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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吴越春秋阁，盛世收藏论坛“古代冷兵收藏”版块资深会员。 2004年注册为盛世收藏用户，累计在线时间2,405小时。 中国的青铜兵器作为青铜器的重要组成部分，长期以来价值都被低估。《左传》记，“国之大事，在祀在戎。”祭祀需要的是青铜礼器，而青铜兵器则是关系着一个国家的生死存亡。青铜兵器在重视实用功能的同时，也十分注重艺术性，凝结了当时最先进的工艺水平，是青铜器研究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研究古代战事的实物资料，我们不应当忽视它的重要性。
据史书记载，中国早在汉武帝时即收藏有齐桓公“柏寝之器”，到了宋代，更是出现了研究青铜器的著录，但一般以考据器物铭文为主要研究对象，即金石学的“金”，认为可以“证经补史”，发展至清代更是达到鼎盛。但长期以来对青铜兵器的研究则非常有限，历代学者由于受到儒家“重文轻武”思想的影响，兵器鲜有著录，就连近代容庚先生编著的《商周彝器通考》也未将兵器收录。直至1957年，才有周纬先生的《中国兵器史稿》问世，近年又有《中国古代兵器论丛》和《中国古代兵器图说》等著作相继出版，但与青铜礼器的研究仍无法相比。至于青铜兵器的收藏，当以上世纪90年代台湾“古越阁”为代表，并出版《商周青铜兵器》图录，但该批藏品目前大多已散失，实乃憾事。
苏州古属吴地，现今仍有诸多景点和地名都与兵器有关，其中最著名的当属“虎丘剑池”。苏州的吴越春秋阁专题集藏青铜兵器也已多年，现以其部分藏品为例，谈一谈青铜兵器的发展轨迹。
一般认为，中国的青铜文化自公元前2000年左右就已经形成，直至战国晚期，由于冶铁工业的突飞猛进而逐渐退出历史舞台，前后经历了约1800多年。而从铜器发源起就已经出现了具有刃口的器物，如甘肃永登蒋家坪遗址，就出土过马家窑文化的青铜小刀，至二里头文化时期，更是开始广泛使用戈、矢镞等青铜兵器。但兵器作为战争的工具，一般以光素无纹者居多，且由于战事的消耗，统治阶级为巩固执政地位而对前朝遗留兵器的大量缴毁，以及青铜作为贵金属的再利用，青铜兵器的存世量远没有我们想像中多，其中有精美文饰和铭文的则更为稀少。
中国青铜器的发展道路上有两个高峰，一是商朝晚期至西周早期，一是春秋晚期至战国早期，青铜兵器的发展也与其一致。商王朝自盘庚迁都以后，国力逐渐昌盛，高宗武丁更是“伐鬼方，征荆楚”，由于战事需要，促进了兵器制造的长足进步。
我们现在看到的商朝晚期的兵器实物以戈为大宗，文饰一般较粗旷有力，鲜有带底工和铭文的。形制多有变化，少数有胡，戈内的形状有直（图1）有曲（图2），有透雕的（图3），装柲方式上也有用銎孔装柲的有銎戈（图4），戈援还有等边的三角援戈（图5）。在装饰手法上，主要是在戈内上饰有饕餮、兽面、鸟纹、夔纹等文饰，极富原始宗教色彩。
《尚书·顾命》中有，“一人冕执钺，立于西堂。”西周宣王时“虢季子白盘”的铭文为“赐用钺，用征蛮方。”钺，作为一种象征权力的兵器，历来发现较少，吴越春秋阁收藏的这件钺（图6），年代当在商中晚期，其内上有一类似“豚”的动物纹，纹样可能与龙山文化存在某些渊源关系，非常可爱，少了些狰狞感，为同时期的动物文饰注入了新鲜活力。
至西周初期起，胡戈由于装柲方式的先进性，得到了较快的发展，其它兵器也得到不同程度地进步，如这把西周中期的人面短剑（图7），形制已相当成熟，在目前还无法确认剑的起源的情况下，为我们研究剑的演变和早期剑的装配方式等，都提供了较宝贵的实物资料。在装饰纹样上，这一时期以纤细者居多，带有铭文的兵器也多有发现（图8），比较具有时代特色的当属凸翼戈（图9）和圭援戈（图10）。但纵观整个西周时期，由于政局相对比较稳定，兵器上并未获得太大的发展，逐步迈入低谷。
春秋时期，由于东周国力衰落，各诸侯国间的战事日渐频繁，这为青铜兵器的发展创造了客观条件，生产力的提高也为兵器的制造奠定了基础，其存世数量上也要明显多于商周时期。最迟在春秋晚期，青铜兵器发展的第二个高峰就已经形成。文化上的“百家争鸣”也同样促进了兵器制造业的进步，兵器也变得种类繁复，精益求精，在技术工艺上也取得了较大的突破，许多兵器中的珍品都在这一时期涌现。
