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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轼的旷达情怀

2015-04-10  明天QWER

    在文学史上,苏轼(1037-1101)是一位通才,在诗、词、文、书、画各个方面都作出了杰出的贡献。诗,历史上仅有两人以姓氏命名,“杜诗”和“苏诗”;在词方面,苏轼拓宽了题材,开创了豪放词风,史以“苏辛”并称;苏轼的文章如行云流水,居唐宋八大家之首;书法,苏轼求变、尚意,自成一家,推为“宋四家”之冠;绘画方面苏轼首倡传神写意,第一次提出了“士人画”的概念。这样一位旷世无双的文化巨人,四十年仕途生涯却坎坷曲折。嘉佑二年考着礼部进士,继而“制科”入三等(最高等),经历五个朝代,曾任八州州官,政绩卓著,元佑时擢升高位,成为朝廷重臣。在政治上,他既反对王安石的激进变法,又反对司马光的尽废新法,主张“渐进”的变革,对新法要“参用所长”,因而两次被贬:第一次被贬到湖北的黄州,第二次被贬到广东省的惠州和海南岛的儋州。苏轼一生,有四分之三的时间是在地方上度过的,在朝任职的时间,总计不到十年。有三分之一的时间是在贬所度过的。而且一贬再贬,由黄州而惠州,由岭南而海南,愈贬愈远,在极其艰难的岁月中,他始终保持着乐观、积极、旷达的处世态度,一生著述不辍,因而,他爱国爱民的思想,巨大的文学成就以及人格力量的魅力,又使起成为一位深受人民喜爱和崇敬的伟大人物。纵观苏轼的一生,可以说是历尽艰辛、大起大落的一生,

 苏轼的思想也是非常复杂的,这里,我着重论述在苏轼大量的诗文中,体现出的旷达精神。

所谓旷达,在《现代汉语词典》中解释为“心胸开旷,想得开。”在《词源》中解释为“心胸开旷,举止无检束。”苏东坡的确如此,这种身处逆境之中,既保持一种超然物外,随遇而安的达观胸怀,又始终不放弃对人生的热爱,对美好事物追求的态度,就是苏轼旷达精神的所在。

一、苏轼旷达精神的表现

苏轼的旷达精神表现在许多方面,他对政治荣辱、对家庭的磨难离散、对自身生活、对后学僚属等方面的态度,就可以看出他的这种胸襟。  

对待政治荣辱

对政治荣辱,苏轼一直保持着宠辱不惊的态度。宋仁宗嘉佑元年(1056年),苏轼同弟弟一道,在父亲的带领下进京应试,顺利通过了举人考试。第二年参加礼部考试,居第二名,在复试中,以“春秋对义”获得第一。嘉佑二年(1057年)三月宋仁宗殿试,苏轼与苏辙同科进士及第,当时的元老重臣欧阳修、韩琦、富弼等都以国士之礼对待年轻的苏轼,但苏轼并未以此自衿。而对自己一贬再贬的人生遭遇,他也未哭天抢地,绝望消极。熙宁七年九月至熙宁九年十二月苏轼任密州太守时,是苏轼心情非常沮丧的时期,但正是生活的艰辛,使他写出了成功的佳作。苏轼的词作在这一时期有了重大的发展,形成了他豪放的词风。如《江城子  密州出猎》、《水调歌头   明月几时有》。元丰二年(1079年)苏轼因作诗讽刺新法,被捕下狱,出狱后,责受黄州团练副使。经历了“乌台诗案”的文字狱后,苏轼心有余悸。“得罪以来,不复作文字”,生活艰苦自不待言,亲友的冷漠更是雪上加霜。在这样的重重压力下,尽管他也有孤凄抑郁之感,但这并未成为他生活的基调。那些爽健俊秀,豪放飘逸之作,处处表现出了苏轼“善自宽”的特点。如:“自笑平生为口忙,老来事业转荒唐。长江绕郭知鱼美,好竹连山觉笋香。”(《初到黄州》);“谁道人生不再少,君看流水尚能西,休将白发唱黄鸡。”(《浣溪纱》);“扫地焚香闭阁眠,簟纹如水帐如烟。客来梦觉知何处,挂起西窗浪接天。”(《南堂五首》之五)此外,《念奴娇》中“凭高眺远”、《西江月》中“照野弥弥浅浪”、《水调歌头》中“落日绣帘卷”等。这些诗词均作于他贬黄州之后,在诗中,我们看到的是秀美的风物,雍容的气度,安闲自得的情趣。苏轼一生的文学名篇,很多是在黄州谪居期间完成的。代表着苏轼散文高峰的前后《赤壁赋》,特别是那首苏词中乃至整个词史上被誉为“千古绝调”的豪放派代表作《念奴娇·赤壁怀古》也作于此时。词中虽有功业未成,壮志未酬,韶华易逝,人生苦短等哀叹,但哀而不伤,嗟叹而不颓丧。相反,那由大江、惊涛、巨石、高岩所构成的宏伟画面,那睥睨一世,叱咤风云的英雄人物所组成的历史长卷,展现在读者面前,使人视野为之开阔,胸襟为之开展,精神为之振奋。这些,都是他心境旷达的表现。

