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识危机：互联网让你变聪明了还是笨了｜电子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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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数据时代反思知识。因为事实不再是事实，专家随处可见。所有确定性都被连根拔起，话题再无边界，没有人对任何事情能达成一致。然而，对于知识的捕猎者而言，这是最好的时期——如果你知道如何获取知识的话。

选自《知识的边界》序，为堪称最了解互联网的学者 戴维·温伯格 的新作。

这本书将遵循一个独特的路径，探讨一个大到不可知的领域。用大到不可知来形容是贴切的，因为知识的新的提升和变化的核心，就是承认一个最基本的真理。

在我执笔写下这篇序言的那天（2010年6月21日），《纽约时报》（New York Times）头版的6条新闻中，有3条恰巧都如我的小标题所言：“知识面临危机！”

在我随意选择的这一天，这份被称为“记录纸”（ThePaper ofRecord）的报纸的头条，用了长长的篇幅，探讨了英国石油公司（BP）钻油平台的故障保护机制何以会失效，从而污染了墨西哥湾的原因。5位作者清清楚楚地解释了什么叫做“全封闭闸板防喷器”（“两块坚固的切削装置……能够割穿钻管，封住油井挽救局面”），它怎么就差一点发挥了作用，以及到底是哪里出了问题。文章扎扎实实无懈可击，对设备失效的那些时刻的描写细致入微，对石油行业抛出的那些借口予以了广泛的审视，并且也对因管理机构松弛而产生的内部流程问题进行了讨论。文章最后得出的结论颇具争议：故障保护机制，虽然听起来万无一失令人放心，但实际上却造成了一种非常危险的“单点故障”（single point of failure）的可能性。

这篇文章的主题可能是 BP 的石油泄漏问题，但它真正的主题，其实是专家知识在解决复杂问题时的局限。文章试图告诉我们，我们本可以为阻止灾难做些什么，但是要想知道哪些事情有用实在是太难。人类的完美理论和理论的实际缺陷之间，存有多么大的不可避免的差距？我们的知识中，有多少是依赖于我们愿意去相信的东西？有哪些制度性的偏见，阻止着我们按照自己的所知去行事？对那些腐蚀知识的力量，能否予以阻遏？还是我们早该意识到，知识向来都被政治和贪婪所贬损？

这篇头版文章下面，是一项对约翰·厄普代克（JohnUpdike）的档案的调查报道。调查表明，厄普代克对自己小说中的场景做了详细研究，从丰田特许经营店的销售数字，到佛州汽车牌照的样子，每一项细节他都力求准确。厄普代克一向非常注意自己在公众之中的形象，用文章中的话来形容他就是“一个人把关的封闭社区”（a one-man gated community）。但是档案中透露出了厄普代克私人生活的大量细节，他保存下了自己所有的信件，甚至连他在哈佛大学读本科期间小测试的分数单都留着。这一切好像表明他准备好了在自己死后向世人端出一切。档案所展现的厄普代克，和我们自以为认识的那个厄普代克，两者存在很大的不同。例如，厄普代克留给外界的印象是，他几乎不怎么修改自己的文章，但是我们从档案中看到的他，却是一个会一丝不苟地修改自己手稿的作家。

故事虽然是讲约翰·厄普代克的，但却向我们抛出了一个重要的问题，即一旦艺术家们不再留下书面记录，我们将如何去理解他们？正是厄普代克收集和保存的这些书面记录让我们看到，他虚构的小说其实是深植于他对事实的研究基础上的。而且，正是他笔记下的这些勾勾画画，让我们看到了他在那些貌似毫不费力的著作后面，其实付出了多大的努力。然而，当作家们的草稿、标注都消失在虚无缥缈的比特洪流中时，我们将依赖什么去理解作家们？没有这样的记录，我们怎么能够观察到——正如《纽约时报》所做的那样——厄普代克在早期的信件中，对朝鲜战争和麦卡锡主义其实甚少关注？而假如个人的档案以后变得如同老化的硬盘上的那些磁性一样脆弱，那么我们又怎么能够仅仅通过观察里面没有提到什么，就可以了解一个人更多？

这期《纽约时报》头版的最下面，是一篇特稿，讲了世界杯时一个足球运动员通过假摔来获取任意球机会的故事。文章指出，其实只要裁判去看一下视频回放，就能很容易地逮住这些“演员们”，不过那就会牺牲掉这项运动的流畅性和自发性——而无论是从政治上还是从文化上，国际足联都不愿意做出这样的改变。

我们当然可以将这篇特稿视为一个体育故事，但它同时也讲了知识在我们如今这个世界扮演了何等复杂的角色。准不准确，到底有多大关系？我们在多大程度上愿意让专家们介入，以便得到一个更好的裁决？人类知识的不可靠，有什么好处？我们愿意让专家们涌入每一个字面或者比喻的领域（literal andfigurative field）吗？专家的意见难道不需要付出什么代价吗？就让事情存有一丝模糊、一丝未知，会不会也带来什么益处呢？

