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配图：当代画家彭先诚《游春图》） 2015年4月3日，为农历二月十五日，而民间旧俗以此日为“百花生日”，并名之为“花朝节”，意在庆祝“花神”生日。宋代吴自牧《梦粱录·二月望》：“仲春十五日为花朝节， 浙间风俗，以为春序正中，百花争放之时，最堪游赏。”又有以农历二月初二日或十二日为花朝节者，当是因各地花信早迟之故。清朝蔡云有诗一首，“百花生日是良辰，未到花朝一半春；红紫万千披锦绣，尚劳点缀贺花神。”便是描绘民间“花朝节”之盛况。今日恰临周末。此时，百花齐放，诸君不妨相邀友朋数人，结伴同游，踏青赏红，迎得一年春时到。 唐宋时期的花朝节 花朝节，是我国民间岁时八节之一，也叫花神节，又称百花生日。自春秋起源，袭至明清，一直绵延不衰，其重要程度可与中秋相媲，是中国古代的重要节日之一。并因其经常与中秋节并举，中秋古时又称“月夕”，进而形成“花朝月夕”、“花朝月夜”等成语，流传至今，用来形容良辰美景。然时至今日，曾经在文人墨客笔下风迷万千的花朝节，却逐渐淡出人们的视野，仅保留在港澳台地区和云南等少数民族地区。如此，中国古人究竟如何过花朝，应值得我们注意。唐宋时期是中国传统文化发展的高潮阶段，也是花朝节发展的成熟期，花朝节亦在这一时期由社会上层传入民间。本文意从有限的文字记载入手，力图使今人一窥花朝之全貌。 花朝由来已久，古籍中最早的记载见于春秋时期的《陶朱公书》：“二月十二为百花生日，无雨，百花熟。”到了晋代，周处《风土记》言：“浙江风俗言春序正中，百花竟放，乃游赏之时，花朝月夕，世所常言。”南朝的梁元帝萧绎的《春别应令诗》曰：“花朝月夜动春心，谁忍相思不相见。”历仕梁陈隋三朝的江总在《侍宴玄武观诗》中云：“诘晓三春暮，新雨百花朝。”可见，春秋时尚无“花朝”一词，到了晋代已有过花朝节的习俗，梁陈时宫廷中亦有此风习。但总体而言，唐以前有关花朝的活动范围较小，仅限于宫廷内苑。 在唐代明确以二月十五日为花朝节，并与元月十五元宵节和八月十五中秋节合称为三个“月半节”，成为重要节日之一。不过仍基本流行于上流社会和官宦阶层，而非全民性的节日。活动内容包括吃花糕，觥筹宴饮，踏青赏花，吟诗作赋，伤春怀旧等。花朝节吃花糕，始于武则天朝。《山堂肆考》卷一九四载：武则天于花朝节游园，命宫女采百花和米捣碎后，蒸成花糕，以赐群臣。这种糕有着花瓣的馥郁和谷物的芬芳，很快就上行下效，宫廷坊上一时分外流行。沿袭至宋，则在二月九日以花糕加上法酒赏赐近臣，唯时间不同而已。 花朝节时觥筹宴饮场面的记载就更多了，甚至在碑志中也有提到。如《唐文拾遗》卷三三《唐韦君靖碑》言，每逢月夕花朝之时，丝竹相伴以追欢，大开盛宴以待客，而且经常高朋满座。然主宾周旋其中，劝酒之时，竟能彬彬有礼，揖让无哗，这恐怕是当今之国人亦很难达到的境界罢！ 白居易《祭崔相公文》中也有，花朝之日，“杏园”之中，崔敦、白居易、元稹、刘禹锡、杨虞卿、杨汝士（虞卿从弟）等人，面对青山，畅饮美酒，“或征雅言”，“或命俗乐”，其乐融融的场景。“杏园”乃是唐长安城中一个重要的娱乐场所，因盛植杏树而得名。朝廷亦在此宴请新科进士，即所谓的“杏园探花宴”。而唐朝属我国古代的温暖期，花朝早春，杏花吐蕊，一群知心好友于此赏春游玩，应属人生乐事。 而从正史中的相关记载来看，吟诗作赋似乎已经成为唐代上流社会在花朝月夕的活动上所达成的共识。如《旧唐书·崔咸传》，崔咸擅长写诗诵诗，每到花朝月夕，风和日朗，高声唱吟，必定潸然泪下。当时的名流皆感叹其志趣高奇。另《旧唐书·罗威传》，罗威天性聪敏，达于官场，又长于儒学。每逢花朝月夕，与宾佐一起赋咏歌诗，甚有情致。 “人生得意须尽欢”的道理世人皆知，这是因为人生境遇的掌控不由自己。所以，本应热闹喧嚣的花朝节在很多时候是冷清而感伤的。唐玄宗时的梅妃江采萍作《楼东赋》以泄玄宗被杨贵妃夺走之恨，发出了“思旧欢之莫得，梦相著乎朦胧，度花朝与月夕，若懒对乎春风”的感慨，花朝节也有了伤春怀旧的开始。