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书法是汉字的书写艺术，汉字在漫长的演变发展的历史长河中，一方面起着思想交流、文化继承等重要的社会作用，另一方面它本身又形成了一种独特的造型艺术。它不仅是中华民族的文化瑰宝，而且在世界文化艺术宝库中独放异采。从广义讲，书法是指语言符号的书写法则。换言之，书法是指按照文字特点及其涵义，以其书体笔法、结构和章法写字，使之成为富有美感的艺术作品。汉字书法为汉族独创的表现艺术，被誉为：“无言的诗，无行的舞；无图的画，无声的乐……”中国书法主要分为“软笔书法”和“硬笔书法”两大类。古往今来，均以毛笔书写为主，至于其他书写形式，如硬笔、指书等，其书写规律与毛笔书写规律相比，并非迥然不同，而是基本相通。 魏晋的书法： 魏晋、南北朝时代是各种书体交相发展的时期。汉末，经历六十余年的三国鼎立之后，晋代始立，而作为社会文化之一种的书法艺术，又出现了一次高峰。书法至魏晋，是一个空前的丰收季节，截止至此，篆、隶、草、行、楷诸体齐备，各立门户。隶书已走东汉末年程式化的末路，楷书趋向成熟，草书经章草阶段发展成今草，行书在隶楷递变过程中从产生经过发展到成熟，涌现出了众多著名书法家，产生了许多重要的书法理论著作，成为中国书法史上光辉灿烂的时代。 魏晋的书法——碑刻和墓志 魏晋书法从三国到西晋，隶书仍是官方通行的书体，当时的碑刻大都用隶书写成。曹魏著名的碑刻有：《上尊号碑》、《受禅表碑》、《孔羡碑》、《黄初残碑》、《范式碑》、《王基残碑》、《三体石经》等。其中少数如《黄初残碑》，风格比较端庄秀丽。除庄严的碑碣外，有一些是随意书写和镌刻的碑石，如《鲍寄神坐》、《鲍捐神坐》、《李苞开通阁道题名》等，风格类似简牍书法，有自然潇洒的意趣。 北魏江式《论书表》认为是邯郸淳所书，这时期南方孙吴的碑刻和魏刻不同，著名碑刻有《天发神谶碑》、《禅国山碑》、《谷朗碑》等。 西晋禁止立碑，墓志因此逐渐兴起，和南北朝的墓志不同，它实际是放在墓中的小型墓碑。西晋墓志著名的有《晋管洛墓志》、《成晃碑》、《贾充妻郭槐柩铭》、《左□墓志》、《荀岳及妻刘简训墓志》、《王浚妻华芳墓志》、《石定墓志》等，其书风和晋碑刻都是强调方棱挑法的隶书，其中《王浚妻华芳墓志》气势雄浑较有特色。隶书到东汉，已臻登峰造极阶段。此后碑刻隶书过分追求波挑的装饰性，变潇洒自然的挑脚为棱角整齐的挑法，波势趋向方直，起笔强调方截，千篇一律，因此精美多姿的汉隶走向末路。这种定型化的隶书到魏、晋，更是江河日下，另一方面简约省便的楷书兴起，这样楷书取代隶书就成了必然的趋势。 东晋书法东晋碑刻传世很少，仅有《爨宝子碑》、《枳杨阳神道阙》、《好大王碑》、《司马芳残碑》等数种。东晋墓志近年出土较多，如《王兴之墓志》、《颜谦妻刘氏墓志》、《王闽之墓志》、《王丹虎墓志》、《夏金虎墓志》等。这些墓志的书法，有的方折凝重，笔画如斩钉截铁；有的镌刻比较随意草率，也有的是隶书。  《上尊号碑》和《受禅表碑》均为曹丕称帝而立，是典型的官方隶书，书体方正、气度庄严，以表示碑文的尊严；碑刻笔画都是方棱的尖角，由于过分强调波挑的装饰效果，因而矫揉造作，很少有生趣。  