当苏轼五十多岁时,新党再度执政。公元1094年,苏轼被贬为宁远军节度副使,惠州安置。惠州,今广东惠阳,在大庾岭以南,当时属瘴疠蛮荒之地。从此,开始了他晚年长期的流放生活。但苏轼并没有哀号悲叹。虽然“兄弟俱窜,家属流离”,但苏轼的心情也只是“随缘委命”“超然自得,不改其度”(《与程德孺书》)。他把心力倾注在当时的政事和百姓生活上。在惠州时,他写下了如下诗句:“罗浮山下四时春,卢橘杨梅次第新。日啖荔枝三百颗,不辞长作岭南人。”(《惠州一绝》)“白头萧散满霜风,小阁藤床寄病容。报道先生春睡美,道人轻打五更钟。”(《纵笔》)在诗句中,看不见愁苦。风物美,让他乐而往乡;春睡犹美,“失意之人作旷达语”(纪昀批语)。他这样旷达,以致当时宰相章见此诗,认为苏轼太“安稳”,将苏轼远贬儋洲。(曾季狸艇斋诗话》)

    但苏轼没有被压倒,在创作上,他仍保持乐观。如:“半醒半醉问诸黎,竹刺藤梢步步迷。但寻牛矢觅归路,家在牛栏西复西。”(《被酒独行,遍至子云、威、徽、先觉四黎之舍三首》之一)“寂寂东坡一病翁,白发萧散满霜风。小儿误喜朱颜在,一笑哪知是酒红。(《纵笔三首》之一)“霹雳收咸暮雨开,独凭栏槛倚崔嵬。垂天雌霓云端下,快意雄风海上来。”(《儋耳》)“北船不到米如珠,醉饱萧条半月无。明日东家当祭灶,只鸡斗酒定吾。”(《纵笔三首》之三)。这些诗里,看不到苏轼身陷南荒,老病交加的困境和窘态,展示给你的是那里的海风快意,民风淳民,自得其乐。特别是他渡海北归的那首诗“参横斗转欲三更,苦雨终风也解晴。云散月明谁点缀,天容海色本澄清。空余鲁叟乘桴意,粗识轩辕奏乐声。九死南荒吾不恨,兹游奇绝冠平生。”这次北归,苏轼只是遇赦而已,并非回京作官。同时,这首诗写在他迭经打击之后,写在险象环生的海浪海风之中,写在他终生坎坷,即将辞世的前一年,此时此刻,一般人都会痛定思痛,感慨万分。但是在诗里,我们看不到愤怒与忧伤,所看到的,是对莹洁无尘的人格和心灵的自我鉴定,是对此理性的美学审视;那可能带来舟覆人亡的风啸涛吼,成为雄壮的音乐;那缺医无药的瘴疠之地,成了他一生中最适于观赏的奇绝之处。这里,所表现的平和心态,洒脱风度,乐观精神,豪迈气概,可与“大江东去”那首词相提并论,其心胸之旷达,于此得到了充分的集中的展示。

