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甫李白与怀素，文星酒星草书星”，这是对我国历史上三个文化伟人的形象表述与赞誉。这三位文化巨匠生活在同一个时代，俱在中国文化史上留下了不朽的篇章。而这其中，最有个性的恐怕就要数“醉僧”怀素。有所谓“少年上人号怀素，草书天下称独步”，有唐以下，直至今日，谁不称慕他惊心动魄的狂草艺术，谁不羡慕他孤云野鹤般的云游生涯，酒肉穿肠过，翰墨抒平生，怀素的一生平淡而富传奇！
年少出家
怀素（737-799），湖南零陵（今湖南永州）人，字藏真，书法史上领一代风骚的草书家，与唐代另一草书大家张旭齐名，人称“颠张醉素”。
怀素生活的年代，正值唐王朝的鼎盛时期，经济发达、文化繁荣，作为书法艺术中最能抒写性灵的形式，“狂草”就于此时诞生，这一艺术形式的出现，反映了盛唐文化奔腾激越的情致和如日中天的生命力！
我们不知道怀素的祖辈是什么样的身份，父母是谁，家境如何。也不知道他是否有兄弟姐妹。怀素的出生，没有历史上其他伟人、名人出生时特有的祥瑞征兆，也没有乡亲父老对他的长相评头论足。我们只能透过零星的文人笔记、诗文，隐约知道这位刚刚出生的男孩的父亲姓钱，母亲姓刘。
此外，怀素还有一个伯祖，一个叔父。伯祖即父亲的伯父，是一个出家为僧的法师，他的法号是惠融禅师。这个远离尘嚣的法师，喜欢书法，他学的是初唐著名书法家、同时也是湖南同乡的欧阳询的书法，水平之高，达到几乎可以乱真的地步，其书名远近皆知。这是怀素家庭背景中，惟一一位与书法有关系的人物。这一点重要的提示在暗示我们，怀素后来走上书法之路可能与这位伯祖有关。
怀素的叔父是“大历十才子”之一的钱起，他与怀素走的是截然不同的道路，但后来对怀素不乏提携与鼓励！
小怀素生得眉清目秀，从小便聪明好学，做事少年老成，甚得父母钟爱，因此认识怀素的人都说他“学必成功，才当逸格”。
但让人颇感意外的是，怀素十岁那年，“忽发出家之意”，急得父母唉声叹气，但又无法阻止，正所谓“猛利之性，二亲难阻”。按常理，一个年仅十岁的孩童竟然主动投身于宗教，这着实让人费解。
还有一种可能，或许怀素是被父母送去当和尚的。唐代的寺院往往是文化繁盛之所，其中不管高僧大师，在文化修养上或者在某一领域有着超人的能力，投靠他们，无异于拜名师。比怀素稍晚的贯休（怀素死后三十二年出生），七岁时，“父母雅爱之，投本县（婺州兰溪县）和安寺圆贞禅师出家为童侍”（《宋高僧传》）。因为雅爱，才出家做圆贞禅师的童侍，说明贯休的父母是为了让贯休有一个好的前程才让他出家的。
另外，在唐代，出家为僧也往往有一个基本的生活条件，甚至条件还十分优越。唐代是佛教的大盛时期，佛教受到不同寻常的厚遇。寺院有自己的土地，也有自己的僧祗户，这样的户民要向僧曹捐纳一定的谷物；而犯罪之民及官农有的被拨送到佛寺服役。因此，出家为僧，起码没有衣食之忧。依怀素小小的年纪，不会深信佛理而自愿去那里修行，被家人送入寺院，“幼而事佛”，这倒是很有可能的。
不管历史的真实怎样，怀素终究以小小年纪便加入到僧侣的行列当中。
但后来的事实证明：怀素不是一个好和尚。吃肉、醉酒、随意翰墨，没有一点出家人的样子。但这一切都不掩怀素的伟大，或许，正是因为他是一个身负绝艺的个性和尚，才使他更加富于传奇性。
