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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夏朝开国者名“禹”是个错误 （刊于《文史杂志》2014年第4期）
国家花费巨资完成的“夏商周断代工程”，尽管在国内外都存在争议，但它毕竟为夏商周的历史划出了一个框架，这是具有极大的意义的。根据“夏商周断代工程”考证，夏代存在470年（公元前2070年---公元前1600年），历经禹、启、太康、仲康、相、少康、予、槐、芒、泄、不降、扃、廑、孔甲、皋、发、癸（桀） 等朝代。将“禹”作为夏朝开国第一人，这是正确的；但是，以“禹”这个名称作为夏朝开国之君的名字却是很不严谨的，因为这里从启到癸这16个都是人名，而“禹”不是人名；所以，说夏朝开国者名“禹”是很不准确的，是个明显的错误。 “禹”不是人名。司马迁在《史记·夏本纪》中早就明确记载：“夏禹，名曰文命。”即是说，被称为“禹”的那位夏国开创者，他的名字是“文命”而不是“禹”。这里的“禹”并不是人名，而是名为“夏”的氏族领袖。“夏”氏族的领袖被称为“禹”，那就意味着被称为“禹”的氏族领袖有多人，他们是一个时代群体而不是一个人。名字叫“文命”的那位“禹”，是“夏”氏族最后一位被称为“禹”的氏族领袖，夏朝就是他建立的。 关于大禹的业绩，世所公认。正是这些业绩，才构成了作为中华民族宝贵的精神财富的大禹精神，不但在过去而且必将在今后继续指导着民族的发展。大禹在全国各地有许多遗迹，当然不排除其中有相当部分不是真实的，真实的大禹并没有去过那里，而是当地根据传说或其他原因保留和建立的。这些遗迹，对宣传和弘扬大禹精神是十分必要的。即使这样，不可能否定的，依据非常充分的与大禹确实有关的遗迹仍然是多得不得了的，这些大禹遗迹又反过来证实了大禹所做出的业绩是真实的，可靠的。 但是，研究大禹的业绩和遗迹，却有一个始终挥之不去的问题：在大禹时代，是没有铁工具的。虽然中国也是最早发现和掌握炼铁技术的国家之一，1973年在中国河北省出土了一件商代铁刃青铜钺，表明3300多年以前中国人认识了铁，熟悉了铁的锻造性能，识别了铁与青铜在性质上的差别，把铁铸在铜兵器的刃部，加强铜的坚韧性。而作为生产工具，在我国，是从战国时期到东汉初年，铁器的使用才开始普遍起来，成为最主要的金属的。那么，靠人力和木石工具，或者还有少许青铜工具，如果大禹不是神，而只是一个凡人，他的一生，有可能做出如此辉煌和如此众多的业绩吗？ 疑问之一：作为个人，大禹能领导全部氏族部落吗？ 大禹所在的时代，还是中国古代氏族制的崩溃和早期国家开始产生的时期。《尚书·尧典》说：“协和万邦，黎民於变时雍。”刘师培《古书疑义举例补·虚数不可实指之例》说：“古代邦国狭小，虞夏之交，计有万国，而后世遂有万邦之语。”这些记载都说明大禹所处的时代，就是生产力比较发达的中原，也是处于“古者四海之内分为万国，城虽大无过三百丈者；人虽众无过三千家者”[1]的诸国林立时代。也就是说，那个时期，即使是黄河中游地区也还没有形成统一的政治实体，不同区域间存在互不隶属的政治组织（酋邦或早期国家），每个政治实体以各小流域为单元，平均控制区域面积不过1200多平方公里，大致是一种“邦国林立”的局面。在这些“邦国林立”中的一个“邦国”，就算它是圣王舜帝的“邦国”，也只不过就是一个稍微大点的部落联盟而已。 