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四书问答之五】 3月18日网友水冰洋提问： “知止而后有定，定而后能静，静而后能安，安而后能虑，虑而后能得。”中为什么“知止而后”是“有定”，而后面则是“能”—静，“能”—安，“能”…？
这一句话是《大学》中的第二句话，我们先看一下原文： 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亲民，在止于至善。 知止而后有定，定而后能静，静而后能安，安而后能虑，虑而后能得。 物有本末，事有终始。知所先后，则近道矣。
《大学》的第一句话——“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亲民，在止于至善。”就是著名的三纲领，它明确的告诉人们对于一个儒者来说，他的使命，他的人生纲领就是要做三件事： 第一是“明明德”，既不是浑浑噩噩，也不是鼓噪什么歪理邪说，而是“明明德”； 第二是“亲民”，无论是作为“明明德”的途径，还是“明明德”的目的，都要以“亲民”为根本，才能够与以生生为德的天道相契合； 第三是“止于至善”，按照三纲领的顺序，很显然这个“止于至善”就是儒者毕生追求的生命理想。 如果我们把“明明德”和“亲民”，视为修养身心的手段，那么“止于至善”就它们的结果；如果我们把“明明德”和“亲民”视为行为的方式，那么“止于至善”就是它们的基础。
后面的这一句——“知止而后有定，定而后能静，静而后能安，安而后能虑，虑而后能得。”其实就是针对“止于至善”对“明明德”和“亲民”的支撑性作用而来的。因此，后世往往将这句话叫做“明明德”的“六次第”。顾名思义，就是将其视为是修养“明明德”的六个步骤，或者六个层次等等诸如此类。 其实，毋宁说这就是人类认知过程的六个不同连续的阶段，六个连续的心理过程罢了——不仅仅是针对“明明德”，对于所有的事物的认识，都是遵循着这样的一个过程和规律来完成的。其中的关键，就在于“知止”二字上。
比如，虽然科学的探索是永无止境的，而且这个探索的过程本身，也是开放性的，但是我们做任何一项科学研究之前，首先要做的就是对所要研究的问题的界定——要在一个什么样的条件背景之下，大致需要达成一个怎样的目标，然后才能开始研究工作，这就是“知止”。惟其如此，方能够有明确的方向，这就是所谓的“有定”。在此基础上，才能够展开一系列的研究工作，并最终有所“得”。
只不过，对人的德行的养成，对于人对其自身的认识而言，这一点来的更加的重要。因为，纯粹的科学研究是对象基本上都是外在的，因此是容易明确的，而德行的养成，对自身的认识，其对象是内在的自我，更加的难以把握，更加需要“知止”为前提和基础。
“知止”在这里显然是顺着“止于至善”而来的，因此包含着两个方面的含义，其一是知道应当有所“止”，第二是知道应当“止”于至善。 表面看来，两者存在着显著的差异，一个是知道要停下来的动作，一个是知道停在哪里。然而，如果我们将作为一个动作的“止”的发生的时间，无限向前推移而趋近于它的极限——我们的初生之时的话，我们就不仅会发现这两个概念其实是重合的，而且还会发现所谓的“至善”的内涵究竟为何了。
如果一个人在他初生之后，就因为“知止”而使其心志再也没有发生任何变化，那么显然这既是“知止”，又是“知止”的极限状态——由于我们不能说，他所“止”的那个位置，那种状态不是“至善”，否则我们就不是要“止于至善”，而是要去找个“至善”了；如果要去找个“至善”，那么就不应当叫做“知止而后有定”，而应当叫做“知动而后能行”了。 所以，这个处于“知止”的极限状态的人，所“止”的那个位置，那种状态，就是“至善”。因此，所谓的“至善”其实就是人的本然状态。
所以，《中庸》说“天命之谓性，率性之谓道，修道之谓教。”——“天命”的就是与生俱来的，就是本然的，“率”——完全依循着这个天命的，本然的性而行，就是“止于”这个天命的，本然的性，就是“止于至善”——可见“止”是与天命之性，与天地大道的“平行”，而不是绝对的“静止”。
对此最为生动的诠释，大概要数老子的这句：“知其雄，守其雌，为天下谿（xī）。为天下谿，恒德不离。恒德不离，复归于婴儿。”因为它告诉我们了两件事： 第一， 我们人生初始的婴儿的状态，就是恒德未离，本然未失的“至善”的状态； 第二， 在现实当中，在我们觉悟之前，会必然的经历一个离于本然，失于恒德的状态，而我们修养身心的目标，和意义就是要回去，要“复归于婴儿”。由于，这个复归的过程，是以自我的反省，是对应当静止于此的认知为基础的，因此一旦我们回去了，能“复归于婴儿”，也就一定能“止于至善”了。
所以，孟子说：“学问之道，在求其放心。”——找回自己那颗遗失在红尘中的心。其隐而未言的，显然就是不能继续“放”的过程，其实也就是要“知止”。 至于，人为什么一定要“知止”，庄子讲的很清楚——“吾生也有涯，而知也无涯，以有涯随无涯，殆已！”人终究是有局限性的，因此一味的追随于无限的认知背后，终究会“殆已”——以失败告终。
所以 作为一个动作而言，“知止”既是一种长期修养之后获得的智慧，又是觉悟的起点；作为一个名词而言，“知止”所知的那个“止”的内涵，或者说“止”的位置，又就是人自身而已。或者说，这个位置，这个状态，是人与生俱来，生而既有的。所以，只要“知止”——知道应当从一味的向外探求的过程中停下来了，那么就能立刻回到这个状态，或者说重新拥有这个状态。
这就是为什么孔子说“仁远乎哉？我欲仁，斯仁至矣。”因为它本身就不在外面，而就在人自己的一身之内。
至此，我们就可以回答最初的那个问题了：为什么只有为什么“知止而后”是“有定”，而后面则是“能”—静，“能”—安，“能”…？原因很简单，因为这种“定”的状态，是人人皆曾经拥有，而且随时能够重新拥有的本然状态。只不过是由于我们处于种种内在或者外在的原因，进入了“动”的状态，才失去了它。所以，只要“知止”，那么马上就会重新拥有。所以，“定”不是能不能的问题，而是有还是没有的问题。
所以，《庄子》说：“翟乱六律，铄绝竽瑟，塞瞽旷之耳，而天下始人含其聪矣；灭文章，散五采，胶离朱之目，而天下始人含其明矣；毁绝钩绳，而弃规矩，丽工捶之指，而天下始人有其巧矣。故曰：大巧若拙。削曾史之行，钳杨墨之口，攘弃仁义，而天下之德始玄同矣。”——本来聪、明、巧、德人人皆有，是因为我们追随于外部的名目标准，反而因为不再视己之有为有，而变成没有了。
至于后面为什么用“能”，因为那就是一个以前者为基础，以后者为结果的“能”的过程。
（来源 东鹤书院）
|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