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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宗艺  自去年埃博拉病毒蔓延成为全球最大的公共卫生事件以来，利比里亚政府于3月初宣布最后一位确诊的埃博拉患者离开中国建造的埃博拉病毒治疗中心。3月下旬，在塞拉利昂从事医护工作的英国女兵安娜·克罗斯在伦敦皇家自由医院接受了中国制造的实验性药物MIL-77治疗，成功治愈出院。MIL-77也被认为是继美国公司开发的Z-Mapp之后又一正式投入使用，可以战胜埃博拉的希望。
实际上，中国投入在非洲埃博拉问题上的努力远不止研制药物这么简单。埃博拉肆虐已久，美国、日本等国家研制出试用于临床的也早已有之。救治疫情不止于药，国际社会遏制非洲埃博拉横行的根本之道恐怕还在于对当地医疗场所的援建，医疗人员的培训、和确诊病例的沟通，甚至涉及到了对当地风俗习惯的挑战，后续还得承担提升教育水平，重建公共卫生和疾病预防网络的重任。埃博拉的肆虐与传播本身就是国际社会面对重大公共卫生事件无法迅速应对的明证，世界卫生组织直到去年八月，即距第一例跨国传播五个月之后才公布公共卫生紧急状况。一些发达国家因为政治意愿不足，或者商业利益，救援人员与资金迟迟不能到位，进入非洲之后又轻敌大意，疏于防范，才导致了埃博拉在全球的攻城略地。同时，这也不难看出对非洲的援助成了中国和西方医疗卫生比拼的又一个竞技场。
当灾情加重，中国宣布向利比里亚、几内亚和萨拉里昂提供五百万美元的医疗物资，并派遣了三支由公共卫生专家组成的医疗队伍分别前往这三个国家的时候，美国、欧洲、日本因担心撤回了大部分的医护人员和志愿者（这中间包含了大量的疑似患者）。这种非但不“雪中送炭”，还“釜底抽薪”的行为或许可以用害怕本国人员沾染上疾病，并传染回国内来解释，但也同时暴露了这些国家对自身应对国际公共卫生事件的能力信心不足。事实上，不完善国内层级疾病控制和预防的医疗体系，没有过硬的检查隔离制度，这种举动在被非洲人民投不信任票之外，还会进一步加大本土人民对埃博拉这种所谓不治之症的恐慌，有一些激进的美国网民甚至声称要将运送危险病人的飞机打下来。这种对政府的不信任并非毫无来由。看看号称为美国本土“零号病人”（埃博拉进入美国的源头）的邓肯的经历，就知道美国医院应对埃博拉是如何的疏忽与糟糕。邓肯本人在利比里亚一家货运公司工作，因协助埃博拉当地的房东的女儿（埃博拉患者）入院后回国。邓肯在回国后四天便有发烧、浑身无力的症状，可是在附近的长老会医院就医时，没有任何的检查，只是开了简单的抗生素药方之后就让邓肯回家。更让人不解和吃惊的是在邓肯被救护车拉往医院到被正式确诊为埃博拉患者的两天间居然没有任何隔离措施。这直接导致了两名看护邓肯的护士也成了患者。对与邓肯同房的病人隔离一天之后便又恢复了自由，救治邓肯的医生和护士也可以自由出入，随意与他人接触。这一切恐怕都足以让知晓的本国人惊呆了。
其实，更多如邓肯这样的疑似患者、志愿者、游客在进入美国之后，没有机场严格的检查，而是只是胡乱搪塞一个紧急就医的小册子，那在以预约制度为主的英美国家，出现邓肯故事也就不足为怪了。美国将危险病人接回国，既没有获得公民许可，也没有与相关国家商议。美国的国际航班次数远高于非洲，病毒从美国扩散的效率比从非洲扩散的效率还要大。相较而言，中国的隔离检查要严格的多，即便是回国的医疗人员也要被隔离21天，过年都不能与家人团聚。尽管这有些不近人情，不过换个角度，这也是中国医疗队伍纪律性的超越所在。试想，如果都如美国那个从疫区回来的护士非但不肯接受隔离，而且还上街自我骑车锻炼，为此还闹到要控告地区政府，这样松散的纪律，又怎么还会出现像中国的医生一般自带被褥，深入农村，三餐不继，进山培训部落的酋长这样的事情呢？这样的无组织，在隔离区、安全区、病房、停尸间都难以严格分别的非洲医院，也难怪那些国家的医疗队要考虑提前撤离了。
中国医护人员进入非洲远比美国早得多，在过去几十年间，中国在非洲建立了几十个抗疟中心，超过十万的医生前往非洲，治疗病人，培训当地的医护人员，早在上世纪七十年代就已经在非洲享有极高的口碑，但从2002年开始，中国的“白求恩”们就已经走遍了45个非洲国家，建立了47支医疗队。在经历了非典的洗礼之后，中国的公共卫生体系有了长足的完善，大到建立疾病与预防控制系统，小到对餐饮场所、公共洗手间的改造与监管。汶川地震、禽流感爆发等也都锤炼了中国医疗的应急能力，这些都为埃博拉肆虐期间援非提供了技术支持、经验储备和心理能量。单看应付埃博拉的战役，培训，纪律，建设应有尽有。在塞拉利昂专家组从手套、口罩的正确使用，到如何穿脱防护服、使用紫外线消毒设备，对数千名塞拉利昂一线医护人员进行了技术培训。对当地医院重新改造，重新为当地完善公共卫生体系，普及群体对埃博拉危了解。在连对传染疾病都没有恐慌概念的国度，医疗人员还要上门入户告知当地群众减少出门，死后尸体不可亲吻，还要监督患者按时就医，可谓事无巨细。西方从不会犯傻地去做这些无利可图的举动，埃博拉进入西方媒体和公众视野也是因为死亡的不再是贫穷的黑人。
这就不得不提到几日前美日专家宣布制成了抗击埃博拉的新疫苗，这又成了西方媒体标榜自我博爱的一个注脚。且不说疫苗还需要两年才能在人体进行临床试验，埃博拉早已有之，疫苗为何现在才开始研发呢？很显然，因为无利可图。相较于疟疾和肺结核，埃博拉死亡人数并不算多，这种高成本投入，低利润回报显然是医药厂家拒绝的。医药产业出于盈利本能，在生产社会所需产品方面存在结构性缺陷。如果不能满足需要，公共部门（比如这次是军方）就不得不持续填补市场不足，那么这一领域就会被国有化，通过盈利性医疗手段获取的税收来支持研究、开发、生产非盈利性药物，但是私人医药公司根本拒绝尝试。现如今发达国家纷纷加入对埃博拉疫苗研制的大潮之中，这些拼速度，比投资的背后也是因为医药公司意识到越快占领疫苗的高地，势必意味着未来有更大的红利回报。可“有利”与“无利”并非不会反转，当西方国家艳羡于中国通过铁路、公路、航运与非洲“连接”输出巨大影响力的时候，埃博拉上的“竞技”胜负自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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