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满族早期官方文献为何唯独缺少努尔哈赤病危、去世直到皇太极即位的最关键几天的档案？ 努尔哈赤临终之际究竟是否安排了后事？ 诸贝勒为什么这么快就逼大福晋阿巴亥为努尔哈赤殉葬？ 多尔衮在其执政时期，曾多次扬言皇太极即位乃是“夺立”，多尔衮为什么敢这么说呢？
后金天命十一年（公元1626年）农历七月二十三日，炮伤未愈的努尔哈赤实在无法坚持处理军政事务，于是动身前往清河温泉疗养。七天之后，健康情况没有任何好转的努尔哈赤为了祈求神灵的庇护，派遣二贝勒阿敏代替自己去祭祀父亲塔克世与历代祖先。然而，无论是父亲还是历代祖先，都未能保佑努尔哈赤子的身体逐渐康复，也未能阻止死神的逼近。八月初七这一天，努尔哈赤预感大限将近，命令启程返回沈阳，并派人赶往沈阳迎接大福晋阿巴亥前来与自己相见。一场围绕着汗位继承展开的权力之争由此拉开了序幕。
神秘失踪的太祖“遗诏”
公元1626年八月十一日下午，努尔哈赤在乘船顺太子河返回沈阳的途中逝世，时年六十八岁。后金的最高统治权力一时之间陷入了真空状态。 努尔哈赤死后留下子侄数十余人，他的十多个儿子中，最年长的是代善，四十六岁，最年幼是多铎，十三岁。 此后，皇太极带领众贝勒上演了一场逼迫阿巴亥殉葬的好戏。《清太祖武皇帝实录》记：诸王称，先王（努尔哈赤）曾遗言，等他死后，要阿巴亥殡葬。“诸王以帝遗言告后，后支吾不从。诸王曰，先帝有命，虽欲不从，不可得也。后遂服礼衣，尽以珠宝饰之------于十二日辛亥辰时自尽，寿三十七。” 阿巴亥在自尽之前非常痛苦，她哭着对诸王说：“我从十二岁服侍先帝，已经有二十六年了。我不忍心与先帝分离，愿相从于地下。望各位能够多多善待我的孩子们啊。” 努尔哈赤在临终之际究竟如何安排了后事，也许已经成为千古之谜。满族最早期官方文献《满文老档》记载了从公元1607年到1626年农历八月初四的档案，却唯独缺少努尔哈赤病危、去世直到皇太极即位最关键几天的档案。当时后金已经形成了一套正规的记录制度，这几天所发生的事情也应该记录在册。但是，为什么这些日子的档案却最终未能流传后世呢？ 最关键几天档案的缺少令人不得不产生种种疑问：努尔哈赤临终之际究竟是否安排了后事？他让最后一位大福晋阿巴亥前来相见，最后时刻说了些什么？诸贝勒为什么这么快就逼大福晋阿巴亥为努尔哈赤殡葬？多尔衮在其执政时期，曾多次扬言皇太极之即位乃是“夺立”，多尔衮为什么敢这么说呢？ 种种历史遗留下的痕迹表明，努尔哈赤在临终之际，毫无疑问是留下了遗诏的。但是，正是因为这份遗诏的神秘失踪，或是被人为地销毁，所以才导致了从努尔哈赤去世到皇太极即位之间这一段日子，后金的宫廷史被蒙上了一层朦胧的面纱，而努尔哈赤遗诏的真实面目愈发变得扑朔迷离。 后世流传最为广泛的一份遗诏版本是：努尔哈赤在去世之前，曾经向大福晋阿巴亥表明，要确立十五岁的多尔衮为汗位继承人，并且让大贝勒代善辅政。这个版本的“遗诏”之所以存在一定的可信度，主要是因为大福晋阿巴亥是陪伴努尔哈赤走过生命旅程最后时刻的极少数人之一。努尔哈赤在自知不久于人世之后，便立即派人返回沈阳迎接大福晋阿巴亥，而且努尔哈赤是在与大福晋阿巴亥见面后，并在她的陪伴、护送下返回沈阳的途中去世的，因此大福晋阿巴亥很有可能得到丈夫临终前的“遗诏”。 朝鲜国的人们就接受了这种观点，并且在其官方史料记载中绘声绘色地写道“努尔哈赤临死时谓贵永介（即代善）曰：‘九王（即多尔衮）当立，而年幼，汝摄政后，可传位九王也。’” 而这些传言的一个主要依据说是，努尔哈赤临去世前，将自己亲自带领的两黄旗人口、土地、财产、牛录分给了阿济格、多尔衮、多铎兄弟。那么，这是否就表明他有传位的意思呢？这还得从后金政权家庭性质的转化和女真人财产继承制度的核心“幼子守产”制度说起。
八旗旗主之位全部是王族子弟
努尔哈赤二十五岁起兵之时，追随其左右的多是距起兵地点较近的部落首领及各族依附人物，如嘉木河寨主喝哈善，沾河寨主常书、杨书、哥因、安费扬古、额亦都、洛翰等，也有出身显贵家庭的费英东、何和理、扈尔汉辖、扬古利、阿兰珠等。努尔哈赤采取财物赏赐、政治联姻，赏赐官爵、名号，赐姓名，收养子等手段将他们团结在自己周围，构成了事业发展初期最忠诚、最勇敢、最善战的群体。 从万历十七年（公元1589年）开始，除重大战役努尔哈赤亲自统兵以外，一般战役则由这些老臣与努尔哈赤弟、子、侄交替或并肩带兵讨敌。如万历十七年征安楚拉库、内河路，由幼弟巴雅喇、长子褚英、噶盖、费英东共同领兵；万历十九年、二十一年收复鸭绿江、珠舍里、讷殷部，由额亦都、噶盖、硕翁科罗巴图鲁安费扬古三人前往。 