《始平公造像》作于北魏太和二十二年(498年)，为《龙门二十品》（龙门石窟中二十尊造像铭记拓本的合称）中之代表作。与其它诸品不同之处，《始平公造像》全碑为阳文，转折处重刻，锋芒毕露，雄峻伟茂，为方笔极规。  《石门铭》陕西汉中石门摩崖刻，作于北魏永平二年（509年），王远书。此铭书法翰墨浑穆神飞，颇见笔意，上接汉《石门颂》、《西狭颂》、《孔庙碑》之风骨。康有为临此铭而成书名，云“《石门铭》体态飞逸，不食人间烟火，书中之仙品也”。  《郑文公碑 》又名《魏兖州刺史郑羲碑》，摩崖刻石，作于北魏永平四年(511 年)。书者为郑羲子郑道昭。书法结体宽博雄伟，笔法巧和方圆。清代包世臣《艺舟双楫》评之“北碑体多旁出，郑文公字独真正，而篆势分韵草情毕具其中。布白本乙瑛，措画本石鼓，与草同源，故自署曰草篆。不言分者，体近易见也”。  北魏《三字石经》政权正始二年（241年）刻石，今存文11行110字，古篆、小篆与隶书三种书体刻同文。三体石经于史籍中原称“三字石经”，后称“魏石经”或“正始三体石经”，是以《尚书》、《春秋》、《左传》为内容的石刻。刊刻石经的主要目的是“台省有宗庙太府金墉故事，太学有石经古文先儒典训”，以弘儒训，以重儒教。此外，石经文字有校正文献内容与文字、书体之功用，《魏书·列传术艺》载：“又建《三字石经》于汉碑之西，其文蔚炳，三体复宣。校之《说文》，篆隶大同，而古字少异。”又《列传·游明根刘芳》记：“昔汉世造三字石经于太学，学者文字不正，多往质焉。”此块刻石存文古篆36字，小篆 39字，隶书35字，铭文为《尚书·周书·君奭》内容。三体石经遗存的文字与其书体至今仍是研究文字与书法的珍贵实物资料。  北魏《天发神谶碑》笔意在篆、隶之间，结体以圆驭方，势险局宽，下笔处如斩截，气势雄伟奇恣，是面貌独特的书法作品。  北魏《谷朗碑》是隶书向楷书过渡的字体，笔画已去波挑，但楷书的笔法尚未成熟。  北魏《禅国山碑》为篆书，笔法浑厚，结法与隶法有相通处，也是很有特色的篆书。  西晋《大晋皇帝三临辟雍碑》因出土较晚，字画清晰如新刻，可看到当时隶书的用笔面貌。  东晋《好大王碑》字形方正，笔画平直，书体间杂篆法。碑文为汉字，大小在 9-10 厘米左右，为方严厚重的隶书，也保留部分篆书和楷书，形成一种方方正正的书法风格，是我国书法由隶入楷的重要例证之一。 东晋《司马芳残碑》笔画结体奇正相生，有的笔法虽带隶意，但已是浓重的楷书特点。 魏晋的书法——写经、简牍和残纸 西晋时期留存到今天的墨迹大都是写经、简牍和残纸。流传有绪的书法家墨迹,是西晋陆机写的《平复帖》、《三国志》、新疆罗布泊古楼兰遗址曾发现一批墨书的残纸和木简等。 东晋墨迹大都是勾摹本和临摹本，其中以王羲之和王献之父子的书迹比较多。唐武则天万岁通天二年(697)，王方庆家藏王氏一门书迹勾摹的《万岁通天帖》，其中有王羲之的《姨母帖》和《初月帖》、王献之的《廿九日帖》、王荟的《疖肿帖》、王徽之的《新月帖》。
魏晋的书法家： 陆机： 陆机（261-303年），字士衡，吴郡（今江苏苏州）人。少有天才，文章冠世，尝著《辨亡论》两篇，所作《文赋》则为文论名篇，有《陆士衡集》。擅行、草，惜书名为文名所掩。《宣和书谱》云：“机能章草，以才长见掩耳。”