那么，来自川西北偏僻地区的大禹（且不说他的父亲是在中原的鲧，而他的母亲在怀孕后却要千里迢迢地跑到川西北去生产），就算他在来中原前已经在治理岷江和都江堰方面取得了一些成功，到中原后又在治理洪水方面大展身手，可是，那个时代的信息还不发达，他的这些成绩和能力未必就能让中原地区之外的人们知道；而且，大禹仅仅是中原夏族部落联盟的首领，在他还没有成为天下“共主”之前，非中原地区的那些氏族部落又怎么会听他的号令？他“征三苗”，说明南方的氏族部落还没有听从他的号令；他“会诸侯于涂山，执玉帛者万国”[2]并杀“迟到”的防风氏，才是他建立权威，真正执掌“天下”的开始，而这个“天下”的区域仍然是非常有限的，远不是后来的国家模样。 所以，作为个人，出生在四川的大禹不大可能去领导在后来形成的中国版图上的全部氏族部落。 疑问之二：作为凡人，大禹有能力跑遍全国各地吗？ 作为凡人，大禹在当时如果要跑遍全国各地去领导治水，显然不能仅靠他的两条腿，而必须有交通工具。问题是，大禹时代有什么样的交通工具呢？ 《史记·河渠书》说：“《夏书》曰：禹抑洪水十三年，过家不入门。陆行载车，水行载舟，泥行蹈毳，山行即桥。”好像是车、舟、毳（通“橇”。一种在泥路上滑行的交通工具）、桥，都有了，事实是这样吗？ 关于车子在我国的发明与使用，古代文献多有记载。有黄帝、夏禹或夏禹时的奚仲发明车的说法。还有的文献记述夏启曾动用战车征伐有扈氏，商汤伐夏桀时也曾动用了不少战车，甚至夏代已有了管理车政的官吏车正等等。如果这些记载属实，夏代的车子及用车制度已相当发达，但直至目前，尚未找到考古学证据。 我国的车，虽然一直有轩辕氏造车的说法，但是，比较多的古书上坚持说是夏代的奚仲发明的。关于“奚仲造车”，史书记载较多，《左传》、《荀子》、《说文解字》、《通志·氏族》及《纲鉴易知录》等均有记载。奚仲所造的“车”应该是具有一定技术标准，具有重大创新的马车。中国先秦史学会、中国文化产业促进会、中国汽车工程学会、中国汽车工业协会均认定：4000多年前的夏“车正”奚仲发明了马车，是“造车鼻祖”。 据《左传》记载，在夏朝初期的大禹时代，奚仲制造出第一辆车，设有车架、车轴、车箱，为保持平衡，采用左、右两个轮子。《墨子·非儒》篇中提到：“左者羿作弓，仔作甲、奚仲作车，巧垂作舟。”可见奚仲作车信而可靠。 尽管奚仲作车的记载应该是信而可靠的，遗憾的是，夏代的车，考古尚没有发现，因此，“奚仲作车”“还有待于考古发掘来验证。我们现在能够看到最早的车的形象，是商代的。”[3]安阳殷墟的考古发掘表明，中国在商代晚期已使用双轮马车。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二里头工作队队长许宏博士认为，[4]二里头遗址发现了车辙，可以肯定地说，中国用车的传统早在殷墟以前数百年就已出现了。二里头和偃师商城发现的车辙特征较为接近，形体较小，与安阳殷墟发现的马车有很大的区别。二里头时期，是人力驾车还是使用牲畜驾车，使用什么牲畜驾车，都有待将来的考古发现去证实。 这样看来，即使大禹时代已经有了车，也未必然是马车；即使是马车，在当时道路并不平坦、畅通的路况下，靠这样的交通工具去指导全国各地的治水工程，也是很不现实的。在差不多2000年后的秦始皇，已经对车辆有了很大的改进，是四匹马的大车了，而且在全国专门为巡视修了统一的驰道，出巡一次，仍然非常艰难。大禹时代，仅靠简单的人力和简单陋的车子，他是没有能力跑遍全国各地的。 史书记载说，大禹不仅聪明能干，更为可贵的是，他富于牺牲精神，勤苦耐劳，为天下人谋利益。