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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曲解的成功观
2015年04月01日 来源：齐鲁晚报 □刘天放
什么叫成功?这个问题很难回答,肯定见仁见智。名人的成功倒是好说些,如体育明星世界大赛上夺冠了,就意味着自己职业生涯的成功；歌星红了出名了赚钱了,就意味着成功；科学家有了发明创造,也收获了成功；商人们赚了个盆满钵满,政客们捞足了政绩和面子,也是成功。不过,除了名利,就没有衡量成功的其他标准了吗?就普通人来说,我们的人生观、价值观、理想和追求千差万别,那么,我们的成功究竟以什么为标准呢? 在遥远的过去,普通人的生活有很多可比的方式。例如,我不比你有钱,但我比你有文化；我不如你官做得大,但我比你有情趣；我比不上你的家庭背景,但我有一帮相守的朋友；我没有一个看似体面的固定工作,但我有相对丰富的精神世界；我比不上你的家境殷实,但我有更积极向上的人生态度……几乎每个人都能找到尊严,度过有成功感的一生。每个人都可以或庄稼人或商人、或建筑工或革命者、或哲学家或猎人、或渔夫或诗人地潇洒一生。宗教、宗族、帮族、乡会、行业协会等等,也为人们提供了一个能从中获得生存感、满足感、意义感、成功感的空间。 以前人们心中敬仰的不少成功人士,要是按照当下的标准,几乎都是失败者。而这种人过去又不是凤毛麟角,而是大有人在,不像现在已成珍品甚至孤品。傅斯年主政台湾大学期间,同在台大教外文的夫人是大名鼎鼎的曾国藩的嫡亲孙女、“国防部长”俞大维的妹妹,可是,有这样一个家庭背景和职位的傅斯年,抽的是劣质烟,穿的是有补丁的衣服,有时夫人还要借钱买米。那么,傅斯年这么生活究竟图什么?傅斯年们当时秉持的是“忧患之心”,他们要做精神巨人,而又有谁敢说他们的一生不成功呢? 也许,傅斯年们认为生命的价值不仅在于物质的多寡,还在于理想、文化、品质等的追求和呈现以及更高境界的精神满足。要是把这些跟凡事必功利的人谈起,恐怕多是鸡同鸭讲,因为功利者只是“消费专制”和“市井专制”下的奴才而已。 当下,人心仿佛有些浮躁,都想快速致富或成名,少了甚至没了矜持、耐心、毅力和风度。如今我们好像对成功的评判标准变得单一而世俗了,一个人的成功标志似乎只剩下了权力和金钱,所谓“名利”就是指它们,且这种观点根深蒂固。多年不见的老朋友、老同事、老同学、老战友、老邻居,一见面不问你活得是否开心、家庭是否和睦、工作是否如意、自己心中的理想是否实现,总要开门见山地问你“挣多少钱”或者“官至几品”。画家们比的是谁的画价最高,教授们比的是谁的项目多、科研经费多,导演比的是谁的票房高,医生比的是谁的“外快”多……少有人去关注、去深究画家的画质量如何、教授的课讲得如何、科研是否经得起考验、导演的剧目是否有新意、医生的医术是否高明、医德是否还残存,却满眼都是金钱和名誉。要是以“老套”的标准鉴评,如今那些“台面人”之成功恐怕多数要打折。前段时间蒋方舟在谈到网络作家收入“富豪榜”时就曾直言:“我不知道如果一个作家因为钱赚得多而被人关注,这有什么可喜滋滋的?要是我,我会感觉到有些羞耻。” 你看电视里那些“鉴宝”节目,宝贝被鉴定为多少钱,卖出价与买入价一经鉴定,就是标尺；你看明星或作家的出场费和作家收入榜,就是标准；你看官员们按级别的特殊待遇,就是证明；你看画家的画以几十万、几百万一平尺来计算,就是事实；你看亿万富豪征婚时为靓女和佳人们量身定做的标准,就是现实……此类“明码标价”均与金钱和权力紧密相连。而粗茶淡饭或品味生活情趣的呆子们、书痴们,只能甘拜下风? 在单一且世俗的评判标准下衡量成功,不可能有多少人还愿意坚守,这造成了价值观扭曲、追逐名利、学养倒退、道德滑坡甚至沦丧。自己在权钱上早已迷失,还哪来勇气成就自己心中的理想?想过一种“家徒四壁”却还有尊严的精神生活,就是当下的乌托邦,必将与这个消费至上、无钱权就无能的时代格格不入。金钱是好东西,而权力拥有了也不是坏事,只是它们并非唯一。再谈成功,在这个只论金钱多寡、官当多大的成功标准里,我们就无法理清个人在浩淼社会中的真实价值,故多数人不能“成功”,而其中能做到远离名利且刻意坚守的人,还剩多少呢? (本文作者为山东大学(威海)翻译学院副教授、文化学者、自由撰稿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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