钟繇：楷书艺术的鼻祖 晋代书法，以楷书和行书成就最著，对后世的影响亦最巨。楷书，也称正书、真书，乃规范、楷模、法式之意。楷书得隶书之方整、章草之便捷，带有隶意，故亦称楷隶，代表书家有“钟王”，即钟繇和王羲之。 钟繇(151-230年)，字元常，颖川长社(今河南长葛县东)人，曹魏时官至太傅，故史称“钟太傅”。 唐张怀瓘《书断》评钟繇书法云：“虽习曹、蔡隶法，艺过于师，青出于蓝，独探神妙”，“真书古雅，道合神明，则元常第一”，“元常真书绝妙，乃过于师，刚柔备焉。点画之间，多有异趣，可谓幽深无际，古雅有余，秦汉以来，一人而已……”。他学曹喜、蔡邕、刘德升，而能博采众长，遂与王羲之并称“钟王”。擅隶、楷、行各体，尤以楷书最有影响。《宣和书谱》评价其书法“各尽法度，为正书之祖”。其楷书承隶书体格，有隶书遗风，结体开张，波挑外拓，外方内圆，雍容古雅。其书《贺捷表》，有姿态飞举，被梁武帝萧衍评曰“群鸿戏海，舞鹤游天”。其代表作尚有《宣示表》、《贺捷表》、《荐季直表》、《力命表》、《还示帖》、《墓田丙舍帖》等。
王羲之：书圣“二王”之一 王羲之(303-361年，或作321-379年)，字逸少，琅琊临沂(今山东临沂)人，后徙居山阴(今浙江绍兴)。官至右军将军、会稽内史，故世称“王右军”。为晋时最杰出书家，被后世尊为“书圣”。出身于东晋名门望族，父王旷，堂兄王恬、王洽均擅书。早年从石卫夫人（铄）习书，后转益多师。楷书得钟繇法度，草书学张芝、蔡邕等，诸体皆能，精研体势，取舍古法，一洗汉魏朴质书风，成潇洒流美一体。与钟繇并称“钟王”，与子献之并称“二王”。梁武帝《古今书人优劣评》称：“王羲之书，字势雄逸，如龙跳天门，虎卧凤阙，故历代宝之。”清宋曹《论草书》云：“王逸少力兼众美，会成一家，号为书圣。”王羲之的最大贡献，在其行草书。羲之行草，结体圆转凝重，用笔内擫，脱略隶书笔意，开妍美流便一路。传世书作有行书《兰亭序》、《快雪时晴帖》、《奉橘帖》、《丧乱帖》、《姨母帖》、《二谢帖》、《上虞帖》等，草书有《十七帖》、《远宦帖》、《初月帖》，楷书有《乐毅论》、《黄庭经》《东方朔画赞》等，只惜真迹已难见，今所见者均为唐人摹本。
《黄庭经》王羲之小楷，一百行。原本为黄素绢本，在宋代曾摹刻上石，有拓本流传。此帖其法极严，其气亦逸，有秀美开朗之意态。关于黄庭经，有一段传说：山阴有一道士，欲得王羲之书法，因知其爱鹅成癖，所以特地准备了一笼又肥又大的白鹅，作为写经的报酬。王羲之见鹅欣然为道士写了半天的经文，高兴地“笼鹅而归”。原文载于南朝《论书表》，文中叙说王羲之所书为《道》、《德》之经，后因传之再三，就变成了《黄庭经》， 因此，又俗称《换鹅帖》，无款，末署“永和十二年（356）五月”，现在留传的只是后世的摹刻本了。 王献之：“二王”之一 王献之（344-386年），字子敬，小名官奴，琅玡临沂（今山东临沂）人，生于会稽山阴（今浙江绍兴），羲之子，与乃父并称“二王”。官至中书令，故史称“王大令”。少享盛名，风流不羁。楷、行、草诸体兼擅，尤精行草。梁武帝《古今书人优劣评》中称之“绝众超群，无人可拟”。《书议》则评之曰：“子敬才高识远，行草之外，更开一门，非草非行，流便于草，开张于行，草又处其中间。