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清内府印章和宫廷书画真伪辨 伪造清宫廷绘画及内府鉴藏印、造假帝后书画和清代宫廷书画自清末民初就已有之，即俗称“后门倒”等，因其手法低劣，较易识别。近年来，由于收藏清代宫廷画及帝后书画的升温，一些人开始利用高科技手段制造内府印，以假充真。由于当今出版昌盛，照相制版技术日益精湛，加之电脑、精雕等仪器运用，已令某些对这一类作品不太熟习的藏家大呼上当。另外，这些人也在市场上收罗老“套子”，即古旧的装裱材料和旧纸绢，将原有的画心撤去，换上新仿的董邦达的山水、邹一桂的花卉或乾隆、慈禧的书法等等，将“石渠宝笈所藏”或“大雅斋”等印章盖在上面，甚至找某些并非是专门研究清代宫廷和帝后书画的名家题跋、撰文以作保驾护航之大旗。此类赝品往往价格不菲，且最近一、两年来大有泛滥之势。对于这种老瓶装新酒的把戏，只要掌握了《石渠宝笈》著录的原则，并多加留意宫廷和帝后书画的纸绢明显的时代特点，多去观摩故宫的专题画展，还是较易辨别出来的。 在当代博物馆展览增多、出版印刷业昌盛的年代，可以对比的依据日渐增多，辨别“后门倒”已非难事。但毕竟宫廷书画在民间留存少，一般大众不够了解，所以，还是有人被一些貌似宫廷书画的伪作所蒙骗。这中间有民国间的“老假”，也有最近几年的“新假”。但无论假的新旧，毕竟清代距今比宋元要近得多，可以参考、依据的史料留存也多，因此，只要掌握了帝后书画和清代宫廷书画的主要特点，还是很容易区分真伪的。 前文所讲在北京曾经拍过的乾隆帝款《行书小春说卷》，无论是质地还是书法笔墨都与真迹相差甚远。其所用材质描金色笺，时代不够乾隆，要晚到嘉、道之后；书法水平只学到乾隆的外形，但行笔软弱做作，根本不是乾隆皇帝风格，更不是词臣代笔。这是利用旧纸造假的个例。但有的东西是作伪者搞不了的，那就是清宫原装裱。所以，是否为原装裱是决定此类作品价格的重要因素之一。 另外的一种现象是临摹宫廷书画中的知名作品。北京故宫藏郎世宁《平安春信图轴》是郎世宁真迹，此作原藏于乾隆时期兴建的盘山“静寄山庄”的“缋山容”，是嘉庆年以后被揭下装裱成轴的，并非是稿本或习作，细细观察、分析画心下部的墨线痕迹，也并非是原作者底稿所遗留下的，而是后人添加。此作故宫藏有大小尺寸不同的两件，一是大众经常在宫廷画展览中见到的这件，一是保存在原状陈列中的稍小的那件。作品不仅说明郎世宁中西合璧的画风受到了康雍乾三朝皇帝的青睐，又因此画中表现了青年、老年的乾隆皇帝的形象，并寓意吉祥，一向受到研究者和宫廷书画爱好者的重视。但最近市场上又冒出来一件《平安春信图》，其构图布局、人物面貌和形态、乾隆御笔题跋等皆与故宫所藏二件如出一辙。惟纸张气息较新，人物开脸虽极为近似，但神态呆滞，人物的手部又被人为地涂黑，假做“返铅”。事实上，宫廷旧藏的所有描绘皇帝形象的绘画，从没有出现过皮肤“返铅”现象，因为首先是皇帝至尊无上，绝不允许此事出现；其次，宫廷画中所绘人物肤色，用的是纯净的蛤粉，并无铅的成份。这种伪作的不经之处还在于，所用乾隆印章质地和钤盖方式、方位与原作差别较大：原印为碧玉材质，质地坚密，打出印文饱满，线条、轮廓清晰；而此作所用印材从打出的效果分析，应是质地稀疏，分量也较轻的石质或木质，所以才会在钤盖的时候让印材吸去了许多印油，致使画心上印文浅淡，有的地方只剩边缘线。再者，此作印章的钤盖位置不符合清宫旧藏帝后书画的规制，将“古稀天子”圆印盖在了画幅的中间偏下；另外，画心骑缝处的三方大印，因为原印是玉制，重量大，所以在钤盖时是用印油往印章上拓匀再盖于画上，而非像此图用印去蘸印油再盖。当然，除了这些，关键的还是画本身，对比郎世宁真迹，可以清楚地看到两者的差距，这不仅表现在背景中竹子、梅树、石头的画法以及衣纹线条都太过幼稚呆板，了无生趣，与郎世宁的差距何啻天壤！而且，临仿者虽有不错的西洋画功底，但与郎世宁的众多真迹相比，不仅功力多逊，晕染傅色浅薄，也缺少时代所赋予的静穆高雅的皇家气派。