怀素所去的寺院，离他的家并不远。寺院的名字很文雅，叫书堂寺，在零陵城北约二十里处。寺院规模不大，要不然，应当出现在文人的笔记之中，因为寺院在当时是一个开放的文化中心，世俗的文化生活很多都在寺院展开，如听说唱，上香拜佛，欣赏画家的壁画等等。书堂寺的后面有一口井，名叫怀化井。简单、幽静的环境为少年怀素潜心书法提供了最好的条件。
身为僧人，免不了事佛，诵经、抄经成为份内之事。由于佛教是从印度流传过来的，因而有些佛经还是梵文。要真正研究佛教，还是需要识读梵文的。书堂寺虽小，但竟然有能识梵文的长老。不管是否感兴趣，怀素在那里要学梵文，并且有着可喜的成就，甚至于达到翻译佛经的水平。以后他的叔父、那位著名的“大历十才子”之一的钱起在写给怀素的诗中曾说怀素“能翻梵王字”，当不是空无实据的赞誉之辞。这是青少年时代的怀素在书堂寺学到的第一门学问。当然，在这里，通过学习，他也具备了最基本的文人雅士们应有的知识结构，如认字、习文、作诗等等，没有这个基础，怀素根本没有可能与当时著名的文人交往，即使勉强交往，也必将为文士们所轻视。
潜心翰墨
幼小的怀素，已经渐渐习惯了柔软的毛笔那种奇特的性能，他也逐渐喜欢上了毛笔所展示的奇异、多变的线条。闲着无事的时候，他总是喜欢涂抹一番，以至于很快找到了感觉，最终决定要在书法上有一番作为。
苦练书法的勤奋与诵经念佛的孤寂看起来并没有多大的不同，但是，一个是用宗教改造自我，一个是用线条展现自我——用法规戒律束缚自己的思想、行为，与用充满神奇色彩的笔墨表达内心所思所想，哪一个更适合于一个天真浪漫的少年呢？无疑，怀素选择了书法。书法使他感受到了艺术的魅力，而有些不守规矩的性格使他的书法中增加了几分跌宕与起伏。
在禅房，人们很少看到怀素在那里“用功”，很少能够听到他的念佛声。虽然怀素自称“经禅之暇，颇好笔翰”，但对书法的痴学程度成了“经书之暇，亦懒得颂禅”，这不免会带来各种非议。而书堂寺后面的那口怀化井，人们经常可以看到怀素在那里洗墨。怀素所洗的，不是工工整整抄经之后的余墨，而是与佛教无涉的狂草恣意挥洒后的余墨。
这样的不务正业，终于无法为小寺院书堂寺所容。另外，他的性格实在是不适宜做一个诵经念佛的教徒。所以，几年之后，怀素就离开了书堂寺，重新回到了自己的家中。此时的怀素已经是一位青年了。除了从事一些简单的劳动之外，他还是将主要精力投入到自己最喜欢的书法艺术中去。
练字需要几项最基本的开销。墨水不成问题，甚至于用毛笔蘸水练字也完全可以，难办的是纸张。唐代的纸价不能算太贵，有史料记载，永徽二年（651）六月九日，有人曾用六十钱买白纸百张。但是，怀素没有其他的收入来源，加上怀素喜欢草书，以他须臾之间能纵横挥洒千万张的劲头，购买纸张实是一笔大的开支，令他无法承受。为了解决这个难题，怀素可以说费尽心机。