从进军海西部开始，带兵征战者又有新的变化，除重大战役如攻哈达部、辉发部、乌拉部由努尔哈赤带兵外，其余由弟、子、侄担任领兵的任务。如万历三十五年（公元1607年）接收费悠城由舒尔哈齐、褚英、代善领兵，随征者为费英东、达尔汉；同年征伐赫席赫路，由幼弟巴雅喇带兵，随从者有费英东、安费扬古。 从收复哈达部后，努尔哈赤对三百六十三道敕书的分配中，也可以看出这种微妙的变化：以努尔哈赤、长子褚英、弟舒尔哈齐为首的家庭成员分到敕书总数的百分之五十六点七，并占有九道都督敕书中的八道；在对人口、牲畜的分配上，褚英、代善合分“部众之大半”，各给“部众五千家，八百牧群，银各万两，敕书八十道”，其他由努尔哈赤“爱妻所生诸子”，即由皇太极等诸幼子分配。也就是说，户口、牲畜的所有权全部归爱新觉罗家族所有。 自万历十七年到万历三十九年，除上述贝勒、宗室参政、领兵外，努尔哈赤其余年幼诸子、侄相继登上历史舞台。后金国政权、军权的家庭性质日渐加重，以何和礼、额亦都、扈尔汉、费英东和安费扬古五大臣为首的起兵老臣的领兵权或军权被逐渐削弱，降到附庸的地位。 创建满八旗时，努尔哈赤亲领两黄旗，次子代善领两红旗，其第五子莽古尔泰领正蓝旗，第八子皇太极领镶白旗，其长孙杜度领正白旗，其侄阿敏领镶蓝旗。五位开国老臣的功劳比任何一位王族子弟的功劳都大，但他们全部与八旗旗主之位无关。
遗产传给幼子是女真人财产继承制的核心
到后金建国之时，努尔哈赤身边有权参与决策的四大贝勒是：大贝勒代善（努尔哈赤第二子）、二贝勒阿敏（努尔哈赤侄子）、三贝勒莽古尔泰（努尔哈赤第五子）、四贝勒皇太极（努尔哈赤第八子）。四人按月轮值，一切军国机要事宜，由当月轮值的贝勒负责处理。 一年后，即公元1622年，后金天命七年三月初三，努尔哈赤以《汗谕》即国家元首文告的形式，宣布了八和硕贝勒共治国政制度。 和硕的意思是“四方之方，东南、西南、东北、西北四角之角”。贝勒，则是满语中老爷、大人、主子之意。按字面意思理解，和硕贝勒是一方之主的意思。被努尔哈赤封为和硕贝勒的八位王爷是：代善、阿敏、莽古尔泰、皇太极主、阿济格、多尔衮、多铎、济尔哈朗。其中，阿济格以下的四位贝勒年纪太小，例如，多铎只有八岁，多尔衮刚刚十岁，于是，此四人被称为四小贝勒。他们在理论上拥有的权力，由他们年长的兄长四大贝勒替他们行使。 以上版本“遗诏”最有力的佐证之一，就是：大福晋阿巴亥所生的三个儿子——十二子阿济格、十四子多尔衮、十五子多铎得到了努尔哈赤格外的宠爱。努尔哈赤临去世前，将自己亲自带领的两黄旗人口、土地、财产、牛录分给了阿济格、多尔衮、多铎兄弟。而其第三子阿拜、第四子汤古岱、第六子塔拜、第七子阿巴泰、第九子巴布泰、第十子德格类、十一子巴布海等人均未能分到一旗部众。像阿巴泰、德格类等人都曾身经百战并且战功显赫，但他们就是得不到父亲的重视和喜爱。 按照八旗制度，只要成为一旗之主，就不仅仅代表着崇高的地位，还意味着拥有了在其名下的土地、人民、军队、牛羊、财富以及与引相关的一切权力。这些权力所能够支配的力量，至少相当于后金全部国力的八分之一。这就使努尔哈赤的遗产继承变得十分耐人寻味，也使努尔哈赤传位多尔衮的“遗诏”之说广为流传。 但是，没有其他更为有力的证据来证明这个版本遗诏的真实性。朝鲜方面的记载毕竟不是亲眼目睹。将努尔哈赤对于多尔衮兄弟三人的宠信，解释为他宠爱最后一位大福晋阿巴亥，进而爱屋及乌，延伸到喜爱其所生的三个儿子似乎也说得通。 女真人与历史上其他游牧渔猎民族，如契丹辽国和成吉思汗蒙古一样，在财产继承上实行一种很重要的“分家子与未分家子”制，其核心是“幼子守产”制度。根据这种“幼子守产”制度，成年后的儿子们应该立即分家出去，单独成家立业，而将年幼的儿子留在家中继承父母的遗产。这种制度和汉族文化中的“嫡长子继承”制完全不同。以此来解释努尔哈赤将自己亲掌的两黄旗传给多尔衮兄弟，似乎更加让人信服。 通过以上分析我们得出结论：努尔哈赤去世时，将自己执掌的两黄旗传给多尔衮兄弟是符合女真人财产继承制度的习俗的，这并不能看成是留下过“遗诏”传位给多尔衮的依据。而需要巩固的政权要挑选一个雄才大略的继承人，努尔哈赤毕竟是一代王者，传位与遗产继承完全不必混淆在一起去看。所谓传位给多尔衮，更多的是后人依据这个历史时期的宫廷政事而做的猜测罢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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