    对待家庭磨难

苏轼的家庭生活,也随着苏轼的遭遇几经曲折。他的三位妻子都先他而去,原配王弗年仅二十七岁就病逝了,续配王闰之于元佑八年(1093年)病逝于京城、,终年四十六岁,侍妾王朝云在苏轼晚年的流放生涯中,占据了重要的地位。在惠州,三十四岁的王朝云因患瘟疫去世,这对五十九岁的苏轼又是一个沉重的打击。苏轼与弟弟苏辙,手足情深,他俩从小一起读书,一起承受父训,一起出游长安,共赴科举,同科中举,当苏轼因“乌台诗案”被捕入狱时,子由多方营救,愿捐纳自己的职位为兄长赎罪。结果,苏轼被贬黄州,子由也遭贬,兄弟两人长期不得相见。政治理想的一致,生活意趣的相同,兄弟二人,同心同德,互相唱和,互相友爱,在苏轼的诗集中,和子由唱和的诗,以及怀念子由的诗,举不胜举。如:《初别子由》、《九月微雪怀子由弟二首》、《病中闻子由不赴商州三首》、《岁暮思归寄子由弟三首》、《和子由记园中草木十一首》、《别子由三首》、《子由生日》、《书子由梦中诗》、《和子由踏青》、《和子由蚕市》、《和子由苦寒见寄》、《和子由论书》《沁园春赴密州早行马上寄子由》、《满江红怀子由作》……诗中无不体现出对弟弟真诚的牵挂和友爱,表现他与弟弟的深沉情谊和兄弟间的共同命运。在诗中,苏轼以他兄长的宽广心胸,旷达的精神,“任性逍遥,随缘放旷”(《论修养帖寄子由》),感染着弟弟同逆境斗争。“寒灯相对记畴昔,夜雨何时听萧瑟。君知此意不可忘,慎勿苦爱高官职。”(《辛丑十一月十九日既与子由别于郑州西门之外马上赋诗一篇寄之》)“黄叶山川知晚秋,小虫催女献功裘。老松阅世卧云壑,挽著沧江无万牛。”(《秋思寄子由》)。尤其是一阕《水调歌头明月几时有》最能见其旷达心胸。

丙辰中秋,欢饮达旦,大醉,作此篇,兼怀子由。

明月几时有,把酒问青天。不知天上宫阙,今夕是何年。我欲乘风归去,又恐琼楼玉宇,高处不胜寒。起舞弄清影,何似在人间。     转朱阁,低绮户,照无眠。不应有恨,何事长向别时圆。人有悲欢离合,月有阴晴圆缺,此事古难全。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

词中,作者勾勒出皓月当空、美人千里、孤高旷远的意境,俯仰古今变迁,感慨宇宙流转,揭示睿智的人生理念,在词末,亲人间的欢聚既不能强求,当此中秋月圆,则唯有“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亦足以慰情。两句据南朝宋人谢庄《月赋》“美人迈兮音尘阙,隔千里兮共明月”,转出更高的四境界,向世间所有离别的亲人(包括自己的兄弟),发出深挚的慰问和祝愿,给全词增添了积极奋发的意蕴,由感情转入理智,化悲怨而为旷达。