《考工记》记载“金有六齐”，即六种铜锡合金的比例，其中四种（斧斤之齐、戈戟之齐、大刃之齐、削杀矢之齐）和兵器铸造有关，有的兵器更是由两种不同的金属复合铸造的。如这把年代在春秋中晚期的剑（图11），中脊和两侧采用了两种完全不同含量的合金复合铸造，因此呈现出不同的色泽。两侧的合金含锡量较高，使得硬度高而刃部锋利；中脊则含锡量较低，使得韧性大为提高。用这种方法铸造的复合剑，既保证了两侧剑刃的锋利，又有效地增强了格斗中剑体的抗震性能，达到了刚柔相济的目的。
这一时期，除了原有的镶嵌红铜或松石等特殊工艺被普遍使用外，几乎所有青铜铸造的新兴工艺都被应用到了兵器上，当时刚盛行的失蜡铸造法也被应用于兵器制造。这件螭纹戈鐏（图12）是春秋晚期的楚器，虽然只是装在戈柲末端的配件，但纹饰毫无偏差，也未见铸痕，如此复杂的工艺，恐怕也只有失蜡法才能完成。这件戈鐏还残存少许鎏金痕迹，这在鎏金银器中也算是较早的实例了。
《考工记》中说到，“吴粤（越）之剑，迁乎其地而弗能为良，地气然也。”青铜剑在吴越地区获得了长足发展，主要与地理环境有较大关系。吴越地区自古水网纵横，开阔平原较少，盛行于中原地区的战车作战方式在这里很鲜有用武之地，所以步兵才是吴越军队的主力。步兵所需的是适合于近身作战的，即轻便又锋利的武器，剑恰好具备了这些特点。
如这把菱形暗格纹剑（图13），由于是水坑，表面锈蚀较少，可以清晰地看到菱形图案的线条是与剑基青铜不一样的浅色金属，并与剑基溶为一体。目前的研究认为这一类剑是先铸好剑基并留出菱形文饰的凹槽，经修整后再铸入低熔点的高锡合金，打磨后就形成了菱形纹，起到了装饰和防腐的双重效果。但其菱形花纹也不是完全规整，在这把剑上，我们就能看到有几处剑体的花纹“入侵”到剑刃部的痕迹。这虽然是加工中的瑕疵，但为我们确认其制作工艺提供了佐证。另一把龙纹剑（图14），剑格一面为兽面纹，另一面为分列左右的龙纹，工艺极其精美。以上两把均为春秋晚期吴越青铜剑的代表，虽已经过了两千多年，但其光泽气象仍能与《越绝书》之《记宝剑》篇所形容的“观其脉，烂如列星之行；观其光，浑浑如水之溢于塘”相吻合。
兵器本来似乎征战的工具，但随着其附加意义的扩展，一些兵器逐渐被视为等级和权力的象征，如商周时期的钺、戚等，到了春秋晚期则更为盛行。这件错金“武王之用”戈（图15）就是代表，其铭文为当时流行于楚、越、蔡、曾等国的鸟篆文，戈内也错有纹饰，极其华丽，这样的兵器当然不会是实战的武器，而是身份和地位的象征。另一件鸟形龠戈（图16）为战国器，由于其形制特殊，同样是非实战用途的兵器。
由于以中原文化为中心的观点，一些少数民族地区的器物长期被忽视，在青铜文化中是最富特色的少数民族青铜兵器也是如此。当时北方（长城以北）民族的青铜兵器地域特征明显，一般被称作“鄂尔多斯式”，其中包括戎、狄等部族的遗存（图17），年代主要集中在春秋战国时期。他们在与汉文化的长期交往过程中，相互学习、相互促进，“胡服骑射”就是我们借鉴北方民族文化的明证。
西南民族的兵器则有巴蜀和滇两大文化体系，巴蜀兵器有些是仿制商周时期的中原兵器（图18），但也不乏本民族的改进和创新之作，年代当在春秋晚期至战国，其铸造技术与中原相比毫不逊色，在兵器表面的处理上更是有所创新。滇国兵器则纹饰和形制都较为怪异（图19），独具特色。其年代在战国至西汉初期，滇文化除了受巴蜀等文化的影响外，某些兵器还与北方文化有渊源关系，这为民族迁移提供了新的论据。
西部青铜兵器则以秦国的短剑为代表（图20），吴越春秋阁所藏的另一把秦戈（图21），除了戈内上有秦国兵器铸造机构“寺工”的铸铭外，还有制作工匠的刻铭，与陕西临潼秦始皇兵马佣所出的秦戈形制和尺寸极为一致。秦国正是因这种高度统一、高度集权的统治，在冶铁业高度发展的战国晚期，仍以其娴熟的青铜铸造技术生产出的优质兵器完成了统一霸业，为青铜兵器的发展画上了一个完美的句号。至西汉早期，青铜兵器虽仍被制造和使用，但已是落日余辉。
对于研究古代历史、文化、艺术、战争、冶金等，青铜兵器都十分重要，但目前对于其具体演进过程，少数民族兵器和中原兵器的关系，兵器的具体使用和装备情况，以及器物表面的防腐处理等方面，仍有诸多问题有待解答。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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