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温阜敏（韶关大学文学院教授）
杨青云真真是浮出了水面。 “杨青云以他全部的学术智慧涉思深远，不平则鸣或驰骋于时空最遥远最无限的学术智慧中，因此使自己有了崇高的痛苦。他这种'痛苦’不是轻薄妄为，也不是精神上的极端行为，他是枭明者心灵的自然流露。杨青云现象比我们的理论文本更深远……因此给自己注定痛苦的纠缠也是情理之中。而他心底流泻的无限深阔和不可征服的倔强……一如命运坦然接受人生的所有苦难，以及诗人所有的苦痛……还是要慷慨力争属于自己独立的声音。”（见《当代诗坛罕见的诗学模式——评东莞长诗“新莞人”》 香山飞刀等诗评家的长篇述评让我走近了杨青云，杨青云今天被更多的评论家、诗评家所关注确实有他自身魅力和文学才华。因此，“杨青云现象”被更多的文化界越来越重视。而我今天谈论的这个话题首先是把杨青云看作一个学者身份来论证，他为前外交部部长李肇星写的两篇评论文章《外长诗人的中华魂》《回归心灵的圣土》发了多家媒体，前一篇被香港媒体转载。他写的《二月河评传》《再论贾平凹“废都”的现实意义》《论周大新“湖光山色”的血缘之根》《深圳天堂的凹陷才是底层的底》《打工文学的南方气候》《深圳打工文学的母土情结》，写巴金的怀念文章《永远的灯光》……还有点评范曾、萧宽、娄正刚、张雷、袁海涌、马莉、唐德亮、周大新、安子、郑小琼、王万然、马忠等评论文章，无不显示了一个青年学者的学术风范。加上颇有争议的《新莞人》长诗，用饱满激情的文字为当代文坛留下了一个东莞英雄河流的佳话，也因东莞的城市魅力有了精神的高度，而与同样华丽富足的城市有了极大的本质区别。无论是杨青云的《新莞人》长诗，还是他的长篇小说，都不同程度凸显一种东莞的地域文化色彩。涉及“东莞地域文化”的概念，杨青云这样认为：这个概念不应该用明显的定义来划分解读“东莞”，但我们也不能否认有一种可以称之为“东莞色彩的莞味文化”在表面上表达着东莞的城市精神，从这个说法引伸“东莞地域文化”或是“东莞文化”应是广义上的一种地方文化。他主要包括东莞的庞清明、邓慕尧、詹谷丰、胡海洋、王散木、杨双奇、曾明了、方舟、柳冬妩、何超群、郑小琼、何真宗、莫树才、塞壬、胡风琴、候平章、蒋楠、刘大程、叶瑞芬、刘淑兰、丁仁仲、杨宝霖等文化学者，他们各有各的文化视角对东莞进行大面积全方位透视和梳理，我们把这种透视和梳理姑且叫作“东莞精神”。这是一个诗意的东莞精神，也是一个英雄的东莞精神，而这个“英雄的东莞”是缘自杨青云《新莞人》长诗。在诗人笔下可以看出东莞的硬实力与软实力的渐渐崛起。其次，让我们也看到了一种城市边缘人的精神压抑，他们以自己对理想追求的不屈不饶，以不甘屈从的顽强和毅力在迷茫与痛苦中“去迎接光/并把光明在我们的仰望中/超越海水的蔚蓝/比阳光灿烂的梦想/穿过光辉的远景/穿过荷马失明的双目/把真理的海水不断加深春天的颜色”。（《新莞人》长诗第一章） 记不清是那位学者说：一个作家诗人最重要的是人格修炼，如果不是自己的心灵像这个世界一样丰富和博大，而仅仅是进行文学本身的训练，他不会成为大气候。他的人格修炼渐渐羽翼丰满之后，随之他心灵的丰富和博大写出的作品自然就有一种大气磅礴的魅力。前不久，我在网上看到这样的文字评价杨青云说：“《新莞人》长诗将在中国当代诗坛留下惊鸿一笔，在他之前尚未有人这样写长诗。诗人巧妙地将河水与文学中找到了唯美的契合点，并且使这种契合点时时涌动着新鲜的血液，流动着诗人骨子里一股正气向上的人格力量，真真切切把东莞推向了一个丰满厚重英雄的城市。” 我们坚信这个和平年代一个英雄的城市——东莞，也将因与“杨青云”这个名字紧紧联系一起，使这个在路上艰难跋涉的“敲钟人”不但在他的诗学领域、小说领域呈现一种文坛新气象，而且在他的批评领域也会出现一种笔锋灵利，咄咄逼人的气势。