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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王昭君，班固（32-92）的《汉书》和范晔（398-445）的《后汉书》是最基本的史料记载，人们都将之当成信史。然而，两书在记载王昭君事迹时，是有明显歧义的，致使人们对王昭君的研究诸说纷起。按说，《后汉书》撰成于《汉书》之后三百多年，应当有许多新的资料补充，但事实上却不是这么一回事。 一、是“王樯”，还是“王嫱”？ 为方便分析，先将《汉书》、《后汉书》所载王昭君事迹抄录于下。 《汉书·元帝纪》记载： 竟宁元年（公元前33年）春正月，匈奴呼韩邪单于来朝。诏曰：“匈奴郅支单于背叛礼义，既伏其辜，呼韩邪单于不忘恩德，乡慕礼义，复修朝贺之礼，愿保塞传之无穷，边垂长无兵革之事。其改元为竟宁，赐单于待诏掖庭王樯为阏氏。” 《汉书·匈奴传下》记载： 郅支既诛，呼韩邪单于且喜且惧，……竟宁元年，单于复入朝，……自言愿婿汉氏以自亲。元帝以后宫良家子王牆字昭君赐单于。单于欢喜，上书愿保塞上谷以西至敦煌 ，传之无穷，请罢边备塞吏卒，以休天子人民。……王昭君号宁胡阏氏，生一男伊屠智牙师，为右日逐王。呼韩邪立二十八年，建始二年（前31年）死。……（大阏氏长子）雕陶莫皋立，为复株絫若鞮单于。……复株絫单于复妻王昭君，生二女，长女云为须卜居次，小女为当于居次。 《后汉书·南匈奴列传》记载： 初，单于弟右谷蠡王伊屠知牙师，以次当为左贤王，左贤王即是单于储副，单于欲传其子，遂杀知牙师。知牙师者，王昭君之子也。……昭君字嫱，南郡人也。初，元帝时，以良家人选入掖庭。时呼韩邪来朝，帝敕以宫女五人赐之。昭君入宫数岁，不得见御，积悲怨，乃请掖庭令求行。呼韩邪临辞大会，帝召五女以示之。昭君丰容靓饰，光明汉宫，顾景裴回，竦动左右。帝见大惊，意欲留之，而难于失信，遂与匈奴。生二子。及呼韩邪死，其前阏氏子代立，欲妻之，昭君上书求归，成帝敕令从胡俗，遂复为后单于阏氏焉。 比较两书所记王昭君事迹，在诸多方面都是有差异的。那么，如何认识这些差异呢？ 二、昭君是名字还是官职？ 《汉书》“元帝纪”称昭君为“王樯”，同书“匈奴传”又说“王牆字昭君”，“号宁胡阏氏”。《后汉书》又说“昭君字嫱”。这里除“宁胡阏氏”显然是政治封号外，王昭君、王樯、王牆、王嫱，当以何为是呢？祁和晖先生对此进行系统研究后认为，王昭君除“王”姓可以肯定外，其他的所谓名和字，只是标志某种特征以明身份的呼号。 王昭君以民女被征入宫，仅“待诏掖庭”，初无封号，其名字不会被注意。后宫无封号的宫女成千上万，皆难详其名字。有些宫女直到后来贵幸，也仅留其姓，不存其名。如汉高祖的戚夫人，汉文帝之母薄姬，汉景帝之母窦太后，汉武帝的宠姬尹婕妤、钩弋夫人、李夫人等，都留姓而不留名。钩弋夫人姓赵，她入宫前因其两手常握拳弯曲，入宫后初号“拳夫人”，后移居钩弋宫，又称“钩弋夫人”，其子即为汉昭帝。由此可知，西汉后宫的宫女从入宫之日起，即不呼其娘家名字，因而多不详其本来名氏字号。 《汉书》第一次提到王昭君时，称其为“王樯”，这“樯”字很可能如“拳夫人”的“拳”字一样，仅是与被征选入宫时的某种特征相联系。《康熙字典》释“樯”为“船樯帆柱也”，即是一位船载而来的王姓姑娘。