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历史纪年中子虚乌有的“高后”八年

论历史纪年中子虚乌有的“高后”八年

在中华民国建立并宣布从1912年改用公元纪年法以前，我国有文字记载的两千多年历史一直是沿用以帝王在位时的年数或年号的纪年方式。这种纪年法，在当时是非常科学的，因为国王或皇帝始终不会缺，“国不可一日无君”嘛，而且始终只有一人（就一个国家或政区而言），用他在位时的年数或年号来纪年，就可以延续不断，使历史可以清楚地记载下去，不致出现年份中断或失混的状况。清代著名史学家赵翼在其名著《廿二史札记》中就称赞这种纪年法“实为万世不易之良法” [1]。所以，当公元纪年法在我国始行以后，我们仍然可以通过换算而推知古代事件发生的年代。在这方面，方诗铭、万国鼎等先生编著的各种版本的《中国历史纪年表》[2]和《辞海》、《中国历史大词典》等工具书所附录的《中国历史纪年表》可以说已经为中国古代年代的查找和换算起到了十分方便的作用。

但是，现在所通行的所有的《中国历史纪年表》在西汉惠帝后和文帝前都编排有“高后元年至八年（公元前187年~前180年）”；而查证史书，考察史迹，不能不认为，这所谓的“高后八年”的编排，应该是历史纪年中的错误，是一个子虚乌有的史实。

一．吕后虽有执政史却没有帝王史

古代的纪年方式是以帝王在位时的年数或年号为唯一基准并亘古不变的，也正是因为对这一点的坚持，才使我国成为世界上唯一一个历史延续数千年而未中断的国家。在这数千年的历史中，的确存在许多次因为各种原因而不是帝王当政另有执政者的历史时期，但是这些历史时期的纪年，仍然采用的是以没有执政的帝王的年数或年号，而不是实际执政者的姓名或职位。

所谓“高后”，指的是汉高祖刘邦的皇后吕雉（公元前241—前180）。吕雉的一生颇不平凡，在复杂的政治环境中逐步磨炼成为一个坚强而有胆识的女强人。汉高祖刘邦于公元前195年去世后，吕雉唯一的儿子、太子刘盈即位，是为汉惠帝。此后，作为高祖的皇后和新即位惠帝的太后的吕雉，确实有差不多15年的实际执政史，说她是一个没有名号却有实权的中国第一位“女皇帝”名副其实。但是，她确实没有那怕只有一天或者名义上的帝王称谓。

刘邦死后，吕雉将她的情敌、深受刘邦宠幸的戚夫人砍断四肢，挖去眼珠，又用药熏耳致聋，饮致哑之药使其哑，然后把她放在厕所里，称之为“人彘”（彘，即猪）。即位的惠帝自见“人彘”后，对吕雉专权的淫威又惊又吓，大病不起，竟一年多时间不上朝，每日“淫乐，不听政”，自己“虐待”自己，不久就“有病”。 [3]惠帝七年（公元前188年）秋八月，年仅23岁的汉惠帝死了。《史记》于此处清楚地记载说：虽然“吕氏权由此起”，但是，“九月，……太子即位为帝”， [4]是为“少帝”。

不过，这个少帝刘恭并非吕雉安排给惠帝的皇后所生，“宣平侯女为孝惠皇后时，无子，详为有身，取美人子名之，杀其母，立所名子为太子。孝惠崩，太子立为帝。”少帝稍稍懂事后，知道了他不是吕氏皇后的儿子，他的亲生母亲已被杀死。汉少帝四年（公元前184 年），这位天真幼稚的少年天子竟对人说：“安能杀吾母而名我？我未壮，壮即为变。”这话很快就传到了吕雉那里，她果断地将这位小皇帝囚禁起来，对外宣称小皇帝生病，不准周围的侍臣接近他，不久即将少帝“幽杀”。接着在汉少帝五年（公元前183 年）“五月丙辰”， 吕雉又重立惠帝的另一个儿子“常山王刘义为帝，更名曰弘”。这是宫廷内幕，没有对外张扬。因为刘弘也是小皇帝，所以“不称元年者，以太后制天下事也”。 [5]此后的历史纪年，仍然维持着“少帝”的名义。

