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徐志摩传》

周末，晒着太阳，一杯咖啡，读韩石山《徐志摩传》，饶有趣味。归纳几条感言：
　　第一，韩石山先生到底是“文革”前的历史系高才生。人物传记是治史，这本传记以史料说话，处处见功夫。徐志摩生平中，有些事迹极少被关注，韩氏本作出勘察，读来很有启发。比如，对徐志摩政治热情的叙述，徐初到美国在克拉克大学的所选课程、在哥伦比亚大学的硕士论文选题、主持《晨报副刊》时候发起苏俄问题的讨论等等，这些叙述弥补了徐志摩以“才子”形象流传于世的偏狭。韩先生说：“和胡适等关心政治的朋友比起来，他才是真正的科班出身。”（P45）“对诗歌、戏剧的提倡，不过是在文艺事业上的拓展，对中国社会说话，对现行的中国政治说话，拨乱反正，激浊扬清，才是他要做的大事业。”（P161）说得中肯。
　　更有趣的是，徐志摩生平中那些别人已经说滥了的事，该传记本着执着的热情硬是有了新发现，并勘错纠误。比如关于徐志摩与陆小曼热恋，究竟是哪一天哪一地徐陆两人突破了男女之大防？韩氏本提出了这样一个颇为“不堪”的问题。依凭徐本人的诗句、徐陆之间的通信、徐的行踪、胡适日记等多项材料，韩氏本把“1925年1月19日松树胡同七号晚宴之后”这个时间地点，铁板钉钉地敲了下来。读这一章节，感觉行文尤为酣畅，大有福尔摩斯探案水落石出之感。回过头来想一下，这个问题还真的有趣。小曼回忆文字遮掩含糊有其心理负担，明白了这一点，也就更认识他俩当时的处境；更重要的是，徐诗人的《春的投生》一诗手稿落款“二月二十八”，因其刊登于1929年12月10日出版的《新月》第二卷第十期上，徐志摩诗集的选编者一直将它定为29年的2月28日，韩氏本指正了它真正的写作时间是25年2月28日，与《起造一座墙》、《决断》等作品为同一时期所作。这首诗的意思一下子清楚了，徐诗近乎写实的的浅白之风尽显。韩氏本更正了流布颇广的错误，看来，这个“哪一天哪一地”还真做出了学问。
　　第二，韩石山先生不愧为作家出身，行文漂亮。读过些徐志摩评传之类的书，大都是现代文学教学、研究者撰写的，免不了拿腔拿调的论文气。读韩氏本，就觉着文字干净利落，有生气。书捧在手里，能让人一口气读下来，这是硬道理。陈述事理、臧否人物，作者态度鲜明，自有磊落之气。比如，谈及“语丝”派与“现代评论”派的“闲话”之争，研究者们往往沿着“女师大风潮”的思路来论说，把语丝派和现代评论派的论战看作支持学生与倾向政府的两种立场。但韩氏本没有绕圈子，直截了当把周作人挑起争端的那篇《闲话的闲话之闲话》的写作心理呈示出来，不客气地评价道“在周作人的所有文章中，这是一篇最带火气，也最下流的文章。它没有勾画出陈西滢的丑态，倒是确确实实勾画出了周作人自己的丑态。”（P167）在陈述了“闲话事件”的来龙去脉之后，韩氏本又补充了后事：两年后周作人和陈西滢在编自己的文集时，两人都没有收这些攻訐论辩的文字，而鲁迅编集时收录了所有论战文字。作者评价：“不是谁都有鲁迅那样彻底的战斗精神，你得允许别人另有选择，而仍不失为一种高尚。”（P170）
　　又如，谈及陆小曼与翁瑞午的关系，世人多有訾议。韩氏本陈述了在徐志摩离世后，翁瑞午为小曼竭尽心力、终至潦倒难堪的境遇，一针见血地指出：对像小曼这样的绝代佳人，在其声情并茂之际，热烈追求、一掷千金不足为奇；但是“当其人老色衰，而能如翁瑞午这样供奉如一，那就太少了。难怪有人说，做徐志摩易，做翁瑞午难。”（P405）这话说得在理，也见出作者性情。
　　第三，韩氏本《徐志摩传》在体例上用了纪传体的写法，全书分《家庭》、《本传》、《交游》三大卷。最后一卷《交游》是写的徐志摩所交往的朋友们，如胡适、梁实秋、陈西滢、郁达夫等，数了一下，一共列了四十一位，按姓氏笔画排列。每一位所用的篇幅都不长，只简述他（她）与徐志摩相互的交往。虽然是简笔勾勒，但因为铺陈面广，那个年代的社会风尚气韵生动，这群知识分子的精神风貌颇为传神，读来极有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