治水工作艰苦而繁忙，他和涂山氏女结婚后的第四天。就离家去参加治水。作为一个部落首领，他“身执耒锸，以为民先”，[5]亲自指挥和带领大家劳动。他经常光着双脚下水干活，风吹日晒，栉风沐雨，腿上的毛都磨光了，脸孔也变黑了。他就这样“劳身焦思”，辛辛苦苦地干了十三年，“三过家门而不入”，[6]一心扑在治水事业上。 为了掌握下游地区的地形情况以泻洪水，大禹“左准绳，右规矩”，“行山表木，定高山大川”，[7]带着测量工具，到各处勘察地形，测量水势。在此基础上，他带领百姓，“疏川导滞”，疏通河道，排除积水，洪水和积涝得以回归河槽，流入大海。经过十多年的艰苦努力，终于制服了洪水。“水由地中行，……然后人得平土而居之”。[8]于是，人们纷纷从高地下来，回到平原上。接着，禹又带领人们开凿沟渠，引水灌溉，发展农业，化水害为水利，在黄河两岸的平原上开出了许多良田和桑土，成为人们安居乐业的地方。 史书的记载说明，大禹治水，主要的地区应该距离大海不远；他的主要工作也不是各地指导，而是与大家一同劳动。 疑问之三：作为凡人，大禹有那么长久的工作年限吗？ 如果大禹是凡人，那么他的身体状况、寿命长短就必然与人类生老病死的自然规律相吻合。而从现在所反映出来的巨大工作量来看，作为凡人，大禹是不可能有那么长久的工作年限去完成那么巨大的工作量的。 古人常说：“人生七十古来稀。”唐代大诗人杜甫《羌村三首》中说自己“晚岁迫偷生”，宋代大文豪苏轼《江城子·密州出猎》中说自己“老夫聊发少年狂”，而此时的他们，前者是46岁，后者才38岁。说明在唐宋时期，40岁左右的人就有资格说自己“老了”。在古代，47岁即谓“晚途”，正是由于古人平均寿命都不是很长。 人的寿命应该是与社会环境有关的。社会是在不断进步和发展的，古代的社会环境状况显然是不如现在的。古代由于生产和生活水平低下，医学不发达还有自然因素在内等诸多因素的影响，人们的平均寿命是比较短的。有关资料显示，原始社会的北京人时期是14岁，奴隶社会时期是18-25岁，封建社会时期是30-35岁。古人的平均年龄主要是通过考古发现的墓葬里面遗骸的年龄推算出来的。人类死亡是的年龄可以通过头骨骨逢的生长情况以及牙齿的磨损情况来推测。当然毕竟精确的是碳14的测定。 说古人的平均年龄寿命短，并不排除也有长寿者。 传说中，道家的很多人寿命超过100，或达到数百岁。安其生和张果老，他二人均在世3000余年。相传彭祖至殷朝末年已767岁。华山睡仙陈抟住世150多年；张三丰住世140余岁；内丹南宗五祖平均寿命110岁以上。当然，这些都是不可考的传说，是不是真的如此，的确是需要存疑的。如果真是如此，那只能解释为道教修炼内丹的养生功法的失传，以及现代生存环境的恶化了。 根据古籍的记载推测，大禹必须是长寿命者，否则怎么去承担和完成那么巨大的工作量？ 大禹究竟活了多少岁呢？四川省北川县钟利戡、王清贵等人在辑编《大禹史料汇集》时，根据《竹书纪年》《史记》《纲鉴易知录》等资料，编排了一份《夏禹主要活动年表》，该表说：大禹生于公元前2297年；公元前2289年，大禹9岁时，“鲧治水无成”；公元前2283年，大禹15岁时“受命治水”；公元前2272年，大禹26岁时“治水成功，定九州”；公元前2241年，大禹57岁时“代舜事”；公元前2224年，大禹74岁时，“帝命禹摄位，禹让皋陶”；公元前2223年，大禹75岁时，“禹受命摄位。禹叙洪范九畴，复九州”；公元前2221年，大禹77岁时，“舜令禹征有苗。