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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文学的脚步，走到赵宋时代，出现了一个全新的世界——宋元话本。这是白话文学第一次正式跻身文坛，也是市民文学初次显示出其特有的活泼，自如的风格和朝气蓬勃的生命力。 “话本”在唐代就有了，大量产生是在宋代，元代明代还继续发展。之所以叫“宋元话本”，是因为话本不断进行加工，现在所见话本是元明时期刊印的。这样就不大好截然划分话本的时代。如宋代话本，在元代讲说，也可能又经过了改编。因而一般文学史上就概括地称为“宋元话本”。话本原是“说话”艺人的底本，是随着民间“说话”伎艺发展起来的一种文学形式，也就是在志怪、传奇这种文言小说之外，从群众中产生的白话小说，可供案头阅读。它从勾栏瓦肆中的“说话”艺术脱胎，已与明代的“拟话本”同属文学范畴，告别了伎艺界。 我国古代小说的发展有两个系统，从采用的语言上看分为文言小说和白话小说。 文言小说的来源很早，从神话、传说、野史、杂传发展而为六朝志怪小说、唐代传奇小说。传奇小说到宋代、元代、明代都还有创作。志怪小说又演变而为笔记小说。到了清初蒲松龄的《聊斋志异》，可以说是集文言小说之大成。 另一个系统是由唐宋的民间“说话”艺术而产生的、以群众口头语言为主的白话小说，短篇的发展成为明清拟话本，长篇的发展成为明清章回小说。 这两个系统，不仅语言不同，而且发展源流不同。当然，它们之间互相也有影响。宋代说话往往取材于传奇、笔记；而像《聊斋志异》则又吸收了白话长短篇小说的描写技巧。这里讲的“话本”，是志怪、传奇这一系统之外，从“说话”演变而来的白话小说。但严格地讲，“话本”不完全是话本小说。史籍中，“话本”是与“话”、“说话”混用的，它们都有一个通用的意义——用在演出上的故事。 “话”在宋以前就有一种词义——故事，它的这个意义至少在隋代就已通用了，宋元明也都保持此意。 “说话”，就是讲故事，这里的“话”是故事的意思，是宋以后城市经济兴旺以后的一个专用伎艺名词。 “话本”，就是讲故事用的底本，是说书艺人个人使用的只有故事梗概的演出脚本、底本，文字比较简略，只记录唱词和主要故事情节。说唱时再由“说话”艺人灵活运用，即兴发挥，可以增添许多细节，描述得更详尽，甚至可以扩展好几倍。“说话”艺人师徒相传，不断对已有话本进行修改补充。话本是宋元时期出现的一种新的文学样式。 加入“书会”的一些穷困潦倒的下层知识分子，一方面编写话本，一方面又根据“说话”艺人口头说唱的材料，把流传的话本加以提高，写下来作为可供阅读的书面文学作品，我们称之为话本小说，也就是我国最早的白话小说。它们是群众的集体创作。现行的文学史和中国文学批评著作中，把“话本”与话本小说通用，是取“话本”的一般意义，即指经过加工，刻印出来的文学作品。 “说话”的渊源很早。先秦诸子中已有不少关于讲故事、说笑话的资料，不过，往往带有寓言的性质，而且这些讲故事、说笑话还不是一种独立的语言艺术。在先秦和汉代，帝王宫廷中又有专门讲故事的人，属于俳优一类。他们擅长于音乐歌舞或者滑稽表演，又极会说笑取乐，讲一些社会上流传的小故事。四川曾出土一个汉代说书俑，一手抱着鼓，一手扬起鼓槌，满面笑容，张口作演说的形状，这说明民间讲故事有说有唱，渊源很早。三国时的曹植能诵“俳优小说”数千言，隋代官僚还有擅长于说话的。这些恐怕都不普遍。到了唐代才有“说话”的正式记载。安史之乱以后，唐玄宗回到长安，高力士常常以“转变说话”来为他排解愁闷。“转变”当是唱变文，“说话”就是讲故事。元稹有诗说到与白居易在长安的新昌宅听说“一枝花话”，就是说的一枝花的故事，时问长达五六个小时“犹未毕词”，还没有说完。