诸葛亮，是我国家喻户晓的人物。在其去世后的1700多年里，被众人极端美化甚至神化，成为人人崇敬的英雄。究竟是什么原因，让这个27岁出山、服务蜀汉27年、活了54岁的诸葛亮，在人们心中活了1700多年？
知名历史文化学者李殿元解读这一现象认为，东汉献帝建安十二年（207年），诸葛亮出山从政。自此之后，诸葛亮就任劳任怨，一心为公，将他的聪明才智全部献给了蜀汉的复兴事业。他先是从先主刘备南平荆州，西取益州，北定汉中，建立蜀汉政权；后又“开府治事”，辅后主刘禅内抚南中，外连孙吴，北伐曹魏，使蜀汉偏安西南。蜀汉建兴十二年（234年），诸葛亮因病殒身北伐前线。虽然他未能实现“复兴汉室”的理想，但是，他在为事业而表现出的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的精神，尤其是他的勤政和廉政的高尚品德，却受到当时及后世的一致赞扬。
壹
勤政
善用重典 公平赢得人心
建安十九年（214年），诸葛亮配合刘备取得益州，刘备集团有了立国的基地。可是新情况、新问题接踵而至，蜀地的豪强对这些突然而至的“荆州人”对抗情绪明显，他们是被原益州刺史刘璋宠坏了的一族特权阶层。诸葛亮对其越轨行为坚决打击，绳之以法，对态度好的愿意合作的则提拔任用。恩威并用，正是春秋名臣子产所谓“宽猛相济”的具体运用。蜀地平稳了，纲纪紊乱的局面彻底改观。
施法要有所依据。诸葛亮领衔和法正、刘巴等制定蜀汉最早的法律条例《蜀科》，并亲自制定检察官吏的规章制度《八务》 《七戒》 《六恐》 《五惧》等，“皆有条章”，一条一款罗列分明，使蜀汉官吏知所“务”，知所“戒”，知所“恐”和“惧”，以此“训励”大家勤于职守。这即是他所说的“教令为先，诛罚为后”，先教育后惩罚。
诸葛亮政治活动由于时代的特点，具有浓烈的军事色彩。因此，他的执法更多地体现在赏罚上，中心思想就是赏罚严明，公平合理。他说：“赏赐不避怨仇，诛罚不避亲戚。”诸葛亮不仅做到了，而且做得让被罚人心服口服。建兴六年（228年），诸葛亮第一次北伐，一时击平南安、天水、安定三郡，形势一片大好。不料先锋马谡违背谋划，踞山扎营，所领先头部队被魏军先锋张郃击破，蜀军丧失战略要地街亭，进退失据，只得撤回汉中。刚愎自用的马谡将蜀汉将士的辛劳化为泡影，军令在先，在所不赦。虽然马谡与诸葛亮的私交深厚，情同父子，谈论军机时常通宵达旦，但不能因私废公，于是“挥泪斩马谡”。斩首是为“公”，挥泪是为“私”。这是震撼人心的一幕。诸葛亮还为自己的用人不当上书请求自贬三级。同时，对王平等一班有功将领奖赏提拔。事后蒋琬到达汉中论及此事，认为国家正在用人之际，杀智谋人才有些可惜，诸葛亮的回答是：“四海分裂，兵交方始，若复废法，何用讨贼邪！”
李严富有才干，与诸葛亮同为刘备“托孤”之大臣。诸葛亮北伐，李严留镇，督运粮草。不料身居高位的李严对连续北伐竟产生厌倦情绪，不仅督粮不力，而且弄虚作假，使第四次北伐半途而废。诸葛亮不念私情，随即上表弹劾李严，将其废为平民，流放梓潼郡。但诸葛亮不因此而株连其家人，其子李丰仍留丞相府为官。诸葛亮还写信劝勉李丰，晓之以理，动之以情，让他好好工作，不要因为父亲被贬而丧失信心，诸葛亮给李丰的信的最后说：“详思斯戒，明吾用心，临书长叹，涕泣而已。”罢免李严是公，诫子李丰是私。一件棘手的事，处理得平实公道，让人叹服。
斩马谡、贬李严是惊动全蜀的大事，制造、管理武器的制度就是小事了，但诸葛亮对不负责任者还是绳之以法。建兴七年（229年），将军陈式攻取魏武都、阴平二郡。部队休整，诸葛亮检查后勤，发现刀斧有质量问题，于是发布教令，让大家明白制造武器关系军事行动的成败，不能等闲视之。事后将主管官吏拘捕治罪，并以此告诫全体军政人员，恪守职责，认真办事，无论事情大小，法不能废。
