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此幅作品是董其昌一生不可思议的神来巨制，为此，董本人以及后世藏者皆宁将其雪藏，亦不愿贡献朝廷以换取利益，因为不论是其艺术价值还是其所代表的人类精神价值都是无法估量的，为此，清代权威《石渠宝笈》对之亦无收录，然而，《石渠宝笈》所收录的以及当今保藏于博物馆内的所有公诸于世的董其昌作品，无一能与此“如来之笔”媲美，这是董其昌笔下的《兰亭序》。
书中如来董其昌
——董文敏书《月赋》真迹赏析（《书与画》2011年第三期）
自古以来，文人雅士以“月”为题的诗文不胜枚举，而南朝宋文学家谢希逸(421-466年)的《月赋》乃是其中翘楚，宋孝武帝曾为之“称叹良久”，赞其为“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的绝代佳作。《月赋》为世人传诵，期间不知寄托了多少文人墨客的风雅与幽思，但是，直到十多个世纪后的明朝末年，其流光溢彩才得以在书法巨匠董其昌(1555-1636年，字香光、谥文敏) 的笔下真正诠释。正如赋中“美人迈兮音尘阙，隔千里兮共明月”的辞句，颇具“今古一月，隔世知音”的深刻意蕴。
董其昌所书《月赋》长卷，卷长930公分，高27.8公分，分为绢本、纸本两个部分，其中绢本为董其昌晚年行书作品，长502公分，纸本为王文治(1730-1802年，号梦楼)、陈希祖(1765-1820年)的行书继跋，长126.6公分。绢本部分（纵78行，加上落款共84行计475字），行笔从容自信、神完气足，洋洋洒洒间，气韵贯通，与素绢之莹润相和舞动，恰似书者闲庭信步于绢缟之上。通卷以行书为主，亦行亦草，转承之间轻逸自如、闲适自在。其实，董其昌正是在这种物我两忘的自性状态中完成了《月赋》的创作，为此，董其昌本人也难掩心中喜悦，破天荒地写下“……孙虔礼(646-691年，字过庭)所云：书家一合谓此。”的款识，全款大意为：“素绢白绫温和莹润很适宜笔墨书写，为此，谢希逸的《月赋》才能够创作完成。这是在雨后幽闲之际偶然创作的，孙虔礼所说‘书家一合’的境界就是如此。”可见，在明末那戏剧性、历史性的一刻，无论是创作工具、创作时间，还是作者情致，似乎都为这幅神来巨制的诞生做好了准备。董其昌为人谦逊，而他竟引用唐代书法理论大家孙虔礼的话来赞赏这幅作品，如此自诩，这在他的艺术人生中是极为罕见的，而在以谦和为本的中华传统文化艺术长河中更是难以想象的，皆因此卷确系“书家一合”的楷模、“天人一合”的经典之作。伟大艺术家一生中出现些许巅峰不足为奇，而《月赋》则不一样，它既是后人难以逾越的珠穆拉玛，也是董其昌本人艺术生涯的最高峰。
董其昌卒后144年，即清朝乾隆时期的1780年，时年50岁的大书法家王文治在董其昌的作品后以大小两种行书续跋（纵15行计167字），对董其昌超人的书法造诣进行了高度评价。跋文给予董其昌书法“集古人之大成”的总体评价，并赞叹其驾驭笔墨的能力“与如来无二”；而针对书作本身，王文治给予了“此卷乃其晚年不经意书，愈平淡、逾纵横，殆欲直造右军、老子閫奥。”的精辟概括与美赞，前三句道出长卷《月赋》的创作背景及鉴赏感受，与董其昌款识相呼应，最后一句则直言此幅作品在艺术价值、哲学意境上，与书圣王羲之及道祖老子不相上下。由此可见，面对这幅旷世巨作，董其昌当年的自诩并非“妄言”，若拘泥于谦和，便有逊而不实之嫌。
王文治卒后15年（距题跋后37年），即清朝嘉庆时期的1817年，长卷流入到陈希祖道友敬斋手中，敬斋请陈希祖在王文治跋后的余纸上又续了一段跋（纵24行计210字）。因王文治对董其昌书作的评价已无以复加，陈希祖开篇只得借杜甫的诗词《醉歌行》，以表达对董其昌的景仰之情，认为他是神仙中人，才情孤标（指已达顶峰），并将道友敬斋邀他题跋的事件经过记叙下来。最后，陈希祖以略带调侃的方式对前辈的书法造诣进行了精辟概括：“董其昌是书法艺术中的如来佛祖不必多说，那我的这段题跋相比王文治的又如何呢？前辈足敬啊！”
《月赋》作为辞赋经典之所以能传承千年，今古文人雅士的精神力量功不可没，而传至董其昌笔下，这种文化精神、民族精神才具象起来，以书法的形式展现出无尽的夺目光华。而王文治、陈希祖的续跋开笔处，都在经意或不经意间较之前人所作矮了些许，不仅将中和、谦逊的文化体现了出来，更让后人在观赏此卷《月赋》时，从形式到内容上对维系中华几千年文明与情感的文化艺术纽带有了更为感性的认识。为此，董其昌此幅书作无疑是中华文化艺术瑰宝中的极品。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