可知唐代“说话”已成为专门艺术。“一枝花话”即李娃故事。一枝花是李娃的别名。白居易的弟弟白行简写有《李娃传》的传奇小说，元稹写有《李娃行》的诗歌，又由此可知唐代“说话”与传奇、诗歌联系紧密。当时不止在帝王宫廷、官僚住宅里讲故事，也有在社会上讲的，称为“市人小说”，李商隐的《骄儿诗》描写儿童听了“说话”以后，“或谑张飞胡，或笑邓艾吃”。张飞和邓艾都是三国故事里的人物。《三国志平话》描写张飞“生得豹头环眼，燕颔虎须”。燕颔，指像燕子一样的下巴，长得肥大。“胡”本指兽类颔下下垂的肉，这里用来形容张飞肥大的下巴。陈寿的《三国志》上记载邓艾“口吃”，说话结巴。李商隐诗中描写儿童戏笑模仿张飞下巴肥大和邓艾说话结巴的样子，显然是从听故事得来的印象。他们印象很深，当作游戏的内容，可见唐代“说话”已有相当大的艺术效果。唐代佛教盛行，寺庙里经常宣讲佛经故事，称为“俗讲”、“变文”。“说话”又吸收了“俗讲”、“变文”的某些形式和技巧。“俗讲”是在寺庙中对一般民众所进行的宗教宣传，讲佛经故事，后来也讲历史故事和现实故事。“变文”是俗讲的底本，韵文、散文相互穿插，也有全是韵文或全是散文的。 “说话”的大规模发展是在宋代。随着宋代都市经济的繁荣，市民阶层的壮大，各种民间伎艺在城镇里十分兴盛。汴京、临安这些大城市里还出现了专门的游艺场所，称为“瓦舍”、“瓦肆”或“瓦子”。“瓦舍”中又设若干演出点，称为“勾栏”。孟元老《东京梦华录》记载北宋汴京皇城东南角有桑家瓦子，近北是中瓦子，再次是里瓦子，其中大小“勾栏”五十余座，有的可以容纳几千人。周密的《武林旧事》记载南宋临安有瓦子二十三处，以北瓦子内的十三座“勾栏”最为兴盛。各个“勾栏”中，分别上演杂剧、傀儡戏、诸官调、“说话”等，总称“京瓦伎艺”。鲁迅说：“宋建都于汴(今河南开封)，民物康阜，游乐之事，因之很多，市井间有种杂剧，这种杂剧中包有所谓'说话’。”这里讲的“杂剧”，应不同于元代繁盛一时的戏曲形式，而应包括各种伎艺在内的一个总名，大致相当于我们今天的“曲艺”。在各种伎艺中，最活跃的也是最受欢迎的便是“说话”。“说话”是有着广泛影响的一种伎艺。市民阶层通过“说话”来表现自己的生活、思想和愿望；尖锐复杂的阶级斗争与民族斗争，也程度不同地反映在“说话”中。 宋代“说话”已不像唐代主要限于宫廷、宫邸和寺庙的活动范围，它有了专门的演出场所，说明它完全职业化，“说话”艺人以“说话”为谋生手段。当时从事“说话”职业的艺人很多，《武林旧事》记载南宋临安的“说话”艺人将近一百名。他们一般出身于小商小贩、城市贫民，也有落魄的知识分子，其中还有妇女，甚至包括和尚、尼姑。他们有自己的组织，叫做“书会”或“雄辩社”。参加的人称为“老郎”或“才人”。“老郎”大约指艺人，他们在“书会”中互相观摩交流，提高“说话”艺术。“才人”大约指下层知识分子，从事于话本的编写。当时许多艺人的说唱艺术很精湛，吴自牧《梦梁录》记载南宋一些著名“说话”艺人“谈论古今，如水之流”，内容很丰富，讲得滔滔不绝。元朝人说元代的“说话”艺人讲说时，能“使观听者如在目前，谛听忘倦，惟恐不得闻”。南宋罗烨的《醉翁谈录》对“说话”的影响有一段生动的记述。“说国贼怀奸从佞，遭愚夫等辈生嗔”，讲国贼奸臣为非作歹，可以使愚蠢的人都要发怒。“说忠臣负屈衔冤，铁心肠也须下泪”，讲忠良被害，心肠硬的人也要感动得流泪。“讲鬼怪，令羽士心寒胆战”，讲鬼怪故事，求仙学道的人都吓得发抖。“论闺怨，遣佳人绿惨红愁”，讲男女爱情故事，多愁善感的女子就悲悲切切，哭哭啼啼。可以想见“说话”艺术已经达到相当高的水平。苏轼的《志林》早就记载北宋中期说三国故事的情况，小孩子听到刘备打败了就痛哭流涕，听到曹操打败了就拍手称快。《水浒传》第一百一十回还写到李逵在东京听说关云长刮骨疗毒的故事，大受感动。