《汉书》后又称她为“王牆”，牆与樯，同音假借。这樯、牆的前后用字不一，反映了这两个字都不是王昭君的真实名字，而只是一个记音义的符号。其作用尤如“拳夫人”的“拳”字一样。 到《后汉书》时，范晔将“王樯”、“王牆”均改为“王嫱”。《说文》说：“嫱，妇官也，从女墙省声。”范晔大概认为王昭君赐嫁匈奴单于，当已具有宫中女官资格，于是改“樯”、“牆”为“嫱”。后世因王昭君系历史上有功的著名美人，又取其女性特征，逐渐淘汰了“王樯”、“王牆”的称呼，使“王嫱”之称统一起来。 “昭君”一称很可能是封号而非字号。《汉书》说“字昭君”，《后汉书》却说“昭君字嫱”，这种记载上的矛盾就已透露出这一点。“王昭君”三字似乎为这样一种含义：代表汉家君王光临匈奴的王姓姑娘。这称呼是她出塞前夕所赐封号。因她“待诏掖庭”时，并未得到汉元帝的封赐，当呼韩邪单于自请为汉婿时，汉皇理应以后宫未受封号的处女加封号为赐，如已受封为汉宫女官，从名份上说已属于汉皇的妻属，在外交上是不宜赐给匈奴单于为妻的。为表示对和亲的重视，又必须使和亲宫女有一定身份，在王昭君出塞前夕，汉元帝必须选择适当的封号给予封赠。王昭君不是皇室支系，不能封为公主，于是便只能按她具有“光明汉宫”的美丽和代表汉皇光照匈奴的政治使命赐封她为“昭君”。 西汉本有赐封女子为“君”的惯例。如汉武帝封其同母异姓大姊为“修成君”便是一例。《说文》谓“昭，日明也。”“昭君”即汉皇光照匈奴的象征。她不仅有惊人的美丽，而且负有替汉家君王传播光明、和番宁胡的重大使命。“昭君”与“宁胡”，皆为政治含义丰富的称号，正是在王昭君“和番”这件政治大事中双方君王政治意图的对应，也是对“和番”能取得良好政治后果的祝愿。汉元帝还因此事改元为“竟宁”，同样透露出对此事的愿望。 如此说来，王昭君除姓王可以确定外，她的真实名、字都应属不详，并且难以考证，很可能是本来就没有，后世是因其政治封号而习称“昭君”的。 三、王昭君出塞是自我推荐的么？ 《汉书》明确记载，王昭君出塞是因为汉元帝答应呼韩邪单于“愿婿汉氏”之请，而将她“赐”给呼韩邪单于的。 但据《后汉书》的记载，昭君出塞和亲是出于自愿前往而不是被迫的。她之所以要自请出塞，是因为“入宫数岁，不得御”，因而“积悲怨”，于是利用匈奴单于呼韩邪请求“和亲”的机会，“乃请掖庭令求行”。即是说，一个良家女子，迫于封建权威，被选进“掖庭”（后宫），听候“见御”，纵使获得百般恩宠，也不过是皇帝手中的一个玩物而已。何况王昭君“入宫数岁，不得见御”，自然不能没有苦闷和愁思。但是，王昭君不是以消极态度和用庸俗方法去对待这种苦闷和愁思，而是用积极的态度，看到出塞“和亲”是一个于国于己都有好处的机会时，就挺身而出，慷慨应召，自愿扮演一个“和平使者”的角色，去肩负巩固和加强汉匈两族友好关系的重大使命。 两相比较，《后汉书》记载的昭君自愿请行和亲之说，很可能是范晔根据民间传说写入的，其可信程度自然不如《汉书》。 试想，王昭君离乡背井被选入深宫，与父母亲朋隔绝已是人生之大不幸了。她难道不会联想到远在漠北、习俗殊异的匈奴宫廷会是什么样子吗？她难道会认为去匈奴配异族就摆脱了“牢笼”吗？从《后汉书》记载她在呼韩邪单于死后曾“上书求归”，也可以说王昭君并未完全融合于匈奴族。因此，昭君出塞恐怕不是她主动请行的。再说昭君的出身和她所处的时代还没有滋生为民族团结而献身的精神。