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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者为什么重要| 龚鹏程

 山茶的流芳地 2015-04-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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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般谈文学,往往谈的是作者。作者享受了最大的荣耀,也是整个文学活动的中心。正因作者创作出作品,让我们享受到文学的愉悦,所以我们感谢作者、歌颂作者。文学史通常即是一部作者的英雄史,大谈作者的生平、如何创作、为何能作出如此伟大的作品等等。


作者的荣耀,在于他们写出了作品,这些作品是一般人难以创作出来的。因此我们也往往花很大的力气来分析这些作品,分析其为何能得到我们的歌颂与赞美,我们又需要用什么方法来阅读它、欣赏它。这是过去讨论文学的基本方法。


那么,读者在哪儿?赞美文学作品与作者的读者,通常处在比较卑微的位置,我们也往往忘了他们的存在、忘了读者其实也很重要。因此,我们今天要特别谈谈读者的问题。




读者为什么重要呢?因为,只有将作者、作品与读者三者合起来看,才能构成一个文学活动。有作者而没有作品,是无法想象的。一个号称是诗人的人却从来没有创作过诗,这样我们恐怕难以认同其是一位诗人。我们不可能说某人是个伟大的诗人,虽然他从来没有写过诗!因此,作者的存在,要依赖作品来验证!但是,更要说明的是,一个作者与作品的存在,往往还需要依靠读者来验证。若从来没有读者,我们如何知道过去曾经有这样的作者与作品呢?王士祯(号渔洋山人)曾说:“举世纷纷说开宝,几人眼见宋元诗?”大家都讲唐诗伟大唐诗好,那是唐诗的读者很多,故“举世纷纷说开宝”。难道宋元诗不好吗?未必!只是因宋元诗的读者没唐诗那么多罢了!作品以何种方式存在,其价值如何;作者的优劣,均有待读者参与才能验证之。


作者、作品与读者三者之间的关系又很有趣!我们不能反过来谈这三者的关系。比如,我们不能通过作者来证明读者的存在。我们只能说,作品可以证明作者存在,读者又可以证明作者与作品存在。因此,表面看是作者最重要,但是深层的思考后,你就会发现:读者才最重要。作者享受了荣耀,但是谁证明了这荣耀的存在呢?是读者!





同时,所有的创作活动皆已经预含了对读者的设定,一个作者在进行创作时,一般都已经有了“给谁读”的假定。


有些创作活动其实是没有读者的,读者只是作者自己。比如我们在洗澡时唱歌,自己哼歌自得其乐。旁人若听着了都要觉得难为情:怎么这般难听呢?可是,你要明白,他本来就不是唱给你听的。这在文学创作中称为“劳者自歌,非求倾听”。在山中伐木的人,劳动时哼着小曲,这时的读者事实上只有自己。



这种形态,读者与作者是合一的。这时候,创作就变成了纯粹的“诗言志”,自己讲自己的话。文学创作,就像洗澡时唱歌、睡觉时打呼噜,有着自我满足、自我愉悦、自我发泄的功能。这是我们在谈文学功能与作用时一部分人的主张。有人强调文章乃是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事,有人却认为并非如此,文学最重要的功能乃是梳理我自己,让心中郁结能得到发抒。这种文学的功能观,自我抒情的特征较为明显,把自我抒情作为文学最主要的功能。


我想,中国文学中这一类恐怕是占主流的。从《尚书》讲“诗言志”开始便是如此。


这有点像古琴。古琴的音量非常小。古琴与吉他不同,古琴的共鸣箱比吉他小,它由上下两块木头构成,出音口在下,弦却在面板上方;而吉他共鸣箱较大,弦又在共鸣箱上方,故声音比古琴大得多。古琴是依上面弦的振动通过岳山引起木板的共振。同时,琴的面板上涂有很厚的灰胎,故声音较为清细。琴还是丝弦(现在大家都用钢弦,很少用丝弦的,故有人说中国古代“八音”中的“丝”已经绝了),用丝弦演奏,声音比现在的钢弦当然又小得多。即使现在用钢弦,演出时还是得在古琴出音口附近加上麦克风,只有这样,观众才能听得到。


古琴在中国乐器中的地位极高,但它为何声音如此之小呢?因为古琴演奏本来便不是娱人的。只是给自己听,琴以写心,故君子不去鼓瑟。演奏者不是乐工歌伎,逞技以娱人的。




一个创作者的自尊和其自我抒情性,在此表露无遗,基本上不需要读者,因此要高、雅、不俗。但是,无论艺术活动还是人本身,生存在这个世界上,总是有寻求沟通与理解的需要。人害怕寂寞与孤独,渴求理解与沟通,这才是生命的常态。人们常常感叹“莫我知矣乎”。


人不知、士不遇,这是生命中共同的哀感,人都需要寻求知音。这就是为什么“知音”的故事会出现在古琴中的原因。琴,本身是君子之器,是自娱自乐的。但是,琴同时又要寻求沟通的可能。所谓的知音,乃是两个个体之间的莫逆于心、相悦以解。知音表明,琴除了自我抒情之外,还需要有另一位懂得我琴声中意涵的个体。但,知音所要求的听众乃是非常少数的,其所以须要“觅知音”,也意味着能知音的仅是少数。有时同一个时代竟都没人能了解,还须期待“千古而下,得遇解人”。


以上两种形态,前一种的读者就是自己,并不需要其他的听众和读者。第二种情况是要求有读者的,但只要有一二知音便可,并不要求有许多人。同时,这种了解不限于当代人,千百年之后若有一个人能够了解即可。古人写书,经常说要“藏诸名山,留诸后世”,当代人不了解我没有关系,后代自然有能了解我的人。


这种形态有一部分是消极的,表明了我们想找到能真正了解自己的人是多么的困难。所以我们说“百世而下遇一知音,犹旦暮之遇也”,人只能“等待”知音。


还有一种态度是积极的。韩愈曾经说过,他写文章,越是觉得惭愧的,越有人赞美,“大惭则大好,小惭则小好”。陆游也同样说:“诗到无人爱处工。”真正知音是很难得的,故我们与其寻求大多数人的欢迎,不如寻求少数知音。因为很多人喜欢,反而表示你的东西很烂很俗。创作只要少数人懂得,不须投合大多数人,这样的方式较为积极些。


第三种形态是左思式的,洛阳纸贵;或白居易式的,诗老妪都解。路上的老人小孩都能朗诵白居易《琵琶行》和《长恨歌》,读者群很大,所有人都能够理解,作品亦能普传于天下。白居易死时,皇帝还特地写了首挽诗称白居易诗流播之广呢!我曾经给大家介绍过,当时地痞流氓刺青,有人就全身都刺上白居易的诗,可见当时流氓还是有文化的,亦可见白诗流传之广。



(统筹:启正 编辑:松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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