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亳州成为中药材之乡，跟华佗是很有关系的，因为华佗在民间的名气太大，人们对于亳州的制药当然会另眼相看，慢慢地，亳州就成为药都了。现在，在亳州，有一个华祖庵，也就是华陀纪念馆，坐落在市中心，里面存放着一些据说是当年华佗所用的医疗器械，有不少，是现在出土的。出人意料的是，华陀如此一个神医，给后人留下的资料却非常少。虽然史载华佗发明了 “麻沸散”、“五禽戏”等，但由于种种原因，都失传了。现在遗留下来的，都是后人的开发和附会。即使是华佗的身世，也显得莫衷一是，大都只是一些淡若星光的传说。据说，华佗年轻即开始行医，走遍徐、豫、青、兖等州县，后来又曾拜治化道长为师，学得医学绝技。从而变得名声大噪的。 华佗的名声，依我看，大半是由《三国演义》得来的。四大名著对中国文化和中国人的影响，在一定程度上，怎么想象都不为过。在《三国演义》中，华佗替关羽“刮骨疗伤”的故事，读起来惊心动魄栩栩如生，这个故事至少起到了两点渲染作用：一是充分渲染了关羽的英雄气概；另一个，就是充分渲染了华佗医术的高超。 华佗是被他的同乡曹操杀死的。至于原因，罗贯中同样在小说《三国演义》交待得很清楚，后人在叙述华佗身世时，也采取了类似的说法——曹操青年时代留下的“头风症”常常发作，发作时，头部如裂开一样疼痛。诸多方医郎中前来诊治，都束手无策。谋士华歆向曹操举荐了曹操的同乡华佗，曹操立马差人星夜将华佗请来为他看病。华佗望闻切问一番后，认为曹操头痛是因中风引起的，病根在脑袋中，靠服一般汤药无法医治，需要先饮“麻肺汤”(也就是“麻沸散”)，然后用利斧砍开脑袋，取出“风涎”，才可能去掉病根。按照罗贯中的说法，华佗的这一番话，引起了毫无医学知识的曹操的疑心，曹操怀疑华佗可能是孙权或刘备派来的奸细，所以下令拘捕华佗下狱，将他杀害。 曹操杀华佗遭到历史的一致指责。其实，细细地追究这个故事，会发现曹操这样做也是无可厚非——问题的关键在于，华佗在当时，是不是有真正的本事，能将曹操的头颅打开实行手术。如果细细地追究起来，会发现华陀的叙述其中有很多破绽——首先，华佗用什么工具来打开曹操的头颅？按照《三国演义》中的说法，用“利斧”打开头颅，显然不可能！再说，利斧即使劈开头颅，又如何缝合？我们都知道，以现代医学的要求，打开头颅，必须在极端精密的仪器的导引之下，方能小心翼翼地做此事。其他的不说，以华佗时代的医疗器械的制作水准，华佗根本不可能制造这样的工具。第二，华佗用什么来实行麻醉，虽然华佗发明了“麻沸散”，但这个麻沸散，只是一种汤剂，是麻醉药的最初阶段，并且是全身麻醉。以这种麻醉剂，不可能支撑曹操动头颅部手术。所以，按照我的看法，曹操对于华佗的这一番言论明显是信不过的。在曹操看来，华佗的这一套东西完全是“江湖朗中”似的吹大牛，或者是别有他求。因此，曹操一气之下将华佗打入大牢，也就不足以奇怪了。 在陈寿的《三国志》当中，对于华佗，则有另外一种说法——《三国志·魏书·方技传》交待了华佗的身份：华佗年少时曾经在徐州一带游学，是个“兼通数经”的读书人。同当时大多数读书人一样，入仕做官是华佗的人生目标，至于从医，只是他的业余爱好。华佗一开始，应该是对医学有浓郁兴趣的，当时，有很多人推荐他去当官，华佗都没有去。但等到华佗真正地走上从医道路后，华佗深深感到医生地位的低下，心理一下子失衡，性格也变得乖戾了。这一点，范晔在《后汉书·方术列传》中也毫不客气地说他“为人性恶，难得意”。 可能正是在这样的情况下，曹操请华佗为他治疗“头风”顽症。一开始，华佗采用针扎的方法，效果还不错。《三国志》对此的记载是，“佗针鬲，随手而差。”后来，随着政务和军务的日益繁忙，曹操的“头风”病加重。曹操很想让华佗留下来专门为他治疗“头风”病。华佗这时个婉拒说：“此近难济，恒事攻治，可延岁月。”意思是说，你的病在短期内很难彻底治好，即使长期治疗，也只能苟延岁月。有人甚至推测华佗这是要挟曹操，让曹操封他一个官做。不过曹操一直没有答应。过了不久，华佗便以收到家书想回家小住几天为借口，请假回家。到家后又托辞妻子有病，一直不回。曹操一气之下，依照汉律，以“欺骗罪”和“不从征召罪”判处华佗死刑。 华佗为什么要离开曹操，他是为了不耽误自己在民间的救病治人吗？史书对此没有交待清楚。中国的史书一直是这样，在很关键的细节上，总是惜墨成金，给人留下很大的想象空间。华佗的动机究竟是什么？他的医学本领到底有多大？曹操为什么要气急败坏地杀华佗？这一些，史书都没有交待。这些没有交待清晰的史书，只能给我们留下一个渐行渐远的华佗。让后人对他，以及相应的很多问题，细细地追究起来，都有点束手无策。 传说华佗入狱后，十分痛苦，在有限的时间里，将自己几十年行医的经验总结成书稿，临死前交给狱吏，告诉他说：“此可活人也。”那狱吏害怕受到连累，拒绝了华佗的要求，华佗极度悲愤，将书稿付之一炬。 关于华佗的传说，我一直半信半疑。中国文化总是习惯于将真实故事化，然后将故事传奇化，到了传奇阶段，早就丧失了真实的痕迹，离本来很远了。平心而论，以当时华佗的认知水平和操作水平，不可能出现什么神医的。况且，一个时代的医学水平不可能单骑突进超越当时整体科技水平。最明显的一个佐证就是，古代中医学一直不太清楚人体本身，对于人的生理结构，人的各个系统，还停滞在模糊的感性判断阶段。如果对生理解构都不太清楚，又如何谈得上“对症下药”呢？这不是“不知己不知彼”吗？从理论上说，中医在很长时间里，只有空泛的《黄帝内经》之内的理论，大而无当，又极难以付诸实践。它在整体上，并没有脱离中华传统文化的思维模式，仍处于一种“写意状态”，有主张，少严谨；有想法，少理论；有观念，少方法；有直觉，少精确；有目标，少路阶。因此，在这样的理论基础之上，光靠一些经验范畴的东西，是很难有着持久作用的。 也正是因为这一点，实事求是地说，我们对于华佗，知之甚少，也缺乏科学所必备的怀疑精神，我们所满足和津津乐道的，只是他一个又一个“治病救人”的传奇故事，对于他医术的真实内容和实质，却有意无意地加以忽略。其实，不仅仅对于华佗，我们对孙思邈，对李时珍，同样也知之甚少。我们甚至连孙思貌的年龄有多大都搞不清……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对于中医和药又会有多少深入的了解呢？剩下的，只是人云亦云，就是死记那几个药方，照本宣科。或者满足于那个玄妙无比的“五行说”：水克火，火克金，金克木，木克土，土克水…… 但不管怎么说，传说在结果上获得了大胜，华佗也终于在民间的口口相传中，变成一个神。这当中带来的一个副效应就是，亳州几乎在成为酒都的同时，也成为名副其实的“药都”。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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