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译文内外的煮鸡蛋
2015年04月08日 来源：齐鲁晚报 □林少华
翻译了小林多喜二的《为党生活者》(“为党生活的人”),正在对照原文看译文。可能有人有违和感:作为“小资”情调典型范本村上春树小说的译者,怎么忽然对日本无产阶级文学代表人物小林多喜二产生兴趣了呢?不过我本人并没有多少违和感。较之违和感,有的地方让我涌起的更是同感,感同身受。例如煮鸡蛋,母亲的煮鸡蛋。 “九·一八”事变后的东京,作为日共党员的主人公“我”在白色恐怖中投入反战反政府斗争。为躲避警察追捕,“我”不得不离开年老的母亲,甚至见面都不可能。于是母亲煮了鸡蛋托人捎给“我”。最后,在战友一再劝说下,“我”终于决定去一家小餐馆同母亲见面。 母亲坐在桌子对面,离开桌边一点儿,孤单单地坐着,神情悒郁。一看,母亲穿着出门时穿的最好的衣服。这让我心里有些难过。 我们没怎么说话。母亲从桌下拿起包袱,取出香蕉、枇杷,还有煮鸡蛋…… 过了一会儿,母亲一点点讲了起来。“脸好像比在家时多少胖了,我就放心了。”母亲说她近来差不多每天都梦见我又瘦又老,被警察逮住打骂(母亲把拷打说成打骂),睡不好觉。 母亲,煮鸡蛋。看到这里,我不由得放下笔,抬起头,叹一口气。偌大的研究室——因和学生谈论文来了研究室——孤单单只我一人。学生走后,长方桌旁的八把椅子空在那里。窗外正在下雪。越下越大,很快变成了鹅毛大雪——这在青岛是极少见的——沸沸扬扬,蒸蒸腾腾,翻江倒海,弥天盈地。时而北风呼啸,把雪花一片片、一团团、一波波吹到窗玻璃上。除了风声,别无所闻。除了雪,别无所见。除了我,别无他人。仿佛整个世界只剩下风、雪和我。不,还有煮鸡蛋。译文里的煮鸡蛋,记忆中的煮鸡蛋,风雪中的煮鸡蛋。 四十年了,时间差不多过去了四十年。一九七五年冬天,我从吉林大学毕业,要去数千里外的广州一个单位报到。记得是十二月下旬的一天,也是一个刮风下雪的日子。尽管风没这么紧,雪没这么大,但毕竟东北的数九隆冬,气温低得多,哈气成霜,滴水成冰。母亲和弟妹们把我送去一两里外的小火车站。雪掩埋了西山坡下的羊肠小道。时间还早,没人走过。我们深一脚浅一脚地踩着雪往前走。风雪不时打着旋儿掠过山间白茫茫的沟壑和平地,扑向对面东山坡的枯草和柞树。我离家的小站叫“上家站”。没有铁栅栏,没有检票口。绿皮车由远而近,“哞”一声从东山脚滑进车站。母亲早哭了。在车厢门前,她把一路搂在怀中的一袋二十个煮鸡蛋塞给我。望着刚过四十岁的母亲那花白的头发、脸上的皱纹、哭红的眼睛、细瘦的脖颈和薄薄的棉袄下支起的瘦削的肩,我一直强忍的泪水一下子涌了出来:“妈,我走了,你回去吧!明年夏天、明年夏天回来看你……” 我赶紧上车,哈气擦开车厢玻璃上的霜往外看。车轮开始转动。母亲和弟妹们没有回去,仍往车上看着、张望着、寻找着…… 我就那样带着二十个煮鸡蛋离开了家,离开了母亲。一个半小时后到了省城长春,由长春坐十七个小时硬座车到北京,转车再坐三十一个小时赶往终点广州。我想起来了,从长春开始,我是和一个同级不同班的女同学同行的。一个相当漂亮的女同学。她父亲是市公安局局长,住在有对开的大门、有院落的双层小楼里,广州有她在市府外事部门当处长的舅舅。因此,同行只意味着同坐一列火车——她在卧铺车厢是卧是坐我不清楚,我反正是在硬座车厢硬挺挺地坐着。到底是同学,入夜后她找到我,让我先去她的卧铺睡一会儿,我谢绝了。早上到了吃饭时间,她又过来找我一起去餐车,我又谢绝了。那时的我不是现在的我。我是从穷山沟里侥幸爬出来的,人家是省城高干的千金。我到了广州举目无亲,人家在广州有处长舅舅一家的笑脸。但我之所以一再谢绝,主要并非出于自卑,毕竟我学习明显比她好,毕业典礼上我是上台发言的学生代表。我只是比较清醒,清醒地认识到那种距离。何况她漂亮固然漂亮,但并非能融化冰雪的那种暖洋洋的漂亮。老实说——这么说或许不合适——她不来找我还好,来找我更让我感到孤独。 但另一方面,我又不孤独。我有母亲的煮鸡蛋,有带着母亲体温的煮鸡蛋一路陪伴着我,温暖着我。我没去餐车,没买盒饭,没买零食。见别人吃什么了,我就小心摸出两个煮鸡蛋,轻轻一磕,悄悄剥壳,放进嘴里咬开稍小的一端。一种香透肺腑的香!蛋黄金灿灿的,像一轮小太阳。蛋白嫩嫩的、白白的、颤颤的,让人不忍下咽。上世纪七十年代,艰苦岁月,鸡蛋是乡下家里仅有的奢侈品。院子里跑的就那么五六只鸡,鸡喂的是谷糠,生不出多少蛋。记忆中,除了“坐月子”,母亲自己平时舍不得吃鸡蛋,从没见过母亲把煮鸡蛋放进自己嘴里。 我就这样沉浸在煮鸡蛋的回忆中。二十个煮鸡蛋陪伴我坐着度过了火车上的四十八个小时,没想到四十年后又在这里陪伴了我。恍惚间,研究室变成了硬座车厢,我正搂着母亲的煮鸡蛋眼望窗外。窗外的雪仍在下。不知何时,雪变小了,越下越小…… 我知道,对于我,世界上再也没有那样的煮鸡蛋了,没有了。 (本文作者为中国海洋大学教授、著名翻译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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