还有就是乾隆的御笔题诗，也与贯常所见乾隆这一时期的真迹差别很大，虽然乍看去也有几分形似，但仔细观察运笔，感觉绵软无力，许多笔划在书写过程中并不十分肯定、自然，结构也嫌松散，有明显的临仿特征。这种御笔题字还不够我们常说的民国间假造乾隆御笔中的所谓“蚯蚓体”，一是因为“蚯蚓体”多是独件的书法作品，二是“蚯蚓体”的造假者因临仿得多，故行笔流畅，只是笔力软弱如蚯蚓、如糟面条，且所用书法材质多是老纸、旧绢，时代却比这种的要早。 除了造假的中西合璧式绘画，还有专造词臣书画家山水作品的，有的是按照《石渠宝笈》的著录，利用旧纸绢造假，你不是信著录吗，查去，全和书里说的一样，就是东西是新的。另外，裁、挖、添、改的情况较为多见，大都是康熙到乾隆时期比较活跃的那几家，像蒋廷锡、丁观鹏、钱维城、董邦达、邹一桂等人的山水、花卉或佛像。有的不仅造假画，还配上同时大臣的题跋，只是假的水平还不及民国间琉璃厂旧仿。因此，在当今日益活跃的鉴赏和收藏活动中，如何能在准确地认知书画鉴定之精髓的基础上，把握新的作伪动态和手法，也是避免失误的必修课程之一。 说到底，藏界对于《石渠宝笈》著录的热衷，在很大程度上反映出内陆收藏界在某种层面上的初级特征。除了少部分先富起来的人对帝王收藏过的文物有一种别样的偏好心理之外，恐怕更多的还是同对近几年书画作伪日益猖獗的忧惧心理有直接的关系，毕竟，保真是一切收藏的先决和基础。虽然国家文物局出版的《中国古代书画图目》也经常被当作现代最富权威的著录书列于拍品说明中，但是，它的文字说明十分简略，选图多数是黑白版，加之由于各种客观原因，它在一些作品的真伪或时代早晚等方面仍旧存在较大的可探讨空间。这种不确定性虽说是少数，但其负面影响还是不可低估的。而《石渠宝笈》可以说是目前可以倚赖的，也是最详细的对古代书画的大汇总和大鉴定，又沾了皇家富贵气息，藏家趋之若鹜也就不足为怪了。直到20世纪80年代初时，港台藏家也曾因为保真等因素盲目追捧和迷信《石渠宝笈》著录之物，但随着他们对书画研习的深入和藏品的丰富，大部分已在20世纪90年代中以后从这个阶段走了出来，以至于现在大陆市场上许多此类作品是从海外回流之物，而大陆部分藏家亦难免重走弯路。 上述情形也反映出当今收藏界与市场经济的非比寻常的联系。令人深思的是，作为起着艺术品中介作用和投资导向责任的各类文物商店和拍卖公司，如何能从这种单纯迎合目前市场需求的误区中走出来，为收藏家提供更专业、更具前瞻性的服务、引导，从而带动和培养出更理性、更富研究精神的鉴藏家队伍，似乎应成为中国艺术品市场人士纳入日程的课题。另外，这种令人并不十分满意的现状，也从一个侧面映衬出当下专业的文物鉴定工作在为大众收藏服务方面的欠缺。事实上，往往是已经入市有日的藏家，时常苦于问询无门而使一些所谓的“行家”有了混饭的机会，处于一种盲人瞎马的状态。更有少数专业人士因为利益或人情的利诱令自己的鉴定水准与道德水准同等下调，不仅扰乱了市场，为正常的鉴定、收藏加大了困难，也使其他专业人员无辜蒙羞。另外，也有个别与文物或艺术品咨询、服务行业沾边带故的所谓“业内人士”，常常站在并非十分公允、客观的立场上，发表了许多不负责任的“市场分析”，有的甚至冒充行家，或以某拍卖公司的代言人自居，大有“老王卖瓜”之嫌，一味夸示，强聒不舍；或又摇身成为鉴定专才，自作解人，漫骂与己意不和者，漫骂“不识货”的收藏者，时常搅起一片污浊。所以，与其在一旁呼吁建立规范的市场或抱怨收藏家的不成熟，不如各界都能够“从我做起”，洁身自爱。毕竟民间的文物收藏是国家文物事业的社会基础，所以，它的持续、健康发展也就不仅仅是市场的责任。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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