诸葛亮深知执法检查的重要性，他制定了五条标准，作为考核官吏乃至决定其升迁的依据。他在《考黜第八》中非常具体地列举了五条老百姓所憎恨的行为，称之为“五害”，并明确“有如此者，不可不黜；无此五者，不可不迁。”
事必躬亲 创业进取不懈
三国之世，蜀国实力最弱，要图存，很大程度上得仰仗人谋。对此，诸葛亮非常清楚，自出道以来即以天下为己任，竭力辅助刘备建功立业。章武三年（223年），刘备在白帝城“托孤”，将平庸的儿子刘禅交给他，还表示“君才十倍曹丕，必能安国，终定大事。若嗣子可辅，辅之；如其不才，君可自取”，而深受儒家思想熏陶的诸葛亮却坚定地表示：“臣敢竭股肱之力，效忠贞之节，继之以死！”之后即“开府治事”，千斤重担一身挑，军机政务一手抓。从某种意义上可以说，刘禅并不孤独，而诸葛亮却是孤独的，此时能共赴大业的豪杰已基本凋谢，只有他一人苦撑天下了。第一次北伐前的《出师表》最能见其心志：
“臣本布衣，躬耕于南阳，苟全性命于乱世，不求闻达于诸侯。先帝不以臣卑鄙，猥自枉屈，三顾臣于草庐之中……受任于败军之际，奉命于危难之间，尔来二十一年矣。先帝知臣谨慎，故临崩寄臣以大事也。受命以来，夙夜忧叹，恐托付不效，以伤先帝之明，故五月渡泸，深入不毛。今南方已定，兵甲已足，当奖率三军，北定中原，庶竭驽钝，攘除奸凶，兴复汉室，还于旧都。此臣所以报先帝而忠陛下之职分也。”
诸葛亮是一个理想主义者，他不单要守成，还要创业，尽管困难重重，他还是知难而进，加倍努力，以实现其复兴汉室、统一天下的理想。
刘禅是个不理政事的享乐皇帝，他只管当皇帝，其余的事情全由诸葛亮裁决，包括重要的诏书都由诸葛亮起草。“诸葛一生唯谨慎”，奉行唯美主义，任何事情都追求完美无缺，万无一失，因此只能少休息，多工作。恢复吴蜀同盟，平定南中叛乱，闭关息民，发展经济，操练军队，件件都要他亲自抓。尤其是在建兴六年至十二年（228年—234年）的七年间，诸葛亮五次北伐，几乎连年兴军，奔波于陇山蜀水间，和将士同甘共苦，劳作几无虚日，因此也严重地损害了他的健康，犯下了腿脚的毛病，只得坐四轮车继续指挥战斗。
诸葛亮的工作责任感是极强的，为了减少差错，他有时甚至“亲校簿书”（官府中的各种文件簿册）。这种簿书的内容纷繁复杂，既有对上、对下以及平行的各种文书，也有涉及财务帐目的簿记和军需物资等项内容的簿册，不仅如此，他甚至做到了连受罚处杖击二十以上的处罚也要亲临过问。食少事烦，诸葛亮终于在第五次北伐时病逝军中。弥留之际，他还是不忘国家，逐一召见军中将官，安排后事，劝勉尽忠国事；安排好接班人，安排好退军策略，然后才很不情愿地闭上了他辛劳的眼睛。“出师未捷身先死，长使英雄泪满襟”。
对于诸葛亮的身必躬亲，疑义者颇多。时任丞相府主簿的杨顒就对此提出批评，认为作为丞相就应该督导官府各司其责，具体的事情应让部下办理，大小事务都躬尽劳心的作法是不对的。诸葛亮认为杨顒的批评中肯，虚心接受；但是他就是做不到，因为他没有条件做无为而治的太平丞相。无论如何，诸葛亮勤政的精神可嘉，在一定程度上也引领了当时政府官员的工作作风。
贰
修德
家教严格 三世尽皆忠贞
诸葛亮严于律己，对子女的教育也是相当严厉的。原因只有一个，恐不成器，不成重器，这从诸葛亮结合自己的人生经验写成的《诫子书》很能说明问题。《诫子书》说：
“夫君子之行，静以修身，俭以养德，非淡泊无以明志，非宁静无以致远。夫学须静也，才须学也，非学无以广才，非志无以成学。淫慢则不能励精，险躁则不能治性。年与时驰，意与日去，遂成枯落，多不接世，悲守穷庐，将复何及！”