……情驰神纵，超逸优游，临事制宜，从意适便，有若风行雨散，润色开花，笔法体势之中，最为风流者也。”传世作品有《鸭头丸帖》、《送梨帖》、《洛神赋十三行》、《地黄汤帖》、《中秋帖》、《廿九日帖》等。 王献之行草《鸭头丸帖》，真迹现存于上海博物馆。绢本，纵26.1厘米，横26.9厘米，二行十五字，系王献之给友人的便札。帖文：“鸭头丸，故不佳。明当必集，当与君相见。”用笔开拓跌宕，情驰神纵，流美清秀，无一点尘俗之气。吴其贞《书画记》称为“书法雅正，雄秀惊人，得天然妙趣，为无上神品也”《鸭头丸帖》用墨枯润有致。燥润相杂，以润取妍，以燥取险。全帖蘸墨两次，一次一句，墨色都由润而枯，由浓而淡，墨色分明。从而展现出全帖的节奏起伏和气韵自然变化。 《中秋帖》传为王献之所书，与王羲之的《快雪时晴帖》，王珣的《伯远帖》合称“三希”，现藏故宫博物院。《书断》中说：“字之体势，一笔而成，偶有不连，而脉不断，及其连者，气候通其隔行”。《中秋帖》书法纵逸豪放，应是王献之创造的新体。《中秋帖》是《宝晋斋法帖》、《十二月割帖》的不完全临本，原帖在“中秋”之前还有“十二月割至不”六字。 《洛神赋十三行》又称“玉版十三行”。王献之自小跟随父亲练习书法，胸有大志，后期兼取张芝，别为一体。他以行书和草书闻名，但是楷书和隶书亦有深厚功底。由于唐太宗并不十分欣赏其作品，使得他的作品未像其父作品那样有大量留存。 王珣： 王珣，字元琳，幼时小字法护，为东晋著名书法家王导之孙，王洽之子，王羲之之侄。王珣生于晋穆帝永和五年（公元349年），卒于安帝隆安四年（公元400年）。孝武帝司马昌明，雅好典籍，王珣与殷仲堪，徐邈、王恭、郗恢等，均以才学文章受知于孝武帝，累官左仆射，加征虏将军，并领太子詹事，安帝隆安元年（公元397年）迁尚书令，加散骑常侍，寻以病卒，终年五十二岁，谥献穆。 《伯远帖》晋，王珣书，纸本，行书，5行共47字，纵25.1cm，横17.2cm。 《伯远帖》是晋王珣(350-401年)写的一封信。此帖行书，笔力遒劲，态致萧散，妍媚流便，是典型的王氏书风，是帖明末在新安吴新宇处，后归吴廷，曾刻入《馀清斋帖》，至清代时归入内府，并与王羲之《快雪时晴帖》、王献之《中秋帖》同列为三希堂法帖之一，现藏北京故宫博物院。 南北朝的书法： 南北朝最突出的成绩是楷书，主要见于墓志碑刻当中。此一时期上续汉魏之隶意碑风，下开隋唐之楷体书韵。南朝名书家有羊欣、王僧虔、陶弘景、肖子云等。北朝名书家有崔浩、郑昭道、赵文渊等。 南北朝的书法——碑和墓志 南朝曾一度禁碑，故碑刻少见,但墓志中不乏精品，如《爨龙颜碑》、《刘怀民墓志》、《肖胆碑》等，均为上品，其书方圆并济，已在碑体书中露出楷书灵秀之风。梁时《瘗鹤铭》石刻，楷书而有行书、隶书笔意，开张纵逸，有摩崖气度。 北朝墓志数量之多为前所未有，其书法也极为多样。志石因体积较小，石质精细，书写便利，可以发挥书法的用笔特色，而镌刻细腻能表达笔画之变化，由于长期埋在墓中，很少损伤，是古代书法的重要资料。北朝书法风范，同时显著于大批造像、碑刻与墓志当中，其面目之丰富，似又重复汉碑之辉煌。初期碑刻，方劲斩截，尚遗隶意，如《嵩高灵庙碑》，而龙门造像诸品，因势布局，刀笔相加，《始平公造像》为其杰作。