汉少帝八年（公元前180年），临朝听政的太皇太后吕雉死了。长期受到压制、可以说是潜伏爪牙忍受多年的以周勃、陈平为首的刘氏功臣集团，在几天之内，通过一场宫廷政变，就把吕雉苦心经营起来的吕氏集团一网打尽。他们杀掉诸吕，控制朝廷以后，召集大臣谋划皇位问题，最后决定以刘恭、刘弘诸兄弟“皆非真孝惠子” [6]为借口，将代王刘恒迎来京都长安，立为皇帝，是为汉文帝。

历史在这里记载得非常清楚：汉高祖刘邦死后，即位的是太子刘盈；七年后，汉惠帝刘盈死了，此后八年先后即位的汉少帝是刘盈的太子刘恭和他的兄弟，曾经为常山王的刘弘。刘恭、刘弘虽为帝，但是很可能没有谥号。因为古代皇帝的谥号，如汉高祖刘邦的“高”、 汉惠帝刘盈的“惠”，都是死后根据其品行、表现而追谥的；而被吕雉“幽杀”的刘恭，被“政变”推翻并杀害了的刘弘，发动政变者是不承认他们是“孝惠子”的，所以很可能就没有谥号，司马迁在《史记》中就将这两个小皇帝都称为“少帝”。在汉高祖刘邦死后到汉文帝刘恒即位的这15年间，作为皇后、皇太后和太皇太后的吕雉是汉王朝的实际掌权者。

但是，历史纪年是从来不以实际掌权者为纪年主体的。历史上以没有执政的小皇帝纪年的例子很多，仅以西汉王朝来说，就有昭帝刘弗陵、哀帝刘欣、平帝刘衎、孺子刘婴。这几个小皇帝，除昭帝刘弗陵长大后执了政，其他的都从来没有执过政，可是他们都是纪年的主体，那么，汉惠帝刘盈之后的两个小皇帝，怎么可以成为传统历史纪年方式的例外呢？历史上女主掌权的时期并不少，如秦宣太后、武则天、慈禧太后掌权都达四五十年，但其中只有武则天在执政后期废除睿宗李旦未再立皇帝后，亲自掌权和称帝的20年间（684~704），以及辽国的北辽萧德妃德兴起元年（1122年），西辽感天后咸清元年至七年（1144--1150），西辽承天后崇福元年至十四年（1164--1177），是历史上屈指可数的以女主纪年的例子。可是她们都是有年号而且当时没有男性皇帝啊！

所以，以吕雉作为纪年的主体，不论是以皇后、皇太后还是太皇太后的名义，也不论是15年还是8年，都是不妥当的。因为，当时是有皇帝的，这个时期不应当成为中国数千年传统纪年方式的例外。

二．为什么在纪年中会出现“高后”八年？

在汉高祖刘邦死后到汉文帝刘恒即位的这15年，采用什么方式？如何去历史纪年？这实际上是非常令历史学家头痛的一个问题。司马迁撰写《史记》，没有“惠帝本纪”，没有“后妃传”，他在“高祖本纪”和“孝文本纪”中间设置了一个“吕太后本纪”。斑固撰写《汉书》，有“惠帝纪”，其后才是“高后纪”、“文帝纪”。司马光撰写《资治通鉴》，在“卷十二?汉纪四”记载高祖刘邦去世后，既标明“孝惠皇帝”，同时还标出“太祖高皇帝下元年”，一直标到“太祖高皇帝下七年”，接着的“卷十三?汉纪五” 就是“高皇后元年”，一直延续到“高皇后八年”，此后才是“太宗孝文皇帝”。仅从司马迁称吕雉为“吕太后”， 斑固称“高后”，司马光称“高皇后”这样极不严谨和统一的称谓就可以看出，历史学家对这15年的纪年方式，是非常困惑的。

