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诚信是一个道德范畴，是公民的第二个“身份证”。在中国这个礼仪之邦，诚信是国人历代相传的美德之一。诚信是立人之本。孔子曰：“人而无信，不知其可也。”认为人若是不讲信用，在社会上就无立足之地，什么事情也做不成。诚信是齐家之道。唐代著名大臣魏征说：“夫妇有恩矣，不成则离。”只要夫妻、父子和兄弟之间以诚相待，诚实守信，就能和睦相处，达到“家和万事兴”之目的。诚信是为政之基。《左转》云：“信，国之宝也。”指出诚信是治国的根本法宝。 但是，诚信也需要凭证，无论是立人、齐家，还是为政、经商，都需要一件小小的器物，使诚信幻化为具体的实物，作为信誉的保证，世代流传，无论世事如何变化，其作为信物的特征，具有恒定性。 那一件件形态各异的信物，分量虽轻，却承载着诚信的重量。 中国自古是重视使用印章的国度，春秋战国时代已普遍使用，作为商业交流货物时的凭证。从皇帝的玉玺，到衙门的官印，再到个人的私章，都是用来证明真实、表示信用的工具。印章是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一朵奇葩，在博大精深的中华艺苑里绵延不断的散发出独特的芬芳，吸引着人们进入这方寸世界。 印章的起源，历来有两种说法。一种说法认为：印章的起源是由于政治上的凭信作用。西周时，天子与诸侯是以氏族血统为纽带的宗法关系，各国下设的官吏也是如此，所以不需要政治上的表征——信物。东周以后，社会关系发生变化，宗法关系逐渐解体，旧贵族逐渐没落，新贵族逐渐兴起。新贵族以功绩得官，并且，春秋后的官职不像西周那样可以世袭，而是可以随时升黜的，因此，就以印章来作为凭信。 另一种说法是：印章应是先用于经济上，以后才转移到政治上来。《周礼》上曾经三次讲到玺和节。玺，又称古玺，是有关印章的众多名称中最早的一个。《周礼》有关玺印的三条均与货物有关，说明主要用于经济上。又据刘熙《释名》：“玺，徙也，封物使可转徙而不可发也”。从今日见到的许多封泥（古代用印的遗迹 ）看，印章先用于经济上是比较合理的。 不管是经济上还是印章作为信物的特征，古今基本未变。然而唐宋以后不断出现的闲章，说明印章有逐步向艺术欣赏转化的趋势。在著名文人中，首先对篆刻艺术大加倡导的，是宋末元初的赵孟頫，同时他也是最先采用青田灯光冻石刻印的名家。明清时代印人群起，在几代印人的共同努力下，印章的审美价值越来越突出，从清代起，印章已经上升为与书画并列的独立艺术品。 《三国演义》第五十一回中，曹操因赤壁之战兵败北退，诸葛亮则趁南郡空虚，命赵云夺城成功，并且俘获守将陈娇，取得虎符。然后以此虎符诈调荆州守军出救南郡，趁势又命张飞袭取了荆州，接着再用同样方法调出襄阳守军，乘机由关羽袭取了襄阳。诸葛亮仅凭一个小小的虎符，便将曹兵调开，兵不血刃就夺去了三处城池，而耗费许多钱粮、兵马的东吴周瑜却一无所获，如何不生气？由此可见当时虎符作用之大。 虎符历来被认为是代表兵家诚信的器物,最早出现于春秋战国时期，是中央发给地方官或驻军首领的调兵凭证。在我国古代，为了保证君主在传达命令或者调动军队时不出差错，需要借助一种信物作为凭证，这种信物便称为“兵符”。据说它最早是周朝军事家姜子牙发明的。古人认为虎为百兽之王，在丛林争斗中总是处于不败之地，因此在军事上也多以虎为尊，于是常将兵符铸成虎的形状，因为它也被称之为虎符。虎形兵符并非唯一的形状，在秦代就有鹰符和龙符等等。 虎符在古代战争中曾发挥了重要的作用，也发生了很多与其相关的故事。《史记》中记载，战国时期，秦国发兵围困赵国国都邯郸，赵平原君因夫人为魏信陵君之姊，于是求援于魏王及信陵君，魏王使老蒋晋鄙率10万军队救援赵国，但后来又畏惧秦国的强大，命令驻军观望。