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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汉献帝逃难未归洛阳时，袁绍的谋臣沮授就建议他“迎大驾安宫邺都”，并以此来“挟天子以令诸侯，畜士马以讨不庭”，意思是说把皇帝接到我们的邺城，以此为都，从此便可以以天子的名义指挥各地方军阀，以朝廷的名义募集军队，随时*不服从的地方。非常可惜的是袁绍谋士想到的全部思路袁绍不用却全部为曹操所实践。因为袁绍是个既没有远见也没有主见的人，他不听沮授的建议，却听从了其他谋臣的主张，他们认为把天子弄到跟前来，得事事请示汇报，行动诸多不方便。这就看出眉眼高低的不同了。曹操已经把皇帝当成工具了，可袁绍却还把皇帝当司令；曹操想的是利用最高权力来获得超级权力，袁绍想的是怕最高权力限制了他的小权力；曹操想不到谋士想到了，他就能去做到，袁绍却是自己想不到谋士想到了他却不肯去做。所以不仅是谋事在人，成事也在人。 曹操奉养着天子有什么好处呢？在洛阳一见面，汉献帝仿佛遇到了救星，真是救苦救难的菩萨到了。他虽然是皇帝可也得有地方住、有衣穿、有饭吃啊。于是便封曹操为司隶校尉，录尚书事。司隶校尉是干什么的呢？是京都的最高行政长官，并拥有对所有京官的监督检查权。“录尚书事”又是干什么的呢？是最高文职官，总揽朝政。这一官职只授于朝中的*重臣。这两个职务就等于授予了曹操既管京都地面的所有政务与文武百官，又处理全国的行政事务。后来又封他为大将军、司空等职，这等于又授予他朝中的军政大权。这些职务的权力合起来就是不“挟天子”，都可以“令诸侯”了，更何况皇帝还捏在自己手心里呢？此外，不管他做什么都是为汉家王朝在做事，是在为朝廷卖命而不是为了自己，免得受攻击。这就使曹操获得了最大的政治优势。而且这一优势无论在聚拢人才、积聚军事力量、扩大版图、征战*等各方面都带来了无比的便利，都可以名正言顺地进行。刘备要领徐州牧，还得假惺惺地“三让徐州”；要得荆州，还得被追杀得差点丧命。而曹操想要哪里就可以输打硬要--皇帝要冀州、要青州、要兖州……要天下你也得给，天下本来就是天子的吗。而天子在老子手下，你不给我就打，我也有实力，还怕了你？ 刘备的个人政治优势是自己的出身好，虽不过一个布衣百姓，但却是刘汉的一脉后裔子孙，更何况献帝又认了他一个刘皇叔，这是曹操与孙权比不了的。更何况刘备集团一直高举着“匡扶汉室”的政治大旗。这杆旗极有利于把具有正统政治观念的人们聚拢在旗下，而且也便宜行事。谁能怀疑一个皇叔会对朝廷有贰心呢？而且刘备集团一直到汉献帝被迫让位后，才称王为帝。但仍用汉为国号，这就极有利于蜀汉政权在后来的战争中以光复汉室的名义来号召民心征讨天下，与吴魏对抗。刘备集团可谓把正统的政治优势利用到极致了。 孙权集团便没有这等优势了。但他有自己的地方与家族的政治优势。前有孙坚、孙策父兄两代的政治基础建立在江东的士民心中。又有两代父兄留下的文武战将为中流砥柱。文有鲁肃、周瑜这些安徽望族大户名门的相帮衬，还有江浙三吴地方豪强和张、顾、陆、朱等家族政治势力的铁杆后盾。比如陆逊世家三代为将帅，出过两任丞相、五人封侯，出过十几位将军，且陆逊、陆抗、陆机这三代人物都是统兵的著名督帅，始终扼守着西部防线；顾雍为丞相19年。这两个大户都是孙策的儿女亲家。在东吴政权任职的各级官吏仅陆、顾、朱、张四姓的人就达到千余人；而安徽帮的鲁肃、周瑜都是孙权时代的大都督、主要谋士。因而这个集团的核心凝聚力相当强。所以孙吴集团的地方政治优势却是曹刘两个集团所都不具备的。曹魏政权为什么先灭蜀而没有先去攻打地缘更近的吴国呢？这一点，灭蜀主将邓艾讲得很清楚：孙权虽然死了，但那些地方名宗大族都有自己强大的家兵，凭借着这些优势，吴国仍旧可以维护自己政权的稳固。因为这些豪族大姓不仅拥有兵众，而且拥有大片土地，有经济后盾。东吴纯粹是地主政权。曹操在中原也具有一些此种优势，可刘备就不行了。无论在荆州还是在益州，他都是“外帮秧”，都被地方视为一种“侵略势力”。尽管刘备集团也有极强的高层核心凝聚力，且也努力与地方豪强建立统一战线，任用地方人士，但终不及孙、曹两个集团，因而一入益州，便到处发生叛乱，几乎失去控制。在刘备、诸葛亮和抚与征讨并用，严刑峻法下，西蜀才平定下来，但始终积蓄着一股强大的地方反对势力。因而，在三国归晋后，东吴几乎原封未动地保持着旧有的政治体系，不但政治稳定，而且经济发达，并对两晋年间的各种叛乱有着极强的抵抗能力。而中原与蜀中则祸乱得不堪入目。且蜀汉政权一灭亡，外来的各种政治势力几乎尽数被排挤净尽。这就是地方政治势力的厉害之处。因而，三国政治优势的相比较，还是蜀汉最弱最差。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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