后来之《张猛龙》、《贾思伯》、《根法师》、《敬使君》以及造像《高归彦》、《五百人》等，更见用笔之灵变，而《石门铭》、《华岳颂》与云峰山石刻，则别有一番光景。北朝写经保留到今天的比较多，大都在敦煌莫高窟藏经洞发现。 南朝“二爨”——《爨龙颜碑》与《爨宝子碑》，《爨宝子碑》（全名《晋振威将军建宁太守爨宝子碑》），是云南边陲少数民族首领仿效汉制而树碑立传之作，刻于东晋安帝义熙元年(405年)，其书法承汉《张迁碑》遗韵，为带有明显隶意的楷书，结体端古，用笔刚劲超拔，部分横画保留着隶书的波挑，朴拙厚重中见却飞扬之势。书体介于隶楷之间，碑字大小错落，笔画多为方笔写成，横画收笔处有挑脚，但体势已具楷书的特点，风格朴厚古茂。 南朝《爨龙颜碑》（全名《宋故龙骧将军护镇蛮校尉宁州刺史邛都县侯爨使君之碑》），立于南朝宋大明二年(458年)，其书法结体整肃，但笔画姿态丰富，用笔浑厚大方，使转处比《爨宝子碑》要圆活得多，已经泯灭了过重的棱角，更具后来楷书的特征。康有为《广艺舟双楫》列为“神品第一”，评之曰：“下笔如昆刀刻玉，但见浑美；布势如精工画人，各有意度，当为隶楷极则。” 《刘怀民墓志》刻于南朝宋大明八年（464年），出土于山东益都。此志与《爨龙颜碑》 、 《嵩高灵庙碑》两碑书风相似，笔法凝重圆润，书体介于隶楷之间，是难得的精品。 《嵩高灵庙碑》此碑书法虽称楷体，但结体、用笔仍处于隶、楷之间，尚属隶书向楷书过渡的书体。体势方正，用笔方圆兼备，雄强茂美，承继了东晋碑版字体的风格。碑阴书法峻整，更为书家推崇。 出土于新疆吐鲁番的高昌十一年《令狐天恩墓表砖》墨书，犹有碑书之劲健斩截，与出于敦煌莫高窟北魏皇兴二年墨迹《康那造幡发愿文》一样，颇堪玩味的是，碑书用笔方刚斩截之妙。 《瘗鹤铭》 宋人黄伯思《东观馀论》考订为南朝梁天监十三年（514年）之作，陶弘景书，摩崖刻石，原在江苏镇江焦山西麓岩上，后崩坏坠江，清康熙五十二年（1713年）打捞移置于定慧寺，今残存九十多字。该铭书法中宫开张，笔势大度，历代评价特高，北宋黄庭坚爱之，曰“大字无过《瘗鹤铭》” 《大方广华严经》是我国重要的大乘经典，有东晋佛陀跋陀罗所译的六十卷本与武周实叉难陀所译的八十卷本两种，这件写经书东晋六十卷本第三卷的〈卢舍那佛品第二之二〉，为向李兰女士所捐赠与台北故宫博物院。这件写经卷的首尾完善，纸墨如新。纵25.2 公分, 横778.2 公分。字形扁方，结体紧密。用笔稳健扎实，转折方硬，已具楷形；但横画拉得较长，收笔重按，尚见隶书的馀韵。全作行气疏朗，具有一种古朴的趣味。由于这卷的书法与纸质都与敦煌藏经洞的北魏写经相似，无怪乎卷后曾熙辛酉（1921）年的题跋称：“此敦煌石室藏北魏人书《大方广华严经》也。” 南北朝的书法家： 南朝著名书法家有羊欣、孔琳、萧思话、范晔、王僧虔、萧子云、萧衍、陶弘景等。 北魏初期崔、卢两家族多以书法著名，其中以崔浩成就最大，北魏书法多受他们影响，稍后有郑道昭。 北周有赵文渊。名不载于史籍而有碑刻传于世的有朱义章、萧显庆、王远、王长孺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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