   对待自身生活

在对待自身生活方面,初到黄州,“入既绝,人口不少,私甚忧之。”(《答秦太虚书》)而且,得罪以来,深自闭塞。扁舟草履,放浪山水间,与樵渔杂处,往往为市人所推骂,辄自喜渐不为人识。平生亲友,无一处见及,有书与之亦不答。”(《答李端叔书》),“只有靠躬耕田亩,“但痛自节俭,日用不得过百五十,每朔便取四千五百钱,断为三十块,挂屋梁上,平旦用画叉挑取一块,即藏去叉;仍以大竹筒别贮用不尽者,以待宾客”。(《答秦太虚书》)写得辛酸、幽默,苦中有乐,深切感人。公元10974月,苏轼被贬为琼州(今海南省海口市)别驾昌化军安置,当时苏轼已62岁了,处境也更为恶劣。亲人只有幼子苏过同行。当时海南岛的生活比惠州还要恶劣得多。生活条件极为艰苦,如非被认为罪大恶极,惟恐其仍得生还,一般不至被贬逐到这样险僻的地方。苏轼深知“浮瘴海以南迁,生还无期”(《昌化军谢表》),他自己也作了死别的准备,“今到海南,首当作棺,次当作墓,乃留手疏与诸子,死则葬海外。”(《与王敏仲书》)。等待苏轼要过的儋州生活果然是“食无肉,病无药,居无室,出无友,冬无炭,夏无寒泉”(《与程秀才书》),连生存都困难。

在艰苦的条件下,苏轼一面遍和陶渊明的诗,作《和陶诗一百二十首》,一面潜心做学问,他修改和完善了黄州期间所作的《易传》九卷,《论语说》五卷,又写了《书传》十五卷、《志林》五卷。

苏轼将生活琐事处理得井井有条,对管家理财、烹饪饮食、医药保健、种花养鱼等都颇有研究,如他的《养生诀》介绍的“盘足,叩齿三十六通,握固”按摩两脚心,“梳头百余梳而卧”的确是很好的养生之法。还有《学龟息法》、《求医诊脉》、《治内障眼》,服用生姜、茯苓、地黄均有文字。苏轼还是一个美食家,对煎茶酿酒、佳肴烹制、粗粮细作均有讲究,他写有《饮酒说》、《漱茶说》、《煮鱼法》(即后世的东坡鱼)、他发明的“东坡肘子”、“东坡肉”、“东坡羹”、“东坡饼”至今还保留在中国传统的菜谱里。可以说,正是在这写大大小小的认识问题、生活问题上,苏轼表现出了他对人生的独特领悟,表现了他作为一个活生生的人所具备的真实性情。我认为这同样是苏轼旷达精神的表现。

    对待僚属后进

    苏轼应制科试后不久,被任命为大理评事签书凤翔府(今陕西凤翔)判官。在凤翔任上,苏轼与太守陈公弼的关系比较紧张。陈系武将出身,待下甚严,僚吏不敢仰视。苏轼却常同他争论,以至形于颜色。但后来他们的关系有所缓和,比较融洽了一点。陈公弼修了一个凌虚台,要苏轼作一篇记,苏轼写了《凌虚台记》,在记中,苏轼认为“物之兴废成毁,不可得而知也。”“夫台犹不恃以长久,而况于人事之得丧,忽往而忽来者欤?”陈公弼只字未改而刻于台上。以后,他们同登凌虚台,举酒赋诗。苏轼与陈公弼的幼子陈(字季常)的关系很好,成了终生密友。在苏轼贬官黄州期间,陈与他过从甚密,经常往来唱和。苏轼为他俩写了《陈公弼传》和《方山子传》。

苏轼于熙宁四年(1071年)任杭州通判时,与太守陈襄的关系很好。陈襄决定修复钱塘六井,苏轼积极支持。当六井修复完工,苏轼又写了《钱塘六井记》,对陈襄的功德进行表彰:“明年春,六井修毕,而岁适大旱,自江淮至浙右井皆竭,民至以罂缶贮水相饷如酒醴。而钱塘之民肩足所任,舟楫所及,南出龙山,北至长江,盐官海上,皆以饮牛马,给沐浴。方是时,汲者皆诵佛以祝公。”当陈襄任满离杭时,苏轼写词相送《虞美人有美堂赠述古》。