本来，在汉高祖刘邦死后到汉文帝刘恒即位的这15年间，是有刘盈、刘恭、刘弘三个皇帝的，历史纪年的主体不应该发生困惑；之所以在这15年又尤其是后8年出现纪年主体的困难，是因为封建的历史观，封建的正统观以及将吕氏集团一网打尽的政变者为了自身利益而有意造成了这一期间历史纪年的困难。

司马迁明确将此期发动宫廷政变、推翻吕氏集团的政变者的活动称为“阴谋”，说他们商量说：“少帝及梁、淮阳、常山王，皆非真孝惠子也。吕后以计诈名他人子，杀其母，养后宫，令孝惠子之，立以为后，及诸王，以强吕氏。今皆已夷灭吕氏，而置所立，即长用事，吾属无类矣。不如视诸王最贤者立之。”[7]即是说，政变者认为：吕后所立的惠帝的继承人以及封的吕氏王，都是为了加强吕氏的势力。现在吕氏已被消灭了，如果再扶持他们所立的人，到他长大掌了权，那我们这些人就非遭殃不可了。如今不如在刘氏各王中选个最好的立起来当皇帝。于是，便以刘恭、刘弘诸兄弟“皆非真孝惠子”为借口，将代王刘恒迎来京都长安，立为皇帝。

其实，说刘恭、刘弘兄弟“皆非真孝惠子”并不真实。惠帝刘盈16岁即位，23岁去世，7年之间，正是青春壮年，生儿子的可能性远远超过不生儿子的可能性。他与皇后无子是有非常特殊的原因的。被吕雉强加给惠帝刘盈的张皇后，本是刘盈亲姐姐鲁元公主之女，也就是刘盈的亲外甥女。作为舅舅的刘盈，本来很喜欢这个小外甥女；但当她12岁时被吕雉安排为舅舅的妻子后，刘盈无法接受这二者合一的现实，所以也就没有子女。

但是，刘盈的后宫是姬妾成群的，史书上只说张皇后无子，并没有说刘盈无子，他的嫔妃宫女们照样可以生子。史书上强调刘恭、刘弘是“他人子”，只是指并非皇后子，而是刘盈小老婆的儿子，交给皇后抚养，冒充她的儿子。站在皇后的立场，固然是“他人子”，而站在惠帝的立场，仍是刘家血统。正因为如此，吕雉才把孩子的亲娘杀掉。如果是抱自别家，难道独放过孩子的父亲，而不灭口？虽然唐人张守节的《史记正义》引刘伯庄的话说：“诸美人元幸吕氏，怀身而入宫生子。”[8]但这话并不可信。吕雉当然也有可能把姓吕的孩子抱来充数，但在屠灭吕氏集团的罪状中，没有此条。如果有这种行为，反吕阵线难道不抖出来？而且，抱养一个就足够了，却抱养了几个，数目越多，泄露机密的机会越多，吕雉不至于傻到这种程度。

因此，可以肯定，刘恭、刘弘数兄弟，全是刘盈的亲生之子。他们的罪状实际上是在于他们身上所流的有四分之一是吕姓血液。推翻吕氏集团的高官们对他们长大成人后的恐惧之心，难以言表，所以必须让他们死。政治斗争下常使事实真相淹没，政变时口口声声说要保护刘氏皇帝安全，不过是一个骗局

汉高祖刘邦共有八子，而代王刘恒是“高祖中子”，其母“薄氏”，“高祖十一年（公元前196年）……定代地，立为代王”。 [9]那时正是吕后与戚夫人争宠，并影响到吕后之子刘盈与戚夫人之子刘如意谁为太子的问题，此时的刘恒，对太子乃至未来的九五之尊的高位，恐怕是想都不敢想的。殊料世上的事情就是这么怪，吕后在刘邦死后，虽然残害了戚夫人和刘如意并建立了貌视强大的吕氏集团，可是在她死后仅几天，一场宫廷政变就把她苦心经营起来的吕氏集团完全粉碎了。政变的结果不但是她姓吕的家族完蛋了，连流有她血液的惠帝的儿子们也被政变者担心未来的报复而斩尽杀绝。代王刘恒只因“仁孝宽厚，太后家薄氏谨良” [10]而被政变者选择为新的皇帝。