三旬，禹班师回朝”；公元前2207年，大禹92岁时，舜死，“禹避舜之子于阳城，天下不归舜之子而归禹”；公元前2205年，大禹93岁时，“即天子位于韩，都安邑（今山西），会诸侯于涂山”；公元前2204年，大禹94岁时，“举益为相”；公元前2198年，大禹100岁时，“巡狩江南，会诸侯于涂山，封有功，死于会稽，就地而葬”。[9] 我相信这份《夏禹主要活动年表》中的每项活动都是有出处的，只是：大禹15岁时凭借什么就能显示他有能力“受命治水”的大工程？74岁时还能作为接班人“帝命禹摄位”？77岁时还能领命“征有苗”？93岁时还能“即天子位”并“会诸侯于涂山”？94岁时还会选择比他年龄还大的“益为相”，作为接班人？100岁时还能都安邑（今山西）“巡狩江南，会诸侯于涂山”？这是凡人可能做到的吗？ 这种种疑问，让我们对大禹的其人其事确实有继续深入考究的必要！ 大禹治水传说，因为史料太少太乱，不能不引发种种质疑。在引经据典中，关于大禹是否真有其人，古史辨派曾提出过否定性的质疑论证。 《史记·夏本纪》明确记载：“夏禹，名曰文命。”他的名字是“文命”而不是“禹”。那么，“禹”是什么？准确地说，“禹”就是远古时代的某个氏族有首领的称号。作为氏族，必然有首领、称号、图腾。 司马迁是公认的非常严谨的历史学家，为了写好《史记》，他费了很大的功夫去调查研究。他自己说：“余尝西至空桐，北过涿鹿，东渐於海，南浮江淮矣，至长老皆各往往称黄帝、尧、舜之处，风教固殊焉，总之不离古文者近是。”也就是说，司马迁为了写好黄帝，做了大量的实地考证，但是访问的长者先辈和实际地区对五帝的说法都不相同，各执一词，基本也都是听说或相传。司马迁把采集到民间传说与历史记载相对照，通过深入思考进行了加工整理，并“择其言尤雅者，故着为本纪书首”。[11] 即是说他对各种有关的说法，认真研究、比较后，选择较为详细和可信程度大的资料，才采纳为撰写《史记》的史料。 《史记·夏本纪》明确记载“夏禹，名曰文命”。这是有依据的，因为《尚书·大禹谟》就明确记有“曰若稽古大禹，曰文命”。此外，多种古籍，如《帝王世纪》、《大戴礼记》、《竹书纪年》也是如此记载的。 可是，见诸古籍的，“禹”不仅有“文命”这个名字，还有“高密”、“政命”这两个名字。 由先秦时期史官修撰的，主要记载上古帝王、诸侯和卿大夫家族世系传承的史籍《世本·帝系》就明确记载：“鲧生高密，是为禹。”《吴越春秋·越王无余外传》也说：“鲧娶于有莘氏之女，名曰女嬉。年壮未孳，嬉于砥山，得薏苡而吞之，意为人所感，因而妊孕，剖胁而产高密。” 《太平御览》 卷八十二引《尚书纬·帝命验》说：“修已……生姒戎文命禹。”《新语》、《玉函山房辑佚书》均对此注云：“姒，禹氏，禹生戎地，一名政命。”[12] 如何理解“禹”有“文命”、“高密”、“政命”这三个名字？ “政命”可以忽略不计，因为它只是“文命”的又“一名”。而“高密”这个名字就值得研究了。 东汉学者宋衷认为：“高密，禹所封国。”[13]但历史学家并不接受这一说法。理由很简单：上古时期没有封国一说。“分封”虽然产生于大禹建立夏国之时，但那只是雏形，真正形成制度的“封国”是到周时才有；再说，就算夏代有“封国”，那也应该是由身为“夏后”即国王的大禹去分封他的下属，他怎么可能将自己“分封”到远离夏都“阳城”的“高密”去了呢？ 东汉学者皇甫谧撰有专述帝王世系、年代及事迹的《帝王世纪》，该书认为，大禹“名文命，字密”。[14]这怎么可能呢？ 