“嗟此本何常,聚散实循环。人失亦人得,要不出区寰。”(《次韵和刘京兆石林亭之作石本唐苑中物散流民间刘购得之》)

苏轼在徐州任职时,文学成就已相当出色,因而在知识分子中享有越来越高的声誉。不少文人学士纷纷投书,向他求教。远在大名府(今河北大名东北)的黄庭坚给苏轼寄来书信和两首古风,表示愿列在苏轼的门下,秦观进京应举,专程到徐州拜见苏轼,还写诗说:“我独不愿万户侯,唯愿一识苏徐州。”晁补之、张耒、陈师道、李  也游学于苏轼门下,被称为“苏门六君子”,前四人被称为“苏门四学士”。

“乌台诗案”后苏轼被贬官黄州,废弃闲散,困匮乏食,他“焚笔弃砚”,即使亲友也少通书信,但仍与文学后进书信不断。《答李昭书》、《答李端叔书》、《答秦太虚书》、《答陈师仲书》等,给他们以很大的激励。苏轼贬官到儋州,仍然勤学不倦,写了许多诗文,与此同时,他还将自己的学识毫无保留地传给了琼崖后学。先后到儋州向他求学的有琼州人姜唐佐、潮州人吴子野、儋州人黎子云兄弟、符林等。宋朝建国以来的一百多年里,琼崖地区没有一个人进士及第,经苏轼指导后不久,姜唐佐于大观三年(1109年)终于考中进士。直到素食去世前不久,他从海南回到北海,看到了广州小吏谢民师的诗文,立即爱不释手,以至“观之熟矣”。他与谢民师并“无一日之雅”,但觉“倾盖如故”。他写了《答谢民师书》,在信中对其作品作了很高的评价,并传授了自己创作的主要经验。

二、苏轼旷达精神形成的原因

旷达,是一种高超的精神境界,苏轼为何能臻此境?

首先,苏轼的作官意识在不断淡化。苏轼虽有求取仕进之心,特别是年轻时,“持节云中,何日遣冯唐?会挽雕弓如满月,西北望,射天狼。”(《江城子·密州出猎》)。但他跟许多人相比,一开始就不是很热衷。苏轼考中后,给考官梅尧臣的书信《上梅直讲书》,显得格调高洁,气度雍容,不卑不亢,没有急切求官的意思。有这个思想基础,他在仕途受挫时,才不会郁郁寡欢,而且在遭受挫折之后,对社会的黑暗,官场的混浊,有了切身体会,对仕进便更加淡薄。黄州之后,他对别人百般钻营拼命夺取的东西——官职,便一辞再辞,朝廷先后升任他为起居舍人,中书舍人,翰林学士,他都上奏一再辞免。正因为此,他在日后不断遭贬,打击日甚时,才未在心理上形成极大反差,没有重大的失落感,也没有了不起的痛苦。而且他能随缘自适,苦中作乐。可以说,不断地淡化作官意识,是他旷达的思想基础之一。

其次,苏轼有一定的民本思想,平等观念。他在贬所,与下层民众相处时,他从未以曾为高官,曾经阔过自居;从未以高人一等的文化人自居。他与当地民众相处,相得甚欢。在黄州时,他与卖药者、开酒店者、渔樵均有交情,离开黄州时,他写道:“好在堂前细柳,应念我,莫剪柔柯。仍传语,江南文老,时与晒渔蓑。”(《满庭芳·归去来兮》)。嘱咐邻里莫折堂前细柳,恳请文老时时为晒渔蓑,言外之意显然是自己有朝一日还要重返故地,再温习一下这难忘的生活。贬到海南,他与黎人十分和谐,他在诗中的子云、威、徽、先觉四个姓黎的好朋友。在儋州,其《和陶劝农六首》中写道:“咨尔汉黎,均是一民”,反映汉黎两族,同是一家,“华夷两樽合,醉笑一杯同”(《用过韵冬至与诸生饮酒》)。这样一种民族平等思想,出之九百多年前的苏轼之口,确实难得。在贬所,他看到了人民生活的艰难,人民感情的淳朴,人们自食其力的可贵。在缺吃少穿,不会自命风雅,高论国运的人民中,他亲身感受到了他们对自己的热情帮助和由衷的尊敬。他认识了人民,而且在诗中反映出来。当故人问海南风土人情如何时,“东坡云:‘风土极善,人情不恶’。”(《遁斋闲览》)