魏国公子信陵君无忌为了救援邯郸，与魏王夫人如姬密谋，让如姬在魏王卧室内窃得虎符，并以此虎符夺取了晋鄙的部队，大破秦国，救了赵国。郭沫若先生曾选取这一题材创作了著名的话剧《虎符》的剧本。 《红楼梦》第二十九回写宝玉和黛玉怄气，将颈上的通灵宝玉一把拽下又摔又砸，惹得黛玉大哭，袭人劝宝玉：“你不看别的，你看看这玉上穿的穗子，也不该同林姑娘拌嘴的。”一句话又让黛玉伤心不已，也不顾病夺过玉来，用剪子将自己给宝玉结的穗子剪成好几段。书中有道：“不是冤家不聚头……人居两地，情发一心。”一对痴情人何苦这样相互折磨，其实林妹妹的一番情深都在这玉珏之上，宝哥哥又岂会不知？ 我国出土资料证明，新石器时代早已有玉器。玉佩可以说是家族信物最典型的代表。古人十分喜爱以玉佩作为传家之宝，在寓意家和兴旺、吉祥如意、辟邪消灾的同时，也告诫子孙后代要如同美玉一般正直、守信。 玉在中国的文明史上有着特殊的地位。古人的很多生活器具都是玉雕成的，但能常常戴在身上的唯有玉佩。古人对玉佩的热爱不是因为玉的贵重，而是源于玉的品格，所以古语有：“君子无故，玉不去身”。《五经通义》说玉：“温润而泽，有似于智；锐而不害，有似于仁；抑而不挠，有似于义；有瑕于内，必见于外，有似于信；垂之如坠，有似于礼。”孔子说：“玉之美，有如君子之德。”他认为玉具有仁、智、义、礼、乐、忠、信、天、地、德、道等君子品节。《诗经》里有“言念君子，温其如玉”之句。古人给美玉赋予了那么多人性的品格，以至于到现在人们仍将谦谦君子喻为“温润如玉”。以物譬人，故而“古之君子必佩玉”， 玉佩成了君子有德的象征，也是君子坚守美德的期待和自勉。 玉佩中的中国传统图案形式多样，寓意深刻，数不胜数。玉佩与其他的珠宝饰品不同的是，它在对人进行装饰的同时，更在乎人们的精神感受，已成为人们精神寄托的直观物质表达形式。在强调个性化和注重精神感受的今天，佩戴蕴藏东方文化内涵的玉佩，更能体现出自己的个性、品质和民族气质。 《诗源》里有一个故事：文胄送姜氏一枚百炼水晶针作为定情信物，姜氏接过针后，打开箱子，取出丝线，织成一个同心结回赠给文胄。三国繁钦《定情诗》中有“何以结中心？素缕连双针”的诗句，“素缕连双针”所织的就是表示同心之意的同心结。 作为爱情的象征的同心结，“永结同心”之意含蓄而深沉，把丝丝缕缕的锦带编成连环回溯式，蕴含了绵绵思恋与万千情愫。
结饰艺术最早起源于我国上古时代的先民结绳记事。东汉郑玄在《周易注》中道：“结绳为约，事大，大结其绳，事小，小结其绳。”自此以后，结饰就渗透到了人们的日常生活中，经过世世代代的传承发展，到了明清时，结饰艺术已经是包罗万象、异彩纷呈了。当时所见的轿帘、窗帘、帐钩、汗巾、扇坠、笛箫、香囊、项坠等日用品上，都饰有精巧美丽的结饰与流苏。编织结饰很早就是女红的一部分，也是历代女性智慧的延续。《红楼梦》第三十五回有一段写宝玉请宝钗的巧手丫头莺儿来给他编结饰，二人谈到了结饰的不同用途、式样名称、颜色搭配等诸多问题，最后连宝钗也饶有兴致地加入了他们的讨论。
结饰在漫长的发展过程中，与其他形形色色的民间艺术一样，也渐渐的积淀了深厚的民族文化，尤其被多情的人们倾注了情感愿望。因为同心结从头到尾只用一根丝绳，有延绵不断的含义；或许因为“结”这个汉字本身就纠结着“剪不断、理还乱”的缠绵，所以古人又称其为“盘长”。 文丨单希艳 ▍拾文化首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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