陆羽《怀素别传》说他“无纸可书，尝于故里种芭蕉万余株，以供挥洒。书不足，乃漆一盘书之，又漆一方版，书之再三，盘版皆穿”。宋代的陶谷《清异录》则有更详尽的记载，说怀素在零陵，于居所之东植芭蕉数亩，取蕉叶代纸学书，并把自己所居之处名为“绿天庵”。他同历史上的大书法家王羲之、智永一样也有他的“笔冢”和“墨池”。唐李肇《国史补》云怀素“弃笔堆积，埋于山下，号曰笔冢”。后人出于对他的敬佩和仰慕，在他的“笔冢”上建起一座塔，名为“笔冢塔”。《零陵县志》记载他以“小石池洗砚，水常黑为墨池”。可见他对于书法艺术追求的锲而不舍。他的《论书帖》中有一段自勉的话：“为其山不高地亦无灵，为其泉不深水亦不清，为其书不精亦无令名，后来足可深戒。”这也可说明他早年的志趣所在。
酒中狂客
除了勤奋，怀素成功的另一要素就是“酒”。
酒对于一般人来说，也许可能只是一个嗜好而已。僧徒中自然有不少人喜欢饮酒，但他们饮酒往往是看破人间红尘，甚至看破佛家戒律，及时行乐的一种表现。唐僧寒山有诗《有酒相招引》云：“有酒相招引，有肉相呼吃。黄泉前后人，少壮须努力。玉带暂时华，金钗非久饰，张公与郑婆，一去无消息”。总之一句话，酒往往使人消沉，使人无所作为。
但对于怀素来说，情况就不同了。固然酒可以表明他的漠视戒律，不守佛法，但同时也成为他达到艺术追求的一个手段：那就是以强烈的刺激激发他的创作欲望，并使之达到近乎痴迷的兴奋状态。
呼叫狂走，手舞足蹈，肢体的运动使精神得以更畅快淋漓地宣泄——而纸只不过是这种精神的一个载体。酒也许并不是艺术所必须的，但它可以成为一种兴奋剂，促成通达，促成疏放。正所谓不羁的精神，往往通过不羁的形式表现出来。也许这很容易使人想起盛唐风骨，这种风骨的核心是强烈的自我表现欲，它成为人类艺术活动最根本、最原始的驱动力。
因此，怀素在具有一个传统的文人具有的勤奋之外，还有洞达而又开脱的境界。一个艺术家，勤奋固然是能成就他的艺术才华的重要因素，但不是他艺术特色形式的根本原因。艺术的特色与人的特性有直接的关系。综观历史上的著名书法家，凡是有与众不同的成就者，无不在秉性情致上有不同凡俗之处。王羲之如此，颜真卿如此，怀素更是如此。
草书世界
乾元二年（759），怀素二十三岁，对于怀素来说，这可能是他一生当中难以忘怀的日子——他遇上了伟大的浪漫主义诗人李白。通过短短的接触，怀素的癫狂，怀素的我行我素，怀素的草书，引起了这位浪漫诗人的强烈共鸣，也激发了他的创作欲望。在怀素挥洒完毕之后，他略加润色，大笔一挥，写下了一篇浪漫主义的诗作，即《草书歌行》，这首诗后来被收入《李白集校注》卷八中。诗云：
少年上人号怀素，草书天下称独步。
墨池飞出北溟鱼，笔锋杀尽中山兔。
八月九月天气凉，酒徒词客满高堂。
笺麻素绢排数厢，宣州石砚墨色光。
吾师醉后倚绳床，须臾扫尽数千张。
飘风骤雨惊飒飒，落花飞雪何茫茫。
起来向壁不停手，一行数字大如斗。
恍恍如闻神鬼惊，时时只见龙蛇走。
左盘右蹙如惊电，状同楚汉相攻战。
湖南七郡凡几家，家家屏障书题遍。
王逸少，张伯英，古来几许浪得名。
张颠老死不足数，我师此义不师古。
古来万事贵天生，何必要公孙大娘浑脱舞。
向来倨傲的诗仙对年仅二十三岁的怀素竟如此推崇，可见怀素个性很合太白脾味，其书艺更是令太白赞叹！
除了李白等诗人外，怀素的草书技艺也博得了在湖南做官的贤达们的赞誉，如做永州司卢的卢象、大历初任永州刺史的王邕，任潭州刺史的张谓，湖南主运戴叔伦等，这些地方官员都曾为怀素写下热情洋溢的《怀素上人草书歌》以示嘉许。