本为地方郡王的刘恒是被政变者抬出来的新皇帝，他不仅必须服从，而且也乐于服从政变者关于刘恭、刘弘兄弟“皆非真孝惠子”的说法，在“君权神授”的正统观念作为统治思想的那个时代，如果刘恭、刘弘兄弟是“真孝惠子”，那么刘恒的即位就不是合法的而只能是“篡逆”。所以，汉文帝刘恒与政变者在否定刘恭、刘弘兄弟作为汉室皇帝的正统性上是一致的。

否定刘恭、刘弘兄弟作为汉室皇帝的正统性后，历史纪年怎么办？汉文帝刘恒与政变者没有必要去否定汉惠帝刘盈，因为既难以否定，更在于刘盈已经死了，对他们不存在威胁了。所以，以“惠帝”纪年的七年是可以认可的；至于以“少帝”刘恭、刘弘纪年的八年，当然不能认可，一旦认可就会使汉文帝的即位乃至政权缺乏合法性，已经死了的“高后”于是成为这八年的纪年主体的最佳替代物。

三．历史学家对以“高后”纪年很无奈

司马迁是一个伟大的历史学家，他所撰写的《史记》应该说已经是尽可能的客观和公正了。但是，即使是伟大的历史学家，他同样也只是一个凡人，不可能超越时代，他不可避免地有着封建的正统观念；尤其是司马迁身处汉武帝时代，而汉武帝刘彻是汉文帝刘恒的孙子。面对否定以“少帝”刘恭、刘弘纪年而改为以“高后”纪年的八年历史，司马迁很无奈。

从多方面考虑，司马迁在撰写《史记》时，他没有写“孝惠本纪”，而是将汉高祖刘邦死后到汉文帝刘恒即位的这15年统编为“吕太后本纪”，但在其中，却不以“吕太后”纪年，分别采用“惠帝七年”和“少帝八年”这种方式来客观反映这15年的历史。这就像他在“高祖本纪”前撰写“项羽本纪”来如实反映公元前206年至公元前202年的历史一样，是非常有见地的。

在《史记?吕太后本纪》中，司马迁一方面肯定了刘氏功臣集团根据“非刘氏而王，天下共击之”的“白马盟誓”，对“今王吕氏，非约也”而发动的政变；另一方面，他只能服从由当时的政变者编造的刘恭、刘弘兄弟“皆非真孝惠子”的谎言。但是，他在文中却清楚地记载着“太后欲王吕氏，先立孝惠后宫子（刘）强为淮阳王，子（刘）不疑为常山王，子（刘）山为襄城侯，子（刘）朝为轵侯，子（刘）武为壶关侯”、“朱虚侯已杀（吕）产，帝命谒者持节劳朱虚侯” [11]等资料，明确表示汉惠帝是有儿子的，他们继承帝位是没有疑问的。司马迁在记载了诸大臣的“阴谋”并将代王刘恒迎来京都后，还以极其辛辣的笔调，写下了下面这段文字：

东牟侯兴居曰：“诛吕氏吾无功，请得除宫。”乃与太仆汝阴侯滕公入宫。前谓少帝曰：“足下非刘氏，不当立。”乃顾麾左右执戟者掊兵罢去。有数人不肯去兵，宦者令张泽谕告，亦去兵。滕公乃召乘舆车载少帝出。少帝曰：“欲将我安之乎？”滕公曰：“出就舍。”舍少府。乃奉天子法驾，迎代王於邸。报曰：“宫谨除。”代王即夕入未央宫。有谒者十人持戟卫端门，曰：“天子在也，足下何为者而入？”代王乃谓太尉。太尉往谕，谒者十人皆掊兵而去。代王遂入而听政。夜，有司分部诛灭梁、淮阳、常山王及少帝于邸。[12]