中国的古人确实是有名又有字。“字”这个字的结构是“子”上面加个“宝盖”，这“宝盖”就是房屋。“字”的本义是在屋子里生小孩儿。引申为孳生、繁衍。名字的“字”其实就是从名衍生而来的，所以叫做字。《颜氏家训》说：“名以正体，字以表德。”“表”就是表达，所以字又叫表字。“字”既然是从“名”派生出来的，它的作用是表达“名”的意思。那么，我们来看看，“高密”对“文命”有什么表达的意义呢？孔安国根据《尚书·大禹谟》“文命敷于四海”而认为“文命”的意思是“外布文德教命”，[15]与“高密”显然是没有关系的。再说，中国的避讳制度起源于西周初年。周灭商后，建立了严密的宗法制度和繁褥的礼法，字的产生是与之相适应的。取字的习惯也是从这时开始的，西周之前还没有取字的。《礼记》说：“男子二十冠而字之。”即是说，成人后要根据本名的涵义另立别名即字，以配合不称名的避讳制度。《仪礼》说：“冠而字之，敬其名也。”就是说字是用来彰意明义，正名表德的。西周初年与大禹时代相距七百多年，那时的“禹”怎么可能有名还有字呢！ 还有学者认为“高密”应是禹在蜀西川的名字。与禹诞生之处刳儿坪有关。“刳儿坪山高林密，《尔雅·释山》：‘山为堂者密。’即是三面环山一面开阔的地形，这正是刳儿坪的地貌。刳儿坪在禹穴沟的末端，一个百来米高的层叠悬瀑顶部，地形如一宽阔十余丈的坐椅，三周大树环绕，被遮得只见一线天光。所以高密之名，当是以出生地刳儿坪的地貌而命之。”[16]这当然只能说是没有任何依据的猜测了。 所以，作为氏族首领的“禹”应该是一个时代，有若干位，而文命、高密，就是其中的两位“禹”。 在《史记·五帝本纪》说“黄帝，少典之子”处，《史记索隐》就有如下一段精彩的论述：“少典者，诸侯国号，非人名也。又案：《国语》云：‘少典娶有蟜氏女，生黄帝、炎帝’。然则炎帝亦少典之子。炎黄二帝虽则相承，如《帝王代继》中间凡隔八帝，五百余年。若以少典是其父名，岂黄帝经五百余年而始代炎帝后为天子乎？何其年之长也！”[17] 其实，古代的史学家早就认识到，将“五帝”这些氏族、部落首领如果只是认定为是一个人名，那么，所谓的“代继”必然大乱，从一个人的有限生命和间隔的时代根本无法去推算。能够正确地提出“少典者，诸侯国号，非人名也”这样正确的结论非常了不起，它为拨开历史迷雾，还原历史真相提供了有益的思考角度。 “五帝”都不是单独的人名，而是一个一个的部落首领的称号，这与在“氏族”和“部落联盟”中存在着“世袭酋长”的历史情况是完全吻合的。即是说，“五帝”都各自是一个时代群体，他们彼此间也不可能有什么继承关系。那么，“禹”当然也是这样的一个时代群体而不是一个人！ 据此，可以认为，“夏商周断代工程”将“禹”作为夏朝开国第一人，这是正确的，但是，以“禹”这个名称作为夏朝开国之君的名字却是很不严谨的。因为，这里的“禹”并不是人名，并不能特指那位建立夏朝的人。 “禹”不是一个人，它是一个时代群体；名为“文命”的那位“禹”是以“五帝”为代表的远古时代的氏族、部落各自存在“数百年”的最后一位首领。作为夏族这个氏族、部落首领的数代“禹”，他们前赴后继地迁徙、治水，终于完成了从氏族到部落联盟乃至建立国家的宏大伟业。
注释： [1]《战国策·赵策下》。 [2]《左传·哀公七年》。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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