书法在唐代是广为社会重视的一门艺术，自上而下，好书之风几乎遍及整个唐朝，因而善书之人也受到社会的重视，而名人的书法更受到人们的爱戴。此时的怀素，不仅得到了政府官员和文人们的推崇，也同时得到了一般百姓的“崇拜”。每到一处，他总是喜欢题壁和题写屏风，这是一种类似于书法表演的活动，公开的表演使他的名声很容易得到宣扬，也就引来了更多的求书者。虽然这在一定程度上表明怀素书法的成功，但同时，这也使得怀素感到很麻烦。甚至于有一段时间，他不得不向求书者告白说，因为在客舍中饮食不佳，加上心情烦闷，希望久等不去的求书者离去，等到哪一天精神好转了再给他们写自己满意的作品。
从表面上看，怀素取得了暂时的成功，但他深感“天外有天，人外有人”，身处偏辟之地，书艺无法继续长进。因此，唐代宗宝应元年（762），怀素在三十一岁的时候，从零陵出发，作万里之行，求师访友，向当时的名家探求笔法。
怀素走出湖南之后，首先南下广州，拜访了当时著名的书法家徐浩，后又在张谓的引领下来到了长安。
在长安，他先拜邬彤为师，邬彤是张旭的弟子，深得张旭笔法，陆羽《怀素别传》中记述了邬彤和怀素讲论书法的情况，他对怀素说：“草书古势多矣！唯太宗以献之书如凌冬枯树，寒寂劲硬，不置枝叶。张旭长史又尝谓彤曰：‘孤蓬自振，惊沙坐飞。’余师而为之，故得奇怪。凡草圣尽于此。”怀素听罢，茅塞顿开，“连叫数十声，曰：‘得之矣！’”这番开悟对于怀素来说，分明有走出五里雾中的感觉，才使得他如此激动和振奋。
而后怀素又拜张旭的另一位弟子，已经是大书法家的颜真卿为师，更增进了他对张旭笔法的“如锥画沙，如印印泥”的理解。颜真卿又对怀素说：“夫草书于师授之外，须自得之。”并问他有何所得，怀素说：“贫道观夏云多奇峰，辄常师之，夏云因风变化，乃无常势，又无壁折之路，一一自然。”怀素对草书艺术的必取“自然”之“势”的深刻感悟，可以说在邬彤告诉他“孤蓬自振，惊沙坐飞”时，就已经体悟出其中的奥妙了。
拜师学艺是一个途径，寻访前代大师的书法名迹是另一个途径，怀素到长安以后，到处寻访，“遗编绝简，往往遇之”（《自叙帖》）。后又到洛阳走访名公士大夫和龙门石刻文字，这对于他的书法艺术的登峰造极，起到了重要的作用。
的确，他的书法艺术经过这样一番学习和考察，又提高到了一个新的境界。在京城，他的书法创作和表演，可以毫不夸张地说，是获得了轰动效应。对当时的盛况，唐代的任华在《怀素上人草书歌》中曾有精彩的描述：
……张老颠，殊不颠于怀素。怀素颠，乃是颠。人谓尔从江南来，我谓尔从天上来。负颠狂之墨妙，有墨狂之逸才。狂僧前日动京华，朝骑王公大人马，暮宿王公大人家。谁不造素屏？谁不涂粉壁？粉壁摇晴光，素屏凝晓霜，待君挥洒兮不可弥忘。骏马迎来坐堂中，金盆盛酒竹叶香。十杯五杯不解意，百杯已后始颠狂。一颠一狂多意气，大叫一声起攘臂。挥毫倏忽千万字，有时一字两字长丈二。翕若长鲸泼剌动海岛，欻若长蛇戎律透深草。回环缭绕相拘连，千变万化在眼前。……
从走出湖南到游历北方，怀素拜访了许多当时的名仕，阅览了大量珍贵的书法碑帖，而且其书名远扬，此行可谓收获颇多。但在世俗的褒扬和名利面前，怀素选择了离开。大历八年（773）他离开了长安。
大历十二年（777）八月六日，怀素对自己的学书经历，以及半生的感悟用草书的形式作了一次全面的总结。这就是书史上著名的《自叙帖》。