我之所以把杨青云看作一位学者型的批评家，是缘于我通读了他的《二月河评传》。这篇精彩的学术文章分为四大部分：第一是概论，二、三、四部分是按二月河历史小说的康熙、乾隆、雍正排列的顺序进行索引点评。这个浩繁宏大的工程足以说明他的学术精神，使我们领悟到一个底层的打工人利用四两拨千斤的执著追求，在偏斜出正常的潜规则之外，突然开启一个生动新鲜的学术领域。我们用仰视的敬意来打量这位南国怪才，便徒添一次又一次的深深感动。审视他的理论视角所呈现的异质性能量，是被时间的线性结构控制在感情跳跃的节奏里。尽管它含有偶然性的拓展层次，给理论视角更复杂的内涵维系在一个清晰明朗的框架结构中。但他这种叙述的语言艺术更体现出它的高贵气质，以及一种细微差异的理论元素在平朴多质的叙述中，是朝着一个方向推进。把一个貌似平常的理论视点融合在文本内质的光源之下。因此他的文本总能呈现出少见的高雅、朴实和深沉。 杨青云确实是一个文化奇才，自从他前些年在北京修炼深造之后，工作的环境使他开始步入绘画和书法等理论领域，他发表的《洞庭画师牧竹子》《出淤泥而不染——评刘春潮“爱莲说”》《浅议孙引朝的书法艺术和他的理性色彩》《范曾论》《杨启刚论》《秦志怀论》等，《神州博览》杂志总编段向群评价杨青云“出人意料的体察，隐含着广博的阅览，开阔的视野，以及严谨的学术思想，同诗人的文学评论可以相得益彰。可以说青云在绘画书法领域的知识等级不亚于学院派专职教授的水平。” 杨青云在《纯文学批评的缺席令人担忧》一文中说：“一个称职的批评家，他的批评文本在超越批评家的知识之上，或是超越他的智慧之上时，他不将一已的理念强加于人，而是通过他的知识和智慧的学术理念，在于用事实的论据说话，以及他文论的因果关系，以求事件以外更广阔，更深刻，更本质，更丰富的鲜活世界，达到一切事实的充分理由，拥有其理论的巨大真实。” 杨青云用他一贯的写作经验推崇创造性学术实践，他善于从自身积累的知识结构与兴趣中，使其研究的学术对象以多元视角的表现手法，将其学术理念凝结为一种既紧密同时又疏离的张力关系。这种由传统理论观念构成的学术智慧恰恰是作者所要破除的常识性蔽障。事实上《二月河评传》已在文本中作出了明确阐释。其中作者将和珅悲剧成份的挖掘分析当作一个重要章节来加以梳理论证，透露出作者在评论中所要表达和完成的审美旨意，这就需要论证并追问生成悲剧的真相，在不同文化语境中的真实性、局限性和可信度。都是缘于作者对于广泛深刻的理论框架所衍生的分析方式，具有明确具体的审美指向。正是作者准确把握了这一客观论述的审美指向，才是评论家个体的经验支撑，在他的相关理论实践中，自然找到了一脉清晰的理论光源，这不仅有它自身具象的涵义，而且也包含了它论证的广泛涵义。文本中的事实判断与价值判断其实是相互相生的，也可以说它是一种对历史文化判断有效审美的历史分解。从这个意义上欣赏《二月河评传》，它的文本是独特精辟的，但这种“独特精辟”是在于它的素朴和客观，与其它理论文本有所不同的是它完全不是一部为理论而理论的文本，它一开始就呈现一种对历史文化敬畏的虔诚之心，才是评论家的评论视点凸显出宏阔博大的思想逻辑。 在论及杨青云的学者精神时，我突然发现与自己心心相印的一束灵光完全达到了所谓“心有灵犀一点通”的奇妙境界，等到把这些灵象的碎片一一粘合到一个合适的位置时，杨青云的“学者精神”与我文中涉及的“杨青云现象”，或晦涩或朦胧已经实实在在呈现在读者面前。一个栩栩如生的批评家或是评论家，一个诗坛怪才——杨青云满面春风向我们走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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