此看来，苏轼认为儒道佛，本质上并不矛盾，它们有相容贯通的地方，而他自己确实就是这样的实践者和施行者。

另外一个证据就是苏轼对陶渊明极其推崇，尤其是在黄州亲自躬耕之后，感同身受，应和了陶渊明的很多诗歌。陶渊明是典型的穿行在儒道佛思想之中得其精华而不拘于一家的一位诗人，他的身上，明显闪耀着儒道佛交融的人格境界。这种人格理想显然给了苏轼巨大的启迪。

正是在道家思想的涵养之下，苏轼获得了人生的超脱。在《超然台记》中，苏轼写道：“美恶之辨战乎中，而去取之择交乎前，则可乐者常少，而可悲者常多。”意思是说：“物的好坏在你内心交战，得失的利害总在你的眼前，这样你整个人就被物欲压倒了。一个人只有超然于物欲之上，才能得到自己的快乐。”苏轼的一生经历了那么多的打击和挫折，而终究能够完成自我的人格塑造，如果没有随遇而安的道家思想，没有超越物欲的人生境界，这是不可想象的。

在《定风波》里，苏轼借助写一个女孩子，表达了自己的人生感悟：“万里归来年愈少，微笑，笑时犹带岭梅香。试问岭南应不好？却道：此心安处是吾乡。”吾乡何在？在心安处。而在另一首《定风波》里，苏轼写道：“莫听穿林打叶声，何妨吟啸且徐行。竹杖芒鞋轻胜马，谁怕，一蓑烟雨任平生。料峭春风吹酒醒，微冷，山头斜照却相迎。回首向来萧瑟处，归去，也无风雨也无晴。”

东坡为何不躲雨？因为他知道“前方亦雨”，既然躲不掉，为何不坦然接受？就像人活着，自然就有死亡，每个人都有死亡，那么怕死有用吗？所以，史铁生最后感悟，死亡是一个必然会到来的节日。以这样一种达观迎接它的到来。人生其实就是一场风雨，无边无际，无可躲藏。最好的避风港就是自己的心灵，“此心安处是吾乡。”

正因为如此，苏轼又和陶渊明有所不同，他不隐居，他不退出江湖，因为江湖就是人，人就是江湖，怎么退出？因此，他不需要躲避官场，逃离尘嚣，人活在世上，谁能摆脱人生这一张罗网？无论是居庙堂之高，还是处江湖之远，对苏轼来说均是“外部世界”，本无区别。他最后的归宿只能是自己的“内心世界”。此心安处，就会“也无风雨也无晴”。

正因为如此，苏轼超越了个人的悲欢荣辱，真正做到了无欲无求，但仍然“不能学太上之忘情也”。苏轼到了杭州，用淤泥筑成了一道长堤，便利了交通，澄清了湖水。在传染病流行的时候，还成立了“病坊”，这是世界医学史上的第一个传染病隔离治疗的滥觞。贬到杭州，他写“水光潋滟晴方好，山色空蒙雨亦奇。若把西湖比西子，淡妆浓抹总相宜。”对手看他过得惬意，又把他贬到惠州。谁知道，苏轼很快又找到了快乐。各种时鲜的水果，他都有得吃。“卢浮山下四时春，卢橘杨梅次第新。日啖荔枝三百颗，不辞长作岭南人。”对手一看不行啊，又把他贬到了黄州，而且不给饭吃，苏轼就自己耕种，又和老百姓打成一片。很快他就热爱上了黄州的山水，喜欢起黄州的人民。他说：“山中友，鸡豚社酒，相劝老东坡。”简直就是其乐融融嘛。但很快调令又下来了，要把苏轼调到汝州。这次苏轼也开始难过了，“云何？当此去，人生底事，来往如梭。”因为黄州有苏轼亲手搭建的雪庐，亲手栽种的柔柯，还有“把酒话桑麻”的农友。但转念一想，到汝州也好啊，想必汝州也会不错。“待闲看秋风，洛水清波。”汝州是古代的中原地带，洛水从那里流过，想来会散发清波，惊鸿照影。

