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随着淞沪战场的不利战局，一部分童子军随军“转进”，另一部分则留下来继续“服务”。杨慧敏说：
“经过四个多月的浴血保卫战，上海终于失守了。上海的人心已是颓丧不堪，大批难民涌向租界，我们童子军服务团，有的跟着军队撤走，有的随着难民进入租界，不能不在沉闷之中，振作起来，担当更艰巨的任务。我被派为难民服务队担任小队长，率领了四个男童军，两个女童军，连我一共是七个人，在公共租界苏州河畔的一个尼姑庵里，为一千多难民服务。”
此地正毗邻公共租界英国兵营，再过去，就是四行仓库。
此时已经是
当晚，一位记者要求采访谢晋元和杨瑞符，杨令机枪连长雷雄代为接见，谈了一会儿，雷进来报说：“记者说团附、营长既不能见面，要求给他写几个宇。”
杨听了，随即拿起记者采访的本子，写下：“剩一兵一卒誓为中华民族争人格。”
经多方争取，公共租界美军答允协同中方将伤员送出战场救治，杨特地嘱咐他们说：“你们出去，有人问四行仓库究竟有多少人，你们就说有八百人，决不可说只有一营人，以免敌人知道我们的人数少而更加凶横。”
杨瑞符后来回忆说：“后来轰传全世界的八百孤军的数目，就是这样来的。”
杨瑞符说：“随后外面送来的食品和报纸，络绎不绝。各方信札和新闻记者，也陆续来了。我见了这种热烈情景，读了这些报纸、信扎以后，我更加感慨流涕，自觉无以报国家。我看完以后，便传与各连，各官兵看了也更加感动了。”
此时，四行仓库的战斗成了战争史上的一个奇观——这边打得惊天动地，而旁边的高楼上，却挤满了看热闹的人群，丝毫不以为意，似乎也不怕子弹不长眼。而毗邻四行仓库的租界，则各人自扫门前雪，你打你的仗，我该干什么干什么，只要不打到我的地盘上来就行。
著名中医陈存仁说：“租界上成千上万的市民，都爬到高楼上去看双方枪弹往还，大家兴奋到整夜不睡觉，后来才知租界当局，向日军发出一个通牒，说枪战尽管枪战，但千万不可用炮轰击，因为在四行仓库附近，有一个很大的煤气鼓，这个煤气鼓贮满了煤气，要是被炮弹击中了，会使住在煤气鼓四周一英里范围内的市民，遭到死亡的危险，日军也免不了受到极大的伤害，所以日军尽管隔岸相击，而始终未敢开炮。
在这样一种情况下，尽管四行仓库已经成为战场，但却并非水泄不通，反而八面透风。因此孤军的战斗，说残酷是很残酷——是战争就没有不残酷的，都要死人，却并不像“上甘岭”那般的艰苦卓绝——大批的粮食和给养，就是在这样一种奇怪的状态下，送进去的。
陈存仁回忆说：“本来全上海的市民，对闸北国军的抗战，不断地输送后援物资以及劳军的食品。但是到了死守四行仓库的一个阶段，由租界到闸北的通路已断，所有后援物资以及劳军的食品，只好堆积在河岸，一点也送不过去，眼巴巴地看着一支孤军奋勇作战，展开了震惊世界的一幕抗战史实。”
据乔家才回忆，当时，不知是谁听说谢晋元与王兆槐是铁哥们，于是大家把东西全送到王的家里。王兆槐的夫人王持平并不是特务处的人，但她非常能干，于是代替王兆槐，想办法把物资全部送往四行仓库。
送东西的，不光有王持平，还有杨慧敏和童子军的勇士们！
前面提到陈德松的回忆，其中有这样一段话十分关键：“上海救亡团体同万国商团谈判，通过租界守军帮忙，把食品装在布袋里，用绳子抛到大楼墙脚边，我们在大楼底层打个墙洞抢运食品。”
这就是运送给养的孔道。
陈德松的回忆，说得不是十分明白，我们来看看郑侠飞的回忆。
郑侠飞，生于1900年，淞沪抗战时，郑系上海公共租界万国商团“华队”队员。
在回忆中，郑侠飞解释说：“上海公共租界万国商团成立于20世纪20年代，是公共租界工部局领导下的一支武装队伍，参加的人起初都是外国侨民。后来工部局设立董事会，经过华董的力争，在万国商团之下，成立中华队，由中国人组成。1932年一二八战役前后，由于事实上的需要，又成立翻译队，归华队领导。当时我在美商丽安电器公司任会计主任，该公司经理、厂长都是美国人，和其他外国籍成员先后参加万国商团骑兵队、运输队等。一二八战役时，万国商团成立翻译队，招收队员，应试资格为懂得外语、能口译笔译而有正当职业，并得到所属单位同意的职员。我就报名投考，录取后，经过六个月军事训练(包括学科及实弹射击)，成为正式队员。”
郑侠飞说：“
按：西藏路桥，即陈德松回忆中提到的“新垃圾桥”，亦称为泥城桥。
在此碉堡驻守的英国兵向他介绍了几天来的情况，并特地提到：“昨天下午（指
综合陈德松、郑侠飞和英国兵的说法：
“西藏路桥北堍西侧的碉堡”即公共租界区域——“西藏路桥北堍东侧”则为华界，隔着苏州河的桥对岸，是一家“小烟纸店”，隔壁即四行仓库，谢晋元部将墙壁打通——上海救亡团体在英军的“配合”下，将物资运到“西藏路桥”西侧，系上绳子，把另一头丢到“西藏路桥”东侧，由八百孤军拉过去。
这就是四行仓库的生命线！
杨慧敏的回忆，基本上也是这样说的。“这天的夜是分外的黑，夜空更是死沉沉的，英国兵单调的皮鞋踩在柏油路面的‘叮叮’声，听来格外刺耳。我们四十个童子军迅速的将慰劳品卸下车，将串通的绳子再联起来，五步一个人，一直通到四行仓库的侧门。市商会事先已有电话通知守军，这时侧门打开了，我们将一袋袋沉重的慰劳品。慢慢的在地上拖，每个人的心情是严肃的，也是机警的，略有一丝响动，我们就卧倒在地上不动，等观察清楚，又再开始慢慢的拖。我站的位置是绳子的中间，也就是马路的中间，便于指挥两头的人，慰劳品在地上，‘沙沙’的擦着，就像擦在我的心上，这一期间，时间、空间以及意念，对我们彷佛都是静止的，每个人的脑子中只有一个单纯的想法，就是拼命用力拖麻袋，拖，拖……差不多整整化了四个小时。清早五点多光景，当最后一包慰劳品拖进了四行仓库时，我们全想大声欢呼，那种身心轻松愉快的劲儿，即使以后我这三十年颠沛流离的生涯中，也没有经历过第二次。”
当天，杨瑞符还曾回忆：“夜十二点钟了，献送国旗之女童军
此事就是令杨惠敏成名的“渡河献旗”。
在杨的回忆录中，曾绘声绘色地谈到此事的整个过程，但终因许多细节与其他回忆相去甚远，因此就不再引述了。
但不管怎么说，作为一个22岁的年轻人，杨惠敏积极投身抗日救亡，其勇气激励了千千万万的中国人走上抗日战场，因此，杨慧敏一夜之间名扬四海，成为一个符号式的人物。
此后，杨惠敏更作为中国青年人的杰出代表，身穿童子军制服周游列国，受到罗斯福、希特勒、甘地等人的接见，其风头一时无二。
其时，杨慧敏当然不会想到，日后，会有一场莫名其妙的灾祸等待着她。 |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