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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过改建后的后金都城盛京，在城市中心出现了一处颇具广场性质的地方，这就是与皇宫隔路相望的大政殿与十王亭区域。 我国的许多城市，历史上都曾经是军事要塞，沈阳也是如此。这就决定了它首先是由高墙围起来的城，注重的是防御功能。而在这样一座城市中，却出现了以商业交易的“市”为主向外扩展的西方城市中不可缺少的广场，不能不说是一件奇事。
当年大政殿广场和皇宫宫殿不是一体
经过改建后的后金都城盛京，在城市中心出现了一处颇具广场性质的地方，这就是与皇宫隔路相望的大政殿与十王亭区域。 许多人都将此处视为盛京宫殿的组成部分之一，这其实是一种误解。这里虽然有著名的大政殿，但它既不在皇宫的红墙之内，也不是皇帝日常临朝理政和举行典礼的地方——那些功能由位于皇宫内的正殿崇政殿来承担。
大政殿广场实际是汗王的行政办公室
大政殿只是供八旗诸王大臣议事审案的“大衙门”，而这些活动皇帝并非每次都要参加。入关前皇帝必须出席的大政殿仪式，只是每年元旦（农历正月初一）在这里举行的朝贺大典和筵宴，而这既可以算作是宫廷大典，更是节日公众庆祝活动，只不过参加的人员都是八旗王公大臣官员而已。直到清朝入关后，这里也没有被列入归属盛京内务府管辖的“皇宫大内”范围，而是由负责维修工程的盛京工部管理。而且盛京城的官员们，在固定的朝会日期和庆祝节日，还要到这里象征性地举行“坐班”和“朝贺”仪式，成为城中居民都可以看得到的特殊景观。 大政殿十王亭区域共占地近8000平，在面积不大的沈阳老城区，是一块最大的开敞地带。在这一区域刚刚建立时，它位于紧靠城内十字大街中心交汇处的东南方向，天聪五年（1631）皇太极对城市进行改建后，大政殿广场处于城市“九宫格”的正中心，前有井字街靠南的东西向大街，西面则紧邻城内的南北中轴线大街通天街，再向北数十米就是城内的商业街四平街（中街）。虽然不像西方城市广场那样四面都有放射性通往城市各主要方向的街路，却也处于交通最为便捷的城市中心。 这个区域周围的建筑，正面北侧是八角重檐式屋顶的大政殿，南面两侧则是十王亭（包括八旗亭和左、右翼王亭）。规划和兴建这个区域时，后金的“国家”就是由集军事、行政、生产各种职能为一体的八个称为“旗”（满语“固山”）的组织联合构成，所以这些整齐排列的亭子式房屋，就是聚集在一起处理全国军政事务的办公地点。具体说应该有三个等次，八旗各亭是处理本旗日常事务之处；左、右翼王亭是协调一翼（四旗，左为镶黄、正白、镶白、正蓝，右为正黄、正红、镶红、镶蓝）事务之处；大政殿则是八旗诸王大臣共同议事之处。这些建筑的功能，虽然不能完全等同于古代希腊城市广场旁的元老院或市政厅，但一般情况下，无论是皇帝或百姓，每天都可以在这里找到各旗处理公务的值班官员，其公共职能也是显而易见的。 皇上在广场开“Party”城中百姓都能看见
把大政殿区域视同“广场”，还因为这里具有一定的公共集会功能。当然这种集会并非市民自行组织的公众活动，而多是出于来自皇宫的号令。而且清入关后作为陪都的盛京城内的官员们，在固定的朝会日期和庆祝节日，还要到这里象征性地举行“坐班”和“朝贺”仪式，成为城中居民都可以看得到的特殊景观。 这里的集会具体可分为两类：一是重大庆典仪式，如元旦和万寿节朝贺、皇帝登基大典、重大战役凯旋庆功以及相关的大型宴会等，这种场合皇帝本人都亲自出席，而且是仪式的核心，参加者除王公大臣外，还有八旗额真以上职务的众多官员，一般都有数百人。如元旦朝贺宴会，基本上都是百桌以上的大宴，而且宴间还有歌舞、杂技、摔跤等表演助兴，场面十分热闹。另一类是紧急集会发布重要消息，皇太极时期曾做过这样的规定，凡是遇到紧急事务需要召集城内各级官员，沈阳城的八个城门同时击鼓，官员们听到后要立即赶往大政殿集合，听候号令。当年确实也有过几次这样的“紧急集合”。如崇德二年（公元1637年），皇太极最宠爱的关雎宫宸妃诞生皇子，内府官员即奉命用这种办法召集众人至大政殿前，宣布这一喜讯。几年后，清军经过长期围困，攻下辽西重镇锦州，前线官员飞马回盛京报捷，皇太极传谕八门击鼓，将此消息于大政殿宣示众人。 那么，为什么在沈阳这座满族人建立的都城里，会出现中国古代城市中很少见的“广场”？这得让我们先从沈阳城的历史说起。
从西汉到元代 历经1400年演变才有了沈阳城