苏轼还没到汝州，对汝州喜欢的诗歌就已经出来了，对手很生气，后果很严重。看来汝州是不能让苏轼去了。干脆把苏轼贬到中国最南端海南岛去。这次不但不给苏轼吃的，连房子都不给苏轼住。有一段时间苏轼带着儿子就睡在桄榔树叶下面，有感于桄榔叶子的庇护，苏轼后来还写过一篇文章，叫《桄榔庵铭》。在海南岛的缺医少药的恶劣环境中，苏轼还解嘲说，“因为身处蛮荒，没有医师，因而避免了京师庸医可能的误诊。”直到离开海南岛时，苏轼还挥笔写下：“九死南荒吾不恨，兹游奇绝冠平生。”历九死而不恨，海南岛的风景是自己一辈子所遇最好的风景。苏轼没有谎言，他是真把海南岛当成了自己的故乡。他说：

我本海南民，寄生两蜀州。

忽然跨海去，譬如事远游。

他甚至还说，“他年谁作舆地志，海南万里真吾乡。”这是怎样的胸襟？怎样的境界？怎么的气度？

苏轼有一次和自己的弟弟说：“我上可以陪玉皇大帝，下可以陪卑田院乞儿。在我眼里天下没有一个不好的人。”“人生到处知何似？应似飞鸿踏雪泥。泥上偶然留指爪，鸿飞那复计东西？”人生像什么？飞鸿踏雪。无论功名利禄，还是痛苦灾难，一切皆为偶然，都是虚幻，故欢乐不可纵，痛苦不必萦，世事沧桑，过眼烟云，求得本心清静，便是解脱。

苏轼弃圣绝智最典型的是下面一首诗，元丰六年，苏轼和朝云的爱情有了结晶，苏轼写诗自嘲：

人皆养子望聪明，我被聪明误一生。

唯愿我儿愚且鲁，无灾无难到公卿。

其三是大彻大悟的佛的境界。

佛者，觉也。得到了大智慧，能将宇宙万物三届诸相均看透的人就是佛。一般来说，“佛”是理智、情感和能力都同时达到最圆满境地的人格，换句话说，佛是大智、大悲与大能的人。佛不是万能，佛不能赐我们以解脱，他只能教导我们，我们还是要凭自己的努力才得解脱。

苏轼除了在《老子解》的跋文中表达了“佛老不为二”的思想，又常常和佛门中人打成一片。比如佛印，就是苏轼最好的朋友，还有辩才和尚。苏轼曾经在《祭龙井辩才文》说过：“孔老异门，儒释分宫。又于其间，禅律相攻。我见大海，有北南东。江河虽殊，其到则同。”再次提出儒释道三家相反相成，他认为佛老思想一个最重要的特点就是“静而达”。能静就不会被外物转移，能达就会对生死、毁誉、贵贱有一个通达的看法。学佛老的好处在于可以“应万物之变”，就是不论在什么挫折和苦难之中，都能有方法和态度去应对，都能有自己的操守和定力，不会被挫折和苦难打倒。“静而达”就是这样的一种人生境界，这是东坡的人生过滤所得，以至他一生都受用无穷。

他的人道主义精神，实际上可以看成是他的慈悲之怀。

苏轼与章惇原为好友,后则形同水火。东坡后半生的宦途，可以说都被章惇给毁了。年轻的时候，苏轼与章惇游芦关,至峡谷边,章惇坚邀苏轼同过峡谷间一个摇摇欲坠的小木板吊桥，到对面去题字。苏轼不肯与章惇过桥，章惇则自拢衣袍，抓住吊索，神态自若的走过吊桥,并在峭壁上写下“苏轼章惇来游”六个大字，然后泰然而回。苏轼拍拍他的肩膀，半开玩笑半认真地说：“日后子必杀人。”章惇反问：“何以见得？”苏轼答：“能玩性命于股掌，当必能杀人。”苏轼一辈子不善于识人，只有这一次是例外。