从这段话中不难看出，诸葛亮是以政治家的胸襟，远大的眼光，要求子弟从修身养德做起，苦志成学，将来做一番事业的。他特别告诫子弟不要虚度年华，否则到头来后悔莫及。诸葛亮这通书中的一些话，如“淡泊以明志，宁静以致远”等，为后世人当作座右铭来传诵。诸葛亮所说的“淡泊明志”、“宁静致远”，虽然采用了道家“长于养性”的修身之法，但却绝无离尘出世之意。再联系到他在《诫外甥书》中所说的“志当存高远”、“绝情欲”、“忍屈伸”这些话来看，诸葛亮教育子弟，是要通过淡泊、宁静的俭朴生活，修养品德，专心学习，像他当年在隆中生活那样，作好建功立业的准备。
诸葛亮不仅口头上这么说，也要求子弟在行动上这么去做。诸葛亮早年无子，过养其兄诸葛瑾之子诸葛乔为继子。诸葛乔娶了皇家闺秀，拜为驸马都尉。可是，诸葛亮却不让他安荣乐贵，平步青云。不但平常教育他俭朴度日，立志成学；就是外出打仗，也把他带在身边，让他和诸将子弟“宜同荣辱”，在山谷中做运输工作，一道过艰苦生活，经受锻炼。可惜这位经诸葛亮精心培养的继子诸葛乔，在25岁时就夭折了。当时亲生儿子诸葛瞻已出生，诸葛亮对他也从不骄纵，时时关注这一幼子的成长。直到他死的那一年，还写信给他在东吴的兄长诸葛瑾说：“瞻今八岁，聪慧可爱，嫌其早成，恐不为重器耳。” 可见在临死前他还在担心8岁的爱子不能成为“重器”。但是，纵观诸葛瞻一生的作为，特别是在蜀亡时能阵战身殉，应该说还是成了“器”的。更可贵的是，诸葛瞻的儿子诸葛尚亦同时壮烈牺牲。无怪乎后世对诸葛祖孙“三世忠贞”赞叹不已。
作为丞相，诸葛亮不给后代以特权、财物，只要求他们勤奋学习，勤奋工作，这也是廉政的具体表现，气节也是一种财富，从这个意义上说，诸葛亮的遗产是丰厚的。
节俭自律 带出廉洁群体
诸葛亮廉洁奉公，从不贪污受贿，这是古今所公认的。他在自己的遗嘱《自表后主》中自报家产，表明他死后对其家人、子女的交代和要求，明确表示不会让自己子女借名敛财。他也成为中国历史上第一个财产公开的官员。他说，“臣初奉先帝，资仰于官，不自治生。今成都有桑八百株，薄田十五顷，子弟衣食，自有余饶。至于臣在外任，无别调度，随身衣食，悉仰于官，不别治生，以长尺寸。若臣死之日，不使内有余帛，外有赢财，以负陛下。
诸葛亮究竟有多少财产？“有桑八百株”，按一棵桑树占地十平方米算，那么桑林总占地八千平方米，也就是十几亩，最多不超过二十亩地。“田十五顷”，汉代一顷为一百亩，十五顷即一千五百亩，折合到今天约1035亩。在今天看来，一千多亩地不是小数，但对于西晋时官吏占田标准，作为一品丞相的诸葛亮，他拥有的田地较于朝廷允许的五十顷还相差很远，只相当于当时的八品官吏。与当时蜀汉地区的地主相比，诸葛亮的家产也只能相当于一个一般地主。
按理说，诸葛亮作为蜀汉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丞相，收入应该不低。蜀汉官员俸禄多少没有详细记载，但史记记载，刘备入成都后，论功行赏曾赐给诸葛亮、关羽、张飞等功臣每人金五百斤、银一千斤、钱五千万、锦千匹。诸葛亮也曾对李严提到，他受到过八十万斛的赏赐，但“今蓄财无余，妾无副服”，虽然自己受赏赐很多，但没有作为私蓄，家人生活也俭朴，妻妾没有多余的服装。
奉行节俭的诸葛丞相，去世后却蓄财无余，他的钱去哪儿了呢？诸葛亮曾对李严称“禄赐百亿”，但他提倡“将不可吝”，因此，有猜测，他绝大部分财物应该都用于赏赐有功将士了。在他病逝后，后主刘禅派人清点了他的财产，与他自报的情况完全一致。
再联系到诸葛亮在临死时留下的遗命来看，给人的感受就更深。他在遗嘱里要求丧事简办，不仅提出就近葬汉中定军山，而且还特别嘱咐：“因山为坟，冢足容棺，敛以时服，不须器物。”这在崇尚厚葬的当时确属少见。如果说诸葛亮这位权倾一国的丞相，在他生前就以其忠贞谋国、克己奉公的思想和作风给人们留下了极深的印象，那么从他身后的这番安排，就更使人难以忘怀了。
