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满洲帝国完全的在日本掌控下，就算郑孝胥身为国务总理大臣，根本毫无作为可言。 第二天，坂垣叫郑孝胥、罗振玉向溥仪传话：「军部的要求再不能有所更改，如果不接受，只能被看做是敌对的态度，只有用对待敌人的手段做答复，这是军部最后的话！」面对日本这种流氓式的恐吓手法，溥仪听了，半晌说不出话来，但这时他的生命已操在关东军的手中，他只得叫郑孝胥再和坂垣商量：「执政制暂定以1年为期，如逾期仍不实行帝制，到时即行退位。」 发表满洲建国宣言 后经郑垂的反复「说服」之下，溥仪最后决定接受日本方面的方案，并将「1年为期」改为「暂为维持」。《郑孝胥日记》中说：「上乃决，复命方绳栻往召坂垣，遂改『暂为维持』4字。坂垣退而大悦。昨日本庄两次电话来询情形，坂垣今日11时当去。暂许之议，10时乃定。危险之期间不容发，盖此议不成，则本庄、坂垣皆当引咎辞职，而日本援立之策败矣。」 其后郑孝胥父子与坂垣议定4点：（一）关东军保证在1年以后满洲国改为帝制。（二）溥仪外称执政，但在宫中仍用皇帝体制。（三）日本在短期内承认满洲国。（四）第一任国务总理为郑孝胥。 而据陈曾寿的女婿周君适的《伪满宫廷杂忆》书中说，其实，早在开会以前，郑孝胥已和关东军订下密约，把东北的权利整个出卖了。郑孝胥这笔卖国交易，赢得了「国务总理」的席位。直至溥仪就任执政以后，他才把密约拿出来给溥仪签字追认。 坂垣把这商议结果带回沈阳，呈经关东军审阅后都甚感满意，立即通知「新政权准备委员会」积极筹备，并决定3月6日举行满洲国开国典礼。1932年3月1日伪东北行政委员会发表满洲国建国宣言，并决定公推溥仪为执政。3月8日下午溥仪一行抵长春，3月9日在永衡宫官银号举行执政就任典礼，并升满洲国旗，国号大同。 郑孝胥代溥仪宣读了「执政宣言」。日本侵略者一手炮制的「满洲国」宣告成立。同一天「特任郑孝胥为国务院总理」，颁布各部「总长」、各省省长的任命。傀儡政权的头目们在关东军的卵翼之下，粉墨登场。 傀儡执政，袍笏登场，郑孝胥除自为国务总理兼教育部长外，又命他的长子郑垂做了国务院总务厅厅长，次子郑禹做了秘书官。难怪大家都不服气，于是把伪满的人事，变成了你争我夺的局面。原定日本人只做各部院的顾问，后来郑孝胥为了难于驾驭财政总长兼吉林省长的熙洽而大伤脑筋。于是他听了儿子郑垂的话将日方派在国务院的顾问驹井德三升任为总务厅长，用「以日制华」的手段来压制熙洽。 那知驹井得寸进尺，认为厅长系司长级，无法制裁熙洽，乃要挟郑氏父子用国务院的命令，把他升任为国务院总务长官，由于这一转变，各部的日籍顾问，都变为各部总务司长，由司长立刻变为次长，此后各院部行政大权，完全操在日人掌握，因此伪满的人民可说只知有日本人，而不知有中国人；国务院内也只知有驹井而不知有总理了，其人狂傲骄横，而且自恃地位特殊，实权在握，根本不把郑孝胥和傀儡「总长」们放在眼里。 所以溥仪后来在东京国际军事法庭作证时，检察官问：「你个人是否有自由？」溥仪答：「自由二字在我已丧失过14个年头，我不但没有皇帝的自由，并且没有做人的自由，我不但不能随便传见外国人，也不能随便召见臣下，各处文件，都是日本人制好在我面前照念一遍，好像做戏。……」 1932年9月15日，满洲国国务总理郑孝胥与日本关东军司令兼驻满洲国大使武藤信义，签署了《日满议定书》。日本自可控制满洲国之国防与内政，并可径由国务院总务厅之日籍长官执行。（郑孝胥只做一个盖章总理）满洲国的人事调动，须先经关东军的同意，即陆军部的总务课长亦须经关东军的保荐。 改帝制换汤不换药 满洲国实际上成了日本的保护国。日本为了使溥仪更加傀儡化；为了更便利于统治东北这块殖民地，遂于1934年（伪满大同2年）3月1日，便将满洲国改称为「满洲帝国」，自然执政制也改为皇帝制了。 溥仪在身穿「龙袍」祭天之后，又着「大元帅」服在关东军首脑和伪政权群丑及一些遗老们的簇拥下「登极」称帝。原罗振玉、宝熙、胡嗣瑗、郑孝胥所拟十余个年号都未被采纳，而由溥仪自定为「康德」。 郑孝胥的「国务总理」也改称「国务总理大臣」了。满洲帝国完全的在日本掌控下，就算郑孝胥身为国务总理大臣，根本毫无作为可言。才任职半年，就向溥仪递出辞呈。 郑孝胥在日记中写道任国务总理大臣的无奈与无所事事：「容隐处此，徒縻岁月。」又称：「任总理已八月，所为者特司官部吏之事，而疲于奔命，颇自惜其精力销磨于无用之地。」郑孝胥的态度，也让日人觉得不那么好摆布，于是在1935年5月，以财政部大臣熙洽不发给经费为手段，迫郑孝胥自动辞职，由张景惠接任。（待续）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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