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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近因为写作的原因，偶尔并有幸接触到了著名学者黎鸣教授的著作与思想，认为他真正是当代中国最伟大的哲学家。至于他的名气、影响为什么还不够大，那就是一个很敏感的话题了，属于禁区，不多说，说多了不便，呵呵！但我想，总有一天，他的思想和理论是会得到大家承认的，他的名气、影响是会越来越大的。而且这一天肯定不远了。 黎鸣，1944年生于江西南昌（江西这块土地上，曾诞生了中国中世纪千余年里最伟大的思想家——朱熹，最伟大的改革家——王安石，最伟大的戏剧家——汤显祖，最伟大的科技家[我在最近主编的一套书里给这些人取了个新名字叫“工学家”]——宋应星，最伟大的侦探家——狄仁杰等），1981年中国科技大学研究生院毕业，现居北京，自由思想家、民间思想家，被誉为“思想狂徒”、“民间乌鸦”。黎先生一直从事社会控制论、信息哲学、文化人类学等领域的研究，著有《信息哲学论》、《中国的危机》、《问人性》（上下卷）、《问天命》（三卷）、《中国人为什么这么“愚蠢”》、《西方哲学死了》、《人性与命运》等。 黎鸣先生的思想和学术体系博大精深，三言两语肯定说不完。他最伟大的理论、最深远的学说，就是提出了人类三大元精神的观点。他的得意弟子洪宏在这个理论的基础上给以了补充与完善，从而更加成熟、完整与科学。 （相对黎先生而言，中国各大学里的那些哲学教授、博士、导师，都是些矮子，他们只会照本宣科、引经据典、翻旧书、读死书、为官方佐证与粉饰，毫无新的创见。只有黎先生才是真正的巨人！建议大家读读他的著作，看看我说的是否对。） 根据黎鸣先生、洪宏先生的看法，人类具有三大元精神，或者说三大原动力，即“求知精神、信仰精神和仁爱精神”。这三种元精神，同样也是人类一切精神性概念的必要且充分的元成分。这三种元精神的不同组合，可以构造成人类其他一切进步和发展的精神性品质。 而对应人类这三大善的、进步的、积极的、发展的元精神的，即三大恶的、退步的、消极的、阻碍的元精神，亦即人类的三大原恶，就是“任性、懒惰和嫉妒”。它们需要信仰、求知、仁爱来将其进行抑制和改造。 此外，人类还有三大不显善也不显恶的中性精神、本能的元精神，它们源于动物并高于动物，那就是“欲望、愉悦、自私”，也可以说人是“性的、享乐的、自我的”。三大中性本能，它可以双向发展。这些中性本能的元精神性，以物质和基因一样的形式存在于我们的体内，若往好的方面发展，就成了善的；若往不好的方面发展，就成了恶的。而人类最基本的三大需求，也就是物质生存、自由和权力和人格尊严。 人类这三大元精神、三大原恶、三大本能共同相互作用，产生了人类社会的各种事情。人类要发展，要走向良性循环的道路，就必须结合、加强、完善这三大元精神，分化、摒弃、消除这三大原恶的坏影响，同时恰当地、合理地控制与运用这三大本能和三大需求。 人类这三大元精神的挖掘者和确立者，这种伟大的人类文化的光荣，分属于古希腊的伟大哲人、古希伯来的伟大先知和古代中国的伟大圣人。 （1）古希腊哲人与求知精神——蓝色，现实主义、真的代表 以苏格拉底、柏拉图、亚里士多德等人为代表的古希腊哲人，最早确认了“善即知识”这个伟大的命题，而且在具体的求知的思想探索方面作出了伟大的榜样。他们首先确定了逻辑思维的形式，发明了概念的定义，创造了推进思维的辩证法；首先对自然问题提供了抽象分析的思考等，从而终于奠定了古代哲学的理论范畴。 人类的求知精神，即以人类自身为万物的尺度，亦即以人类的生存、温饱、发展——总之就是福利和幸福的需求为尺度，对人类的自然环境、社会环境、精神环境加以旨在求得一个终极的和谐目标的洞察。