在诸葛亮这种公忠体国的思想和作风影响下，蜀汉任事的官吏多能廉洁自律，从而在蜀汉军政界出现了一个廉洁群体：董和参与机要二十多年，忠勤治事，死后家无余财；尚书令刘巴身自清俭，不治产业；蜀郡太守杨洪对待公事就像对待家事一样认真；邓芝做将军二十多年，素俭作风不变，不敛私财，乃至妻子不免挨饿受冻；大将军费祎雅好节俭，家不储财，对待子女极为严格，不准摆将军公子的架子，让他们布衣素食，出入步行，和普通人没有什么两样；军事方面继任者姜维忠于职守，好学不倦，清素节俭，住宅简陋，资财无余，侧室不娶小妾，后庭不置声乐，饮食节制，从不浪费，堪称蜀中楷模。
正是因为有这么一班公而忘私的官员的支撑，蜀汉这条三国中的小船才不至于很快覆灭。诸葛亮的智慧、作为、人品、治国方略、理民之干在当时就受到了敌我友各方的肯定。司马懿赞叹说：“天下奇才也！”钟会伐蜀，“至汉川，祭亮之庙，令军士不得于亮墓所左右刍牧樵采”。陈寿受晋朝廷委托“定故蜀丞相诸葛亮故事”。其后，历朝历代都把诸葛亮作为智慧的化身、精神的楷模，以至于《三国演义》更是把诸葛亮作为一个超级完人来塑造。他励精图治，清正廉明，洁身自好，忠君、爱国、为民。中华民族优秀的东西，在他身上都能找到许多事例，他的风范被当作民族精神而一代一代传承。
李殿元 成都晚报记者 滕杨
武侯遗迹在 驻足宜静思
自公元214年诸葛亮随刘备入主成都,到227年率军北伐,出屯汉中,前后约13年,他的主要活动都在成都。他“好治官府、次舍、桥梁、道路”,使成都空前繁荣,“人怀自厉,道不拾遗,强不侵弱,风化肃然”。因此,成都有关诸葛亮的传说和遗迹也特别多。
成都武侯祠
5世纪,南郊刘备墓附近建武侯祠，到唐代,已成为文人墨客吟诗凭吊的胜地。明朝初年,蜀王朱椿下令废武侯祠,迁诸葛亮像于刘备庙内。明末,刘备庙毁于兵燹。清代康熙十一年(1672年),重建君臣合庙于原址，门额大书“汉昭烈庙”，但人们仍习惯称此庙为“武侯祠”。
诸葛亮观星台
在正府街。此地自宋代以来,为历代成都府衙署所在。据《太平寰宇记》载,蜀汉在此建观星台,传刘备、诸葛亮曾于此观星。
诸葛亮点将台
在蜀都大道东风大桥附近,有“点将台街”,相传是诸葛亮当年操练军队的地方。直到上世纪80年代初,东风大桥至水碾河段的“点将台”还留存一块半亩大小的土台。
九里堤
位于市区西北部,现仅存38米土埂。原堤从现存残堤处一直延伸到今北门龙王庙,长达九里,故名。九里堤又称“诸葛堤”。据《成都府志·山川》载:“九里堤府城西北隅,其地洼下,水势易超。诸葛亮筑堤九里捍之。”
新都八阵图
位于青白江区弥牟镇北约300米的市场坝,占地面积约2500平方米。现只残存6个高低不等的土堆。土堆呈圆形,纵向(东西向)两排各3个,横向(南北向)3排各2个。土堆残高1.3米至2米、直径4米至4.2米。据陈寿《三国志·诸葛亮传》载:“亮推演兵法,作八阵图,咸得其要。”因此说,青白江弥牟镇八阵图即是诸葛亮统率蜀军的“演兵场”。
万里桥
横跨老南门南河,俗称老南门大桥。此桥大约始建于公元前秦国蜀守李冰任中,距今已有2000多年的历史。初名长星桥或七星桥,三国后名万里桥,亦称笃泉桥,是成都古代著名的二江七桥之一。桥得名于诸葛亮“结好孙权”的事迹。
诸葛亮旧居葛陌
在今双流金花乡,为诸葛亮的旧居。诸葛亮称:“成都有桑八百株,薄田十五顷,子弟衣食,自有余饶,”就是指这里。《元和郡县志》载:“诸葛亮旧居在双流县东北八里,今谓之葛陌。”唐代的双流县治,即今治所,其“东北八里”为现金花、九江两江交界处的葛陌村。
诸葛亮读书台
招募人才是诸葛亮治国的重要举措之一。诸葛亮读书台,宋代时遗迹尚存。《太平寰宇记》载:“读书台在(成都)县南一里。” 此外,在崇州道明镇有一处丘陵,上面有一座庙,当地人也称此处为孔明读书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