《自叙帖》几乎概括了怀素一生的主要事迹。同时一生中的艺术成就也体现在酣畅淋漓的笔墨之中。《自叙帖》是他狂草的代表作，一共十五张纸连缀而成，全篇七百零二字，一百二十六行。洋洋洒洒，浑然一体，一气呵成，如龙蛇竞走，激电奔雷，它是一种圆转流畅的书法艺术。明代安岐谓此帖：“墨气纸色精彩动人，其中纵横变化发于毫端，奥妙绝伦有不可形容之势。”
在《自叙帖》中，怀素对给予自己艺术有所教益的几位重要人物都留下了篇幅，如他将颜真卿的叙文全部收录在自己的自叙中，共二百多字，几乎占整个《自叙帖》篇幅的三分之一。他对于携带自己到长安的张谓，更是感激不尽，在《自叙帖》中有四次都提到他，他也知道，“不因礼部张公（张谓）将尔来，如何得声名一旦宣九垓！”。
此后，怀素又写出了《苦笋帖》和《食鱼帖》，其实这都是怀素日常生活中的书札和“笔记”。比如《苦笋帖》是怀素向朋友索要苦笋的短信，而《食鱼帖》则更有意思，是向朋友抱怨自己在长安的时候没有鱼吃，只好吃肉，而遭到了别人的讥笑。这两幅狂草作品精练流逸，情趣超妙，是怀素艺术技巧走向成熟的佳构。
或许是由于过于热衷吃肉喝酒，而使饮食结构失衡的原故，怀素在四十一岁之后，各种疾病接踵而至，脚气和风疾都令他十分痛苦。
得了风疾之后的第四年，怀素给他的朋友写了一封信，这封信被后人称作《论书帖》。《论书帖》中称：“藏真自风疾以来已四岁，近蒙薄减。”这种疾病对于他的影响不仅仅是身体的不适，还有对于他的书法带来的影响。
多年来，风疾直接影响到他的腕力，使其笔力受到约束。我们可以看出，之后的怀素，很少再有象《自叙帖》这样挥洒自然、回旋自如的作品了。但是，这并不全是坏事，腕力减弱之后，怀素经常以临帖来训练腕力。《论书帖》就是这一时期的代表作品。虽没有纵横跌宕之气势，但是其婆娑烂漫之气，却使他的书法洗尽了浮华，达到了一种绚烂之极，反而形成了疏淡的另一种景象。怀素对于这样的作品也十分满意，甚至怀疑以前的癫狂形态不知从何而来，满意地称自己近来的作品是“全胜往年”。因此，壮年风疾之后，他的书法更注重于平淡境界的追求了，这除了身体方面的原因之外，恐怕也有性格方面的原因——历尽甘苦，年龄渐长，性格也逐渐趋于和缓。
叶落终需归根，经过长年的云游之后，人到暮年的怀素终于回到了故里零陵。
贞元十五年（779），已经六十三岁的怀素在家乡完成了《小草千字文》，通篇书作散逸平和，没有一丝火躁之气。此时的藏真的确已经达到“通会之际，人书俱老”的境界。
《小草千字文》也许不是藏真的绝笔之作，但却是我们所能见到的他的自署落款最晚的作品。怀素所书《千字文》是梁时周兴嗣次韵而成，是唐以前的通俗字书，这是怀素书法中惟一被社会认为具有实用价值的作品。
写完《小草千字文》之后，关于怀素的历史记载就此中断。怀素虽然从年轻时就取得了非凡的成就且声名远扬，但他的晚年则是在孤独中度过。怀素去世时十分凄凉，既没有人为他立碑建塔，也没有人为他著书立传，甚至连墓地究竟在何处，也很少有人知道。这种与出生时一样孤独的离去，或许，是这位大书法家的一种有意的选择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