第三,在认识论上,他的思想有诸多辩证法因素,深受儒释道的影响。儒家思想的“达则兼济天下,穷则独善其身”,孔子的“不怨天,不尤人”“道不行,乘桴浮于海”对苏轼都有深远的影响,老庄思想特别是庄子,对苏轼影响颇大。老子说“祸兮,福之所倚;福兮,祸之所伏”认为对立的事物在一定条件下可以互相转化。苏轼少年时就爱好庄子的文章,后来又喜和僧人来往,在生活上他认为“游于物之外”则“无所往而不乐”(见《超然台记》),要求以安然的态度应物,“听其所为”,而“莫与之争”(见《问养生》),则更多地表现了佛、道二家超然物外,与世无争的洒脱态度。在《前赤壁赋》中,苏轼写道:“客亦知水与月乎?逝者如斯,而未尝往也,盈虚者如彼,而卒莫消长也。盖将自其变者而观之,则天地曾不能以一瞬。自其不变而观之,则物与我皆无尽也。”苏轼在这里论述的是“变与不变”。这种理论既有辩证法的因素,又有老庄相对主义的成分,正因为用这种观点看待宇宙的万事万物,作者的悲怨就得到了思想上的解脱,共同去拥抱大自然,从大自然中去寻求精神寄托。他能从客观上观察事物,能透过个体看总体,透过局部看全局,能看见事物的相互转化,以个人遭遇而言,那就得之不足喜,失之不足忧了。这种情怀,突出地表现于他在黄州写的《定风波·沙湖道中遇雨》:“莫听穿林打叶声,何妨吟啸且徐行。竹杖芒鞋轻胜马,谁怕?一蓑烟雨任平生。料峭春风吹酒醒,微冷,山头斜阳却相迎。回首向来萧瑟处,归去,也无风雨也无晴。”雨后是晴,晴后又是雨,如此相因相生,在不停地运动变化,何必自囿于一端呢?这样观察事物,他便能超脱出来,进入旷达之境。

三、苏轼旷达精神的意义

    东坡的旷达,对他在史册上熠熠闪光,大有好处。首先是延长了他那宝贵的生命,使他有时间给人类留下领域宽、数量多、质量高的文化成果:他著作有《苏东坡全集》一百多卷,遗留二千七百多首诗,三百多首词和许多优美的散文。其二,由于他思想开阔,不拘泥,不偏激,不凝滞,不浮躁,其文如风行水上,涣然成文。其阅世立言便有通脱的透视,丰厚的内涵。以创作为例,他叙事议事,决不限于所言本身,而要由此及彼,由表及里,引伸到广阔的深邃的境界,如前后《赤壁赋》、《超然台记》、《凌虚台记》、《题西林壁》、《念奴娇·赤壁怀古》等等,不胜枚举。其三,由于他思想开阔,故能容纳万物;由于他超然自得,故能无往而不适。这样便形成了他创作内容的丰富性,创作风格的多样性。豪放的、婉约的、劲健的、风趣的、简练的……到了晚年,又增添了一种冲淡、平和的风格。这一切,都显示着他的大家风范,给后人以广泛而深远的影响。

    附记:一部分读者读了拙博中《也无风雨也无情》一文后,表现出相当的兴趣。为满足读者需求,我在网上录用了这一篇文章,以飧读者。网上无读者名,故缺。敬请作者原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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