作为“少帝”的刘弘和他的兄弟们就这样死了。这就是政治，就是所谓的正统。它十分明白地告诉读者：封建社会的历史其实最主要的就是统治者的宫廷演变史，是充满了斗争和血腥味的历史；这里面，皇权斗争无疑是权力斗争中最高级最集中也是最真实的体现，其中充满了谎言、狡诈、虚伪和隐秘，历史的真相也因此往往湮没于谎言之中。

继司马迁之后的班固在撰写《汉书》时，基本上继承了司马迁对汉高祖刘邦死后到汉文帝刘恒即位这15年史学观。他分别撰写了“惠帝纪”和“高后纪”，以“惠帝”纪年七年，以两个“少帝”纪年八年。虽然“惠帝纪”和“高后纪”的篇幅都很短，但是他通过“语在《外戚传》”、“语在《周勃》《高五王传》”[13]这种表述方式，完整地记载了这15年的历史发展过程以及其中的宫廷演变、阴谋和谎言。

虽然司马迁、班固在撰写《史记》、《汉书》时，列有“吕太后本纪”和“高后纪”，但是他们都无一例外地是用“惠帝”七年，“少帝”八年来编排这15年的历史的，根本不存在所谓的“高后八年”的纪年方式。

但是，司马迁的《史记》是以“吕太后本纪”来编排“惠帝”七年，两个“少帝”八年历史的，非常准确；而班固的《汉书》是以“惠帝纪”来编排前七年，以“高后纪”来编排后八年的历史的，虽然“高后纪”中是客观记载了后八年的历史是以两个“少帝”纪年的，却很容易给人以误导，因为这八年是单列为“高后纪”的。后来的司马光撰写《资治通鉴》，虽然也客观记载了这15年的历史过程，但却受了《汉书?高后纪》的误导，采用的是以“高皇后”作为历史纪年的主体，去进行这八年的编年。应该说，司马光这样做，是未得司马迁、班固对这15年历史的处理要领的，也是非常违反历史真实和传统纪年方式的。

由于《汉书?高后纪》的误导和《资治通鉴》明确以“高皇后”纪年，使后人在对汉高祖刘邦死后到汉文帝刘恒即位的这15年历史又尤其是后8年历史的理解出现了误差，著名史学家翦伯赞先生在他的《秦汉史》中就这样写道：

惠帝虽继承大统，而一切国家大政，则皆操之吕后，于是而有吕后的专政。……惠帝死，无子，吕后乃取宫人幼子，谓为惠帝子，杀其母而立为帝。但同时又布告天下，谓：“今皇帝病久不已，乃失惑惛乱，不能继嗣奉宗庙祭祀，不可属天下。”因幽之永巷而杀之。自是吕后遂临朝称制，改元大赦，自为皇帝。吕后——中国历史上第一次出现的女皇——执政凡八年。[14]

翦伯赞先生的这段论述，显然是有几处错误的：不是惠帝无子而是张皇后无子，“谓为惠帝子”是政变者的阴谋语言，不足为凭，早在惠帝死前就已有数个“后宫子”并立有太子；吕后在杀了“少帝”刘恭后是临朝称制了，但并没有改元大赦，自为皇帝，她的历史纪年仍旧是“少帝四年”；此后她又另立了一个“少帝”刘弘，新皇帝“不称元年者，以太后制天下事也”，但历史纪年也是很明确的是“少帝”“五年”至“八年”， [15]显然是维持着过去的有皇帝的统治格局的；如此，吕后应该不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次出现的女皇帝。

我们现在编写《中国历史纪年表》，当然不应该受封建正统观和史学观的影响，而应该纠正由司马光的《资治通鉴》所形成的误导和错误。对汉高祖刘邦死后到汉文帝刘恒即位这15年的历史纪年主体，应该还其历史的本来面目，那就是：惠帝刘盈七年，少帝刘恭、刘弘各四年共八年。

注释：

[1] [清]赵翼：《廿二史札记》卷二《武帝年号系元狩以后追建》，中华书局1984年版。

[2]方诗铭：《中国历史纪年表》，上海辞书出版社1980年版；《中国历史纪年表（修订本）》，上海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万国鼎：《中国历史纪年表》，中华书局2006年版。

（作者：刘光利，李殿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