目标是无止境的，这种洞察的追求也是无止境的。天地无涯，而知也无涯。 苏格拉底认为，人要想向善，要想有德性，就必须先“认识你自己”。“如果你丢弃知识，你就不会在任何其他事物中找到幸福的王冠”。知识就意味着“善的本质”。 欧洲的英语民族首先获得了这种求知的精神和意志，所以，人类近代文明的新的突破和跃进，是由他们开始的。政治革命、科学革命和工业革命，都是最早发生在大不列颠岛的英吉利王国。 信仰精神的本质在于永恒、唯一的真；而求知精神的本质则在于终极、和谐的善。从历史上看，真在前，善在后，真是善的前提，没有真便没有善。 求知精神如同科学精神，它的精髓即为此三条：不迷信、不空洞、不满足。 （2）古希伯来先知与信仰精神——红色，理想主义、美的代表 中东的古希伯来先知最早确认善是对上帝的信仰，而且他们也是最早的唯一神宗教的坚定信仰者。 人类的信仰精神，即人类心中始终存在着一种永恒、执著的顽强信念。这种永恒、执著的信念，可以帮助人类处惊不乱，精神专注，拒绝诱惑，执著于某一种既定的生活。 在这里，上帝的信念很容易地变成了真理。真理高于一切，包括世俗的权力，也包括金元的权力。一切人在上帝面前平等，在真理面前平等，在法律面前平等。这种信仰精神，为人类社会引来真理，引来人格的平等，引来近代法律。 没有近代之前中世纪基督教为西方人的信仰精神作为铺垫，便不可能有16世纪的宗教改革把基督教更推向每个人的自发的信仰，从而便不可能有17-18世纪兴起的资本主义精神，甚至也不可能有科学和民主精神的兴起。 由信仰精神导致的世界性宗教，除了古希伯来创造的基督教，还有古代印度创造的佛教、古代阿拉伯创造的伊斯兰教等。 生活在今天的人们不必要有宗教，更不必倒退到去膜拜一个虚无的上帝、佛祖或真主。但人类绝不能没有精神，不能在自己的心中缺少对生命永恒、唯一“真”的信念。 （3）古代中国圣人与仁爱精神——黄色，人文主义、善的代表 古代中国的圣人，以儒家创始人孔子、孟子为代表。孔子最早提出“仁者爱人”，“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吾道“一以贯之”，“忠恕而已”。按照朱熹的解释，忠在尽己，恕在及人，亦即推己及人，爱己爱人，立己立人，达己达人。在全人类的古代文化史中，提出仁爱精神并达到如此思想境界者，孔子是当之无愧的第一人。 人类的仁爱精神，即以完全自由的心态（不受权力、金钱的影响）和出于对审美情感的追求，对他人投入自己的关注，提供自愿的奉献，进行合作的创新。“爱”的实质，在于最自由、最美好的创造性的合作。这里更主要地是指博爱，而不仅是母爱、性爱和友爱；但爱父母是其中最基本的内容。爱父母是最基本的社会或文化的爱。 但可惜的是，孔子和儒家只是提倡了仁爱精神，却排斥了信仰精神，且框死了求知精神，导致中国人两千多年以来一直严重缺乏真信仰和真求知，造成中国漫长的中世纪。古代乃至今天的中国人，只知道爱和美，却没有了真和善。 由古代中国圣人创造的仁爱精神，虽然由于历史的局限，它更多的是以基础的形态——孝悌精神来呈现，却依然是伟大的，是人类的精神和文明的最重大成果之一。它促使人类把对人的仁爱，特别是对父母的爱，变成自己向善的意志和行动；从而在两千多年的漫长历史中，它成了一种伟大而真实的精神和文明的力量。当然，这种力量更主要是表现在东亚人尤其是中国人当中，由此产生了独特的源于中国的东方文明。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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