沈阳作为历史上的军事要塞，最早是建于什么时期？ 文献记载，沈阳最早的名称是汉代的候城，西汉时期属辽东郡。1993年，考古工作者在沈阳市沈河区宫后里发现汉代古城墙遗址，地表有很多绳纹砖瓦，还有不少夹砂红陶器具残片。宫后里古城遗址的发现，使汉代候城县的位置得到确认。 《汉书·地理志》中提到，候城县的始建年代为战国的燕昭王后期，即公元前300年左右。那时处于河北一带的燕国，为了抵御北方和东方骑射民族的侵扰，派大将秦开统率兵马北击东胡，击退东胡一千余里，在今我国东北地区南部建立了辽东郡和辽西郡，并在郡下陆续设县。这是我国历史上在辽宁境内设郡的开始。 魏晋南北朝时期，几乎没有留下什么有关沈阳的文字记载。隋唐时期，中央政权逐渐强大，对东北地区进行了几次大规模的用兵。在这几次用兵中，候城都作为大军经过或攻取的重要地方之一，被列入皇帝的诏书中，说明沈阳历来在军事上占据重要的地位。 到辽代，沈阳有了较大的发展。辽在这里建立沈州。辽太宗于天显三年（公元928年）将在原渤海国基础上建立的东丹国举国南迁至沈州，使沈州人口显著增加，经济出现繁荣的景象。 沈州在金代末年毁于战火。经过40余年的荒凉废置，元代设建制正式在今天的沈阳设立“沈阳路”。从此，沈阳一名出现于史书。沈阳路辖乐邦、章义、辽滨、进城四县。不久就发展成为一座拥有5000多户、多个民族共同生活的州城。 沈州作为城市的雏形是在西汉时期形成的，这期间经历了由候城到沈州的演变过程。从公元前128年西汉设立候城县到元代重建沈州，其中经历了1400多个春秋。 明朝时期，由于沈阳重要的军事地位，明太祖于洪武十九年（1386）八月，同时建成沈阳中卫、沈阳左卫、沈阳右卫三个卫所，三卫均隶属辽东都指挥使司统辖。沈阳卫城驻军达9000多人，军事地位进一步加强。洪武二十一年（1388），朝廷批准沈阳中卫城指挥的奏请，改建沈阳城。也就是说，明末沈阳城在原有土城基础上，为加强防御功能分期改建而成砖石城。 当时沈阳城规模在辽东都司范围内（包括辽西地区）十几座城池中，排在辽阳城、广宁城和开原城之后，居第四位，属于中型偏大的城池。而排在它之前的三座城，分别是辽东都司首府（辽阳）和对蒙古、女真防守和通商的边塞重镇。 沈阳城之所以会有这样的规模，是由于对于明朝来说，它在防守东、北两面女真人方面具有重要战略地位，特别是对东部的建州女真，从沈阳向东经抚顺两日内即可到达建州女真的腹地。公元1619年春萨尔浒大战时，沈阳就是明军的大本营，大帅杨镐就在这里坐镇指挥战斗。而努尔哈赤领兵进入辽东汉人区域之际，在先攻下抚顺城后，攻取的下一个目标就是沈阳城。 天命十年（公元1625年），努尔哈赤力主迁都沈阳。不论他当时迁都沈阳主观上是为了退却还是为了进攻，但是迁都沈阳客观上使后金政权占据了重要的地理位置，为以后向明朝发动一系列积极主动地进攻，乃至统一全中国，提供了有利的条件，更使沈阳成为清朝的开国都城。
“皇宫大内”建广场和当时努尔哈赤政权的体制有关
所以，我们认为，在沈阳这座满族人建立的都城里出现中国古代城市中很少见的“广场”，这应当与当时努尔哈赤政权的体制有一定关系。 在营建沈阳都城几十年前，他们还是一个狩猎民族，在所居住的山寨中，一般都会有供公共集会的广场性质区域，位于这个区域的主要建筑，就是“断案摆宴的大衙门”。自努尔哈赤建国称汗至皇太极天聪年间，满族汗国基本上是延续军事民主制的八旗共主执政，甚至在努尔哈赤晚年还定下了“八（旗）和硕贝勒共治国政”的国家决策原则。所以，在后金赫图阿拉、界凡、辽阳几座都城中，都建有八旗旗主办公之处与汗王大衙门共同排布的区域。 据《满文老档》、《清太祖武皇帝实录》等史料记载，赫图阿拉城内建有供汗王努尔哈赤居住的“宫”和“楼”，又有举行大典和接见宴请宾客、传集诸王大臣议事聚会的“殿”（或称“大衙门”）。近年来有关研究人员对城中的部分宫殿遗址进行了调查发掘，结果证明，后金建国之初的“金銮殿”是一座面阔三间的青砖瓦顶木构架平房，其遗址是一个长18米、宽11米、高2.5米的土台，通过勘测估算，其建筑面长12米、进深7米，系硬山顶大型建筑。据当时后金的生产力发展水平分析，这座“金銮殿”在建造技术和装饰方法上已经达到当时的最高水平。 天命四年（1619）五月初五日《满文老档》记载：“辰时，汗登衙门就坐。衙门两侧设凉棚八处，八旗诸贝勒、大臣等分坐八处。”其中所谓“凉棚八座”，无论是临时性建筑还是永久性建筑，在清入关前宫殿的历史上都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这些“凉棚”显然是建于汗所用的殿（衙门）之前，并与之形成一个整体， 更值得一提的是，从史书中关于皇太极率众出征设立营盘的记载中，有时也可以看到类似大政殿和十王亭的布局，即中间为一座黄色营帐，两侧为8座黑色营帐，实际上形成了一个用营帐构成的“大政殿广场”。一些学者也因此将位于沈阳故宫东路的11座建筑称为“帐殿式布局”，用来形容其所具有的满族特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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