又如唐代诗人卢纶在《题念济寺晕上人院》中仅“清净雨花朝”一句，就将其孤寂落寞表现的淋漓尽致。而在《 旧五代史·韩建传》中：“昭宗久在华州，思还宫掖，每花朝月夕，游宴西溪，与群臣属咏歌诗，嘘唏流涕。”在今非昔比、伤情感时的皇帝那里，花朝月夕也便成了怀乡忆昔的日子。 至宋朝时，国家版图的缩小并没有影响人们对花朝节的热情，较之唐代，反有过之而无不及。过节人群的范围也由上层社会扩散到了民间。宋代词人周密的《一枝春》可算宋人过花朝的一幅整体白描图：“宫壶未晓，早骄马绣车盈路。还又把月夕花朝，自今细数。”除了与唐代共有的特征外，宋代还增添了许多新内容，如扑蝶会、挑菜会、市集、拈香祈福、燃灯等。 但是，宋代花朝节的日期却在有些地方被提前到二月十二或二月初二，据竺可桢先生的研究，宋代应比唐代稍寒冷，花朝不推后反提前，想必是对春天来临的迫不及待吧。据《诚斋诗话》，东京（即今开封）以二月十二日为花朝节，又为扑蝶会。而《翰墨记》则说，洛阳的风俗，以二月二日为花朝节。士庶皆外出游玩，又为挑菜节。但《梦粱录》的记载却依然沿袭旧习，仍以二月十五日为花朝节，并言浙间风俗，以是日为春序正中，百花争望之时，是最值得外出游赏的。江浙一带的花朝于民间盛举，与其地处江南，气候温润关系甚大。 然而气候的差异可能带来完全迥异的过节气氛。如宋人钱时《二月望游齐山呈仓使二首》：“春到花朝花未多，小梅才作玉婆娑。东君不是恩光薄，无奈霜欺雪压何。”霜欺雪压，花开无多，只有小梅初绽，如此一来，人们的雅兴自然也减去不少。加之陈著的《二月十五日酴醾洞醉中》和方回的《二月十五晚吴江二亲携酒》，这三首诗皆以二月十五为花朝节，按三人的生活年代大概从南宋孝宗时至元初，基本贯穿整个南宋朝，也可证明宋代的更改日期是个别地域现象。 跟唐代一样，花朝来临之时，宋人们也喜欢外出，骑马，醉酒，泛舟，一样的舒坦惬意。如朱继芳的《旧游》以慵懒的生活姿态表达着自己对官场的厌恶：“花朝骑马醉，月夜傍船讴。一被微官缚，重来不自由。”再看王镃的《涌金门》云：“涌金门外看花朝，步去船归不见遥。一派笙歌来水上，鹭鸶飞过第三桥。”以清新明快之语描绘了一幅人们同乐逍遥，有声有色的花朝泛舟游春图。 《梦梁录》卷一则极力描绘了南宋时苏杭一带民间的盛况。当时的都城临安已经形成了许多观赏型园林建筑。而这些园林在花朝节时，成为人们纷争踏足之地。著名者诸如钱塘门外的玉壶、古柳林、杨府云洞等园；钱湖门外的庆乐、小湖等园以及包家山的王保生园和张太尉园等。其中包家山的桃花盛放，连成一片，如同锦障，极为可爱。届时，一些官宦争强斗富，竭尽所能；一些道观点华灯万盏，吸引无数士庶皆往拈香祈福；还有一些佛寺以佛教仪式，香花异果，名贤书画，珍异奇宝盈溢道场，使得观者纷至沓来，竟日不绝。 另外，《梦梁录》卷一中有述，花朝这天，官员率僚佐出郊，召当地父老，赐之以酒食，并劝以农桑。《月令辑要》卷六亦载：“ 宋条制，守土官于花朝日出郊劝农。”并引《陶朱公书》，以十花朝过节五日为劝农日，并以是日天气来预卜当年收成好坏。若是晴和，则主年丰，若为风雨，则主岁歉。这说明花朝劝农在宋代成为政府定制。 花朝节在唐宋时期已经大体定型。宋以后，袭至明清，活动大抵如同唐宋，于此不再赘述。 花朝节，大约于清末开始逐渐退出历史的舞台，如今已为世人所不举甚至不知，我们也无法再全然领略其当年的风采。究其原因，恐怕与其未形成如吃月饼之类的固定节日习俗有一定关系（因宋以后，花糕不再流行）。另外，花朝未被赋予如中秋“团圆”之类的节日意义也应是原因之一罢。所以，尽管花朝节曾经是如此受到古人们的推崇与欢迎，尽管花朝诗词曾经是那么灿烂和耀眼，尽管女皇时代的花糕亦在历史的尘埃中留下淡淡的痕迹，却终究逃不出物竞天择，适者生存的轨道范围。 |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