所以，昭君出塞并不是她个人的意志，而是皇帝的旨意，她不过是汉朝皇帝为汉匈和平而赐给匈奴首领的一个“礼物”。当然，王昭君接受了皇帝对她的安排，客观上为民族团结做出了贡献。 四、汉元帝赐给呼韩邪几个和亲女？ 《汉书》只说“元帝以后宫良家子王牆字昭君赐单于”，“赐单于待诏掖庭王樯为阏氏”，很明显，所赐的“和亲”女子就是王昭君一人。而《后汉书》却说“帝敕以宫女五人赐之”。 历来去和亲者，都只有一人，所伴随者，最多女仆而已。当时社会是把出塞远嫁视为不幸的。这从《史记·刘敬列传》记载汉高祖刘邦为了争取汉匈和平，曾打算将女儿长公主鲁元嫁给冒顿单于以和亲，而吕后日夜哭泣：“妾唯太子、一女，奈何弃之匈奴？”从《汉书·西域传下》记载汉武帝时为了联络乌孙共击匈奴，曾把江都王刘建之女细君嫁给乌孙王，细君过不惯异族生活便作歌“吾家嫁我兮天一方，远托异国兮乌孙王；……居常土思兮心内伤，愿为黄鹄兮归故乡”以悲泣；以及“和亲”之女并无皇帝之亲女，多为宗室女等诸事即可证明。而汉元帝却是太大方了，一下子就赐给五人。 不过这五人中包不包括王昭君，却很难说；因为《后汉书》的记载是很矛盾的。从“帝敕以宫女五人赐之”，接着说“昭君入宫数岁”看，昭君显然不在五位宫女中，而是待诏掖庭的皇帝后宫之人。因为倘若五女之中已有昭君，明明已被元帝“赐之”了，她又何必还要单独求行呢？可是，下面说“帝召五女以示之，昭君丰容靓饰，光明汉宫”，又显然是将昭君包括在五女之中的。这“五女”与王昭君是什么关系，实在不好理解。 这“五女”，除昭君外，其他皆不记姓名，到匈奴后也无封号并默默无闻。如果说由于昭君身份特殊，只有她有封号所以载于史册，那其他四女或五女就只能是昭君的女仆，而不可能都是“赐”与单于为妻的。 汉元帝不可能同时向呼韩邪“赐”以数女，因为这必然会冲淡王昭君这位主要“和亲”者的魅力和影响，达不到预想目的。同时，当时呼韩邪已是老人，他只是“愿婿汉氏以自亲”，有一个王昭君就足够了，汉元帝为什么会一下子就“赐”五女呢？这实在有点说不通。《后汉书》所言，颇不可信。 五、昭君临行，汉元帝有没有“意欲留之”？ 《汉书》在记载元帝将王昭君赐单于后，只说“单于欢喜，上书愿保塞上谷以西至敦煌，传之无穷，请罢边备塞吏卒，以休天子人民。”而《后汉书》却有一段元帝后悔的记载：“呼韩邪临辞大会，帝召五女以示之。昭君丰容靓饰，光明汉宫，顾景裴回，竦动左右。帝见大惊，意欲留之，而难于失信，遂与匈奴。”这不像是史书而类似于小说。 史书记载得很明白，汉宣帝、汉元帝都不贪色。宣帝治理汉宫比较开明，只发生过一件倾轧伤命事，当时就被宣帝查明而昭雪了冤案。元帝执着于建祖庙、好音律和虎圈斗兽，因此，后妃们没有发生因争宠而“不得见御”的悲剧。 汉元帝虽然此时才43岁，却已是被疾病缠绕的垂危之人。就在王昭君出塞后不久的竟宁元年五月，汉元帝就“崩于未央宫”。说他因见昭君“丰容靓饰，光明汉宫”，就拟不顾外交礼仪、外交信用地将昭君留下来，只能是小说家言。竟宁许女，原是为边境安宁而要什么给什么的例行之事。多病之身又临垂危的他，不可能搞那么隆重的赐女活动，更不可能有“意欲留之”的情绪。而且，“意欲留之”的“意”，即是内心的独自活动，外人又如何知晓？这样写，显然是受了《琴操》、《西京杂记》、《世说新语》等记载传闻的小说类书籍的影响。 