事实上，这三篇文章尽管来自生活的不同领域，却都是我们关于知识的漫长争论的一部分。自从人类相信将可信的观点与单纯的意见区分开来是有益的之后，这2500多年来，我们一直在争论。当然，尽管争论从未停止过，我们知识系统的基础却定义得非常好。尤其是对那些伴随着数字化成长起来的一代而言，以下是对我们知识体系如何运转的一个小贴士：

人们努力学习，然后成为专门领域的专家。他们会赢得一些资质——学位、出版物甚或是诺贝尔奖——这些都让我们更加信任他们。他们写书、授课、上电视，让我们都能从他们的辛勤工作中受益。他们的一切成果，都要经历和自身领域相匹配的审核程序，从而让我们更加放心地相信这些成果的准确性。随着新的发现产生并被认可，我们的知识体系也随之扩大。这是一项需要很多代人从事的任务，我们一步步建造着它，尽管有时候会犯错误，但终究让我们在认识这个世界的道路上走得更远。知识就是财富，知识是如此特别的一种人类能力。而我们的知识体系，正是我们对世界还抱有希望的基础，期待人类终有一天能够消弭分歧达成一致，平和地生活在这个星球上。

我们成长的过程中，一直认为知识就是这样运行的。但是数字时代却揭示出，那只是纸质时代知识的运行方式。而当发展、保存以及交流知识的媒介发生了改变，知识也随之发生了改变。

通过《纽约时报》的那3篇头版报道，我们已经可以认识到，我们此前关于知识是什么、如何发挥作用的最基本看法，已经面临了挑战：

在最终被控制住的前3个月中，BP 石油泄漏的消息在互联网上随处可见，贴心的页面设计者们还嵌入了视频，周围密布着文本和任何一个其所觉得重要的链接。《纽约时报》的在线报道，则直接链接了原始数据，甚至包括“之前从未公布的行业危机管理者们潦草涂写的笔记”。目的是为了帮助读者理解，万一他们真想在吃早饭的时候顺便成为一个专家呢？每位博主都是广播员，每个读者都成了编辑。

厄普代克的档案，正如报道所说，“可能是最后一部伟大的书面记录了”。正如我们大多数人所做的那样，每位读者都使用文字处理器来写东西，那些我们写作的痕迹，有可能被我们遗忘在数字垃圾中，不过也有可能，因为硬盘出错，或者在我们不断更新换代，从磁盘换到 CD 换到 DVD 换到蓝光光碟再换到以后不知会出现的什么东西的过程中，被丢掉了。

像厄普代克这样的一份书面档案，规模上便于管理，内容上容易被主人控制——这在今天看起来反而显得异样。而当他人在我们留在硬盘上、脸书主页上的不计其数的照片和文字之中搜寻时，他们又能了解我们什么？

世界杯的每一个观众，都可以看裁判不能去看的视频回放，都可以在线与其他足球迷进行讨论，他们的讨论，比球场上专业裁判做出的裁定，事实更清楚而充分。

知识面临的危机，远远超出这3篇《纽约时报》头版文章中抛出的问题的范畴，也绝非只是读者和编辑、作家和他的传记作者、观众和裁判之间的边界模糊那样简单。有些知识，我们曾经坚信不移，视它们为权威研究机构最坚不可摧的基础。然而如今，这些知识也遇到了质疑，从而使得下述这些机构都受到了冲击：

大学里兴起了一场讨论，教授们是否应该将他们的研究全都免费发布在网上，而不是（或者同时）将它们发表在业内闻名但却价格昂贵的期刊上。更进一步说，一位通过积极参与网络和社交媒体从而深刻影响了本学科的教授，是否可以得到终身教职，哪怕她并没有在同行评议的期刊上发表足够多的论文？

图书管理员也陷入了一场关于其未来工作的讨论，不仅仅是讨论采用新技术来收集信息的好处，他们同时也在疑惑，与那些拥有资质的专家们相比，该如何去衡量“大众”的专业知识？

大型的商业咨询公司也经历着变化。它们曾经只需要给客户拿出一份闪闪发亮的总结报告就可以了，而现在，它们试着给它们的客户提供拥有多元观点的专家网的入口。

商业领袖们知道在这个全球化的世界中，需要懂得的知识太多了。他们正在尝试一种新的、去中心化的决策制定过程，这个过程能够更有效地利用遍及他们身边的网络的专业知识；他们追随分布式领导力的模式，这类模式在大型的、以网络为基础的协作项目中已经变得很常见，典型的如维基百科。

美国情报机构和国务院也面临着一场内部“战争”，挣扎在旧式的“需要知道”（need to know）文化和新式的“需要分享”（need to share）思维之间。美国政府的行政机构正在费尽脑筋做出决定，他们到底应该向公众公开何种信息，公开多少信息。