日后，章惇得势,力排元祐党人。尤其对苏轼，更是赶尽杀绝。苏轼不断被迁移流放，都是他的主使。后来新皇帝登基，苏轼从海南岛遇赦召回，即将委以重用。章惇之子章援害怕苏轼打击报复，就写信给知苏轼，说自己的父亲章惇也获罪流放海南岛去了，乞求东坡能看顾其父,东坡给章惇之子的复信如下：

“某与丞相定交四十余年，虽中间出处稍异，交情固无所增损也。闻其高年寄迹海隅，此怀可知。但已往者更说何益？惟论其未然者而已。主上至仁至信，草木豚鱼所知。建中靖国之意可恃以安。所云穆卜反复究绎，必是误听。纷纷见及已多矣，得安此行为幸。见今病状，死生未可必。自半月来食米不半合，见食却饱。今且连归毗陵，聊自憩我里。庶几少休，不即死。书至此，困惫放笔，太息而已。”

苏轼不仅以德报怨，而且还把一本详细的海南岛的生活地图，以及注意事项都叮嘱给了章惇。呜呼，我不知道章惇闻听此言，作何感想？反正我看到这里是泪流满面。

在《东栏梨花》中苏轼写道：“梨花淡白柳深青，柳絮飞时花满城。惆怅东栏一株雪，人生看得几清明。”

这是苏轼和李白的不同。李白一辈子也不明白这个社会是怎么回事，他活在自己的世界里，完全不明白人世，所以他只能是谪仙人。苏轼却不然，高朋满座，不会昏眩；曲终人散，不会孤独；春去秋来，不闻于耳；盛衰荣枯，不萦于怀。他将人生看得太清明了，“且夫天地之间，物各有主。苟非吾之所有，虽一毫而莫取。惟江上之清风，与山间之明月，耳得之而为声，目遇之而成色。取之无禁，用之不竭。是造物者之无尽藏也，而吾与子之所共适。”因为懂得，所以通透。他还用自嘲的口吻，给自己的一生做了界定：“心似已灰之木，身如不系之舟。问汝平生功业，黄州惠州儋州。”

最后，是苏轼的大彻大悟的历史观。

大凡诗人要超脱世俗的重压，常常有两个好去处，一个是看你能否与大自然融合，在自然中望峰息心，窥谷忘反。一个是在广阔的历史之中，能否找到知音，了然彻悟。

柳宗元就是这样的一个人。苏轼曾经说：“宗元之论出，而诸子之论废矣，虽圣人复起，不能易也。”他对柳宗元的历史观给于了高度评价。实际上也反映了苏轼的历史观。既能在山水中得到陶醉，又能在历史中找到因果。

凡是具有史观和旷达的人，都能对盛衰、得失、成败抱有一种超然的通达看法。凡有具有这种看法的人，都能让历史人物分担他的这种感慨和悲苦。历史上那些超然于世俗荣辱，成败利害之外的伟人，他们对人生的意义和价值，都有一种真切认识。这份真切的认识又很自然的会融入后来者的心中，并使得他们具有一种后天的免疫力。因为凡能发生的，历史皆已发生，凡能承受的，前人皆已承受，凡能思考的，前人皆已思考，我们现在发生的一切，无非是历史的重新演绎和我们的重新承受，我们的苦思冥想，无非是对前人的重新思考，如此而已。我并不是天底下最倒霉的那一个，有很多前人和我们唱过“同一首歌”。历史的经验足够用来借鉴，未来之路还正漫长。

孟浩然仕途失意之后，曾写过一首诗，非常有代表性：

人事有代谢，往来成古今。

江山留胜迹，我辈复登临。

水落鱼梁浅，天寒梦泽深。

羊公碑尚在，读罢泪沾襟。

江山到处有胜迹，这些胜迹又能让我们借古人之酒杯，浇自己之块垒，从中获得激励，得大自在。我们千万不能忽视这种史观对苏轼人生的积极影响。苏轼很多咏怀诗都有这种意味。

从海南回来，到达常州，苏轼最好的学生秦少游突然去世，这对苏轼是一个巨大的打击，他曾把少游的名句“郴江幸自绕郴山，为谁流下潇湘去”写在扇子上，每读一遍，未尝不眼泪纵横，叹息说：“少游已矣，百死莫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