六、记载失误的原因 班固撰《汉书》，如司马迁撰《史记》一样，用笔十分严谨。在有关王昭君的记载中，总的说是值得肯定的。至于“王牆字昭君”与“樯”、“牆”的前后不一，正反映出它们都不是王昭君真实的名、号。班固这样写，或许正是因为王昭君本无名、号，他只能将可能的所谓的名、号如是记载。 范晔《后汉书》对王昭君事迹的大量误记，则是另有原因的，这需要从范晔个人和时代以及当时社会矛盾中加以分析。 范晔是南北朝时的南朝宋人。他生活的时代，北方各民族大量移入中原，先后建立了16个政权（通称“五胡十六国”）。这是中国历史上较为突出的一次民族大融合的时代，它对当时社会的政治、经济、文化以及人们思想影响极大；范晔也无例外地受到波及。 南朝宋与北魏等北方少数民族政权对峙时期，少好学，博涉经史，善为文章的范晔已是成熟之年。他很有才华，历任参军、尚书外兵郎、荆州别驾从事史、尚书吏部郎等职，因生活细节屡次触怒上峰而不被当朝重用，屡遭贬斥。《后汉书》正是在他不得志时而“删众家《后汉书》为一家之作”。后来，范晔参与了其外甥谢综等人的策谋清君之侧，事败被诛，年仅48岁。这就不难推断，范晔在撰《后汉书》时，他的思想情绪是波澜起伏的。《南史》说他“于屈伸荣辱之际，未尝不致意焉”。所以，范晔之死，有不容于世的主观因素，而他所撰写的《后汉书》可以说是他的寄情之作。 范晔对班固及其《汉书》十分推崇，这在他的《狱中与诸甥侄书》中是多处言及的。《汉书》记载的王昭君事迹，本已比较完整客观。南朝史学家研究西汉的人和事，不能不以《汉书》来做史料依据，史料有误，当可辨正。范晔论证其他史实，也都是这么办的，唯独描写王昭君和亲事，却反其道而为之，去向当时的文学作品寻找启示。问题就出在这里。 范晔撰《后汉书》时，描写王昭君的诗文，如《西京杂记》、《琴操》、《明君辞》等均已传论于世。昭君命运的文学形象，恰与范晔个人遭遇不谋而合。像《西京杂记》作者葛洪等人都借昭君这个酒杯，浇个人块垒，范晔对此岂能无动于衷？ 王昭君虽入选掖庭，但汉宫封建等级森严，到汉元帝时，皇后以下计为十四品等，王昭君乃是十四等级之下的一般宫女，根本不具备争宠条件，她怎么可能产生“见御”的奢望呢！很显然，“不得见御，积悲怨”正是范晔怀才不遇的借题发挥。当时，民族大融合的形势方兴未兴，北方各民族政权并不拒绝南朝宋人前去效力，范晔既然不被南朝宋帝器重，何不求行北去，另觅天地呢？“乃请掖庭令求行”不正是范晔心向往之的假托么？ 《汉书》作者班固及其父班彪本是东汉初人，班彪的外祖父金敝就是匈奴人金日（石单）孙，班氏父子比较有条件了解匈奴事。而范晔撰《后汉书》时，《汉书》已问世三百余年。范晔如果像对待其他史实一样，认真查阅《汉书》，核对虚实，就不会出现如“自请出塞”、“临辞盛会”、“意欲留之”等等失真之笔，也就不会给后人留下如许质疑的问题，以致让王昭君几乎失了真。 对于同一历史事件，若史料相互矛盾，则应坚持“最先最近者最为可信”的原则加以鉴别，所以范晔《后汉书》对昭君的诠释，除经旁证无误的史料外，其他仅能如轶闻一样，仅供治史者参考而已。 摘自：《文史杂志》2009年第3期 作者：李均惠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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