科学界则发现，他们既从非专业人员身上受益，但同时也面临着保卫学界可信性的挑战，尤其是那些比较偏执、但能够和教授们获取同样数据的非专业人员的挑战。即使是在很多德高望重的科学家看来，传统的期刊也开始变得像是知识体系的阻碍，因为他们能够刊登的文章如此之少。处于期刊金字塔最顶级的《自然》（Nature）杂志，已经创办了自己的网络版，可以不必受页面所限刊登有价值的文章，来匹敌那些新一代的开放取用期刊（open access journal），而后者的地位和重要性在近年来已经大大提升。

至于媒体，更是很难阻止它们去讨论未来的前景。到底能对互联网做些什么？网上没有编辑，并且，“旧媒体”被视为充满偏见、自我陶醉。

最糟糕的是，这种知识的危机由于下述对互联网显而易见的重重忧惧而变得难以忽视：互联网就是一堆未经把门的谣言、流言与谎言的集合。它把我们的注意力切割成碎片，终结了那些长线的深入的思考。我们的孩子，再也不读书了。他们当然更不读报纸了。人人都能在网络上找到一个大扩声器，发出和受过良好教育及训练的人一样高扬的声音，哪怕他的观点再愚不可及。我们在网络上建了一个“回声室”，而且实际上，挑战我们想法的人，竟然比之前的广播时代还要少。谷歌正在腐蚀我们的记忆力，它让我们变蠢。网络钟爱狂热的、偶像导向的业余者，让专业人士丢掉了饭碗。网络代表了粗鄙者的崛起，剽窃者的胜利，文化的终结，一个黑暗时代的开始。这个时代的主人是那些满目呆滞的习惯性的自慰者，在他们眼里，多数人同意的即是真理，各种观点的大杂烩即是智慧，人们最乐于相信的即是知识。

然而同时，也有一些诸如 Politifact.com 这样的网站，在认真核查新闻媒体报道的事实，甚至比之前任何一个时代都更仔细、更公开。《纽约时报》的记者乔迪·坎托（Jody Kantor）说，知道博主们会仔细阅读她写的每一个字后，她对工作更加精益求精了。图书馆也在进行新的尝试，利用所有可得的数据——包括读者们提供的数据——从而使得读者们在查找所需资源时比以前省事多了。得益于那些新的协作式技术，以及海量数据发布的新方式，科学也在以前所未闻的速度发展着。至于商界，更是进入了一个管理的新时代，通过从自己的组织的各个角落、从与组织相关的各色人等当中去发现专业人才而颠覆预期。

所以，我们既面临知识的危机，然而同时，也面临着一场划时代的知识的提升。一方面我们为曾经深深依赖、给我们提供可信知识的机构而担忧；另一方面，我们也能感到一种文化脉动的喜悦。这种喜悦来自一个完全不同的地方。它来自于知识的网络化（the networking of the knowledge）。知识现在不仅仅存在于图书馆、博物馆和学术期刊里。它不仅仅存在于个人的大脑里。我们的大脑、我们的机构，都根本不足以装下足够多的知识。知识现在具有了网络的属性，这网络，存在于商业、政府、媒体、博物馆、图书馆，以及人们沟通时的想法中。

知识的网络属性，不仅仅意味着大众在某些条件下也能拥有某种智慧。正如我们将看到的那样，这不仅仅是说在某些情况下，三个臭皮匠赛过一个诸葛亮。事实上，知识结构方面的变化，也改变了知识的形态和性质。当知识变得网络化之后，房间里最聪明的那个，已经不是站在屋子前头给我们上课的那个，也不是房间里所有人的群体智慧。房间里最聪明的人，是房间本身：是容纳了其中所有的人与思想，并把他们与外界相连的这个网。这也并非是说，网络正在变成一个具有意识的超级大脑；而是说，知识正在变得与网络不可分离。这就等于宣告，完全不可以想象在没有网络的支持下，知识能成为知识。我们的任务就是去学习怎样打造这些聪明的房间，即如何建立能让我们更聪明的网络。这需要特别上心，因为一旦做砸了，网络可以令人沮丧地把我们变得更笨。

获取知识的新方式正日益显性化。虽然我们还不能确切知道它的成熟态，但它的某些方面已经慢慢成形。相较以前，网络化的知识虽然不是那么确定，但却更加人性；不是那么固定，但却更加透明；不是那么令人信赖，但却更加全面包容；不是那么一以贯之但却更加丰富多元。新知识让我们感到更加自然，因为我们对知识的那些老旧理想从来都不现实，虽然我们是经历了文化的网络化之后才能承认这一点。

这本书将遵循一个独特的路径，探讨一个大到不可知的领域。用大到不可知来形容是贴切的，因为知识的新的提升和变化的核心，就是承认一个最基本的真理。这个真理我们一直都知道，但是我们的基于书本的知识体系从来却容纳不下，那就是：世界太大太大了，大到我们根本不可能了解全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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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了解互联网的学者〔美〕戴维·温伯格 新作《知识的边界》，作者在本书中向我们展示了网络化的知识如何增进对商界、科学界、教育界和政府的理解，在互联网时代又怎样做到令人们可以做出更明智的决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