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田勘
在今年的全国两会上，杨虎城将军的后代、全国政协委员杨翰先生在一份“把民间对日索赔纳入对日斗争大战略的建议”提案中，首次透露中国民间对日索赔第一人童增获得今年诺贝尔和平奖提名的消息。童增获提名的原因是他“多年来推动二战中国受害者权益的伸张，为促进这一战争遗留问题的解决不懈努力，因此也得到世界上一些国际人士与组织的认可和肯定”。
尽管诺贝尔奖在全球范围是一个比较权威的奖项，但也不乏争议，而且近年来争议越来越多。这些争议不只是针对诺贝尔文学奖，也针对诺贝尔自然科学奖，但是，更多的是集中在和平奖和文学奖，因为对于和平和文学奖，不同世界的人们有完全不同的看法。
现在，坚持对日索赔的童增获得诺贝尔和平奖提名首先说明，百年大奖诺贝尔奖在寻求改革，尤其是渴求在和平奖上有所突破和创新，也在追求更为公正和获得世界更广泛的认同。这种改变在今年得到充分体现和展现，一是对诺贝尔和平奖评委会人选的改革，一是对和平奖内容的改革。
人们当然清楚，评委的立场、思维、学识以及洞察力决定着一项奖项的大致归属。所以，2015年3月3日，经过投票表决，诺贝尔和平奖委员会现任主席亚格兰德被革职，现任副主席、曾经的挪威保守党领袖卡茜·库勒曼·菲弗接任主席一职。评委会主席被革职在诺贝尔和平奖114年的历史上前所未见，因此引发外界广泛猜测。有人分析，诺贝尔和平奖的评审过于政治化，如授予美国总统奥巴马诺贝尔和平奖，是亚格兰德是被革职的主要原因。
于是，诺贝尔和平奖的改革自然就从评委延伸到内容。根据诺贝尔的遗嘱，和平奖是“奖给为促进民族团结友好、取消或裁减常备军队以及为和平会议的组织和宣传尽到最大努力或做出最大贡献的人”。尽管奥巴马的获奖并没有改变诺贝尔奖的宗旨，但是，人们质疑的是该奖的公正与否，因为，奥巴马从2009年1月21日就任总统到10月9日被宣布获奖，才当了200多天的总统，谈不上对世界和平做出贡献，更谈不上杰出贡献，所以，当年的评奖被认为极为罕见。
除了公平和公正之外，诺贝尔和平奖的内容近年来也在改变，并非只局限于消除战争、裁军和举行和平会议，而是有所扩大，例如对于环保做出很大贡献的人也被视为对世界和平做出了贡献，肯尼亚环境和自然资源部副部长旺加里·马塔伊（2004年）和美国副总统戈尔（2007年）获奖就是如此。
不过，戈尔和马塔伊的获奖同样也引起了争议，前者是因为其行为方式并不环保，其位于田纳西州首府纳什维尔市贝尔米德地区的住宅2006年平均每月电费高达1200美元，比当地一般美国家庭一年的电费还多。对于马塔伊的争议则是认为其对艾滋病的无知。
显然，上述情况都表明，诺贝尔奖在公平和公正方面还不能完全孚众望，因此需要变革。同时，要把公正与获奖内容结合起来，又更为困难。此次的童增被提名恰好是在这两个点的结合上有突破。
对日战争索赔当然与和平有关，但是，与诺贝尔遗嘱的关系似乎又不那么直接。不过，对日战争索赔官司让世界更多的人，包括让日本国民知道了日本右翼极力否认的那场侵华战争，并且促成了两个积怨深厚的民族正视历史，也为两国远离战争、促进和平做出了贡献，这也符合诺贝尔和平奖的“促进民族团结友好”的首要条件。
更重要的是，童增的索赔行为是为了妥善和合理解决二战遗留问题，帮助抚慰受害者的心灵，追求正义的实现，也同时能促进加害者的认识、忏悔。唯此，才能有和解与和平。索赔显然不是目的，而是为了向世界揭示真相。虽然人们非常赞同“没有真相，就没有未来”之说，但是，对其具体的体现并不能深入下去。其中一种体现便是，真相可以促进加害者的忏悔，正如“南非真相与和解委员会”主席德斯蒙德·图图大主教坚持以赦免换取罪恶真相的完全披露，在加害者述说全部真相之时，也从内心深处进行了一次彻底的悔过，并真诚地向受害者和公众说出“对不起”，从而实现加害者与受害者的和解，走出以血还血的漩涡和老路。
相似地，如果没有以色列持之以恒地追捕纳粹犯罪分子并把他们的罪恶公之于世，就不会有1970年12月7日联邦德国总理勃兰特在波兰犹太人死难者纪念碑前双膝跪地致歉，也不会获得1971年的诺贝尔和平奖。
当然，童增仅仅是被提名，未必能获得诺贝尔奖，对此应有清醒的认识。但是，提名反映了世界的认同，也即首先要有真相，才能促进和解与和平。这也是对对日战争索赔行动的肯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