这些都说明了“说话”所具有的巨大的艺术感染力量。“话本”艺术从思想内容到语言和表现形式，都为市民阶层所熟悉和喜闻乐见。 “说话”不仅职业化，而且进一步发展到专门化。它分小说、讲史、说经、合生“四家数”，合生，带有更多的游艺性质，不重在说故事。其余三家都有话本。 小说，即短小的说话。它专讲较短小的故事，多取材于现实，一般一次讲完，所讲内容包括爱情故事、公案故事、英雄故事、神怪故事等等。由于跟听众的生活接近，又能当时知道结局，所以最受欢迎。它不光是说，而且还有唱。散文与韵文相间，散文用来叙述事件，韵文用来描绘景物、形容装扮、刻画心理、渲染气氛、转换情节以及表示作者的评价态度。小说又名“银字儿”，大约是因为其中包括用银字笙伴奏歌唱的缘故。我们较习知的《碾玉观音》、《错斩崔宁》即是代表。 讲史，篇幅较长，专门讲述历史故事。它又被称为“评话”、“诗话”、“平话”，“平”就是评论历史的意思，只说不唱。由于有说有评，所以称之为“评话”。它也说“新话”，如说南宋初年抗金名将岳飞、韩世忠等人的故事。讲史艺人中还有专门讲三国故事或 专门讲五代故事的，分工更细了。如《新编五代史平话》、《大唐三藏取经诗话》。由于历史故事的内容多，所以需要连续讲若干次，一次叫一回，以后就逐渐发展为长篇小说的章回体形式。 说经，是承继唐代的“俗讲”、“变文”而来，是讲宗教故事。有的穿插讲笑话或滑稽故事，又称为说诨经。 合生，是一种比较特殊的形式，可能是两人演出，一人随意指物为题，另一人应命即兴吟唱，有时或伴以歌舞，可能带些讽刺性质，好像不大侧重在讲故事。 “说话”的四家中，最主要的和最受群众欢迎的是小说和讲史，这两类话本小说，前者对后世的短篇白话小说影响极深，后者对明清历史演义、英雄传奇注惠颇多。而小说的影响又比讲史更大。 话本小说保留“说话”的形式，有一套较完备的体制，后来的拟话本小说亦如此。一般话本，尤其是“小说”类，一篇往往包括五个部分： (一)题目。用一句七言或八言句子表明正文故事，如《王魁负心》，题目是《王魁负心桂英死报》。 (二)篇首。以一首诗，或一首词，或一诗一词开头，用此点明主题，概括全篇大意。如同唐代“俗讲”的押座文、解座文一样，起着安定情绪和加深印象的作用。《简帖和尚》的篇首是一阕[鹧鸪天]词。 (三)入话。置于篇首之后，对篇首的诗词加以解释，然后引入正话。“入”即引，引入正题故事的意思。内容与正文故事或者类似，或者相反，或者略有关联，大体上是用以等候听众和集中听众的注意力。因为“入话”比起正文故事来无关紧要，随便听听罢了，所以又叫“要头回笑”，即“冒头一回”的意思。“笑耍头回”，是未入正文，先资笑乐之意。因为听众中多数是士兵、商贩，取其吉利，所以“说话”艺人又称“入话”为“得胜头回”。“听话者多军民，故冠以吉语曰'得胜’。”(鲁迅语)，有人把“说话”和“头回”区别开，恐怕都是正式故事前的一段引子，形式有所不同罢了。自身是一回书，亦可单独存在。在章法上起着承上启下作用，铺叙说明篇首与正话之间的关系。如《碾玉观音》，话本一开始引用了十一首春归诗词作为入话，再转入咸安郡王游春引出全部故事。这正是宋人“说话”的原始面貌，有说有唱。 (四）正话。即正题，主要故事，也叫“正传”。无疑，它是话本的主要部分，往往以较复杂的故事情节着力塑造人物形象，用生动的形象完成篇首、入话所点明的主题的表现。它的文字明显地分为韵、散两种。散文部分供说，是当时口语，用来叙述故事，刻画人物，生活气息浓郁，泼辣，有力，人物语言更能栩栩如生，尽摹当时人心人声，使人如闻其声、如察其情。韵文包括诗、词、骈文、偶句等，供念诵，也有少数作品是由演员唱的，主要用于静止地刻绘人物容貌、服饰，品评人、物，或描写评价一个重要场面，烘云托月，加强细节描写以补散文之不足，亦使行文起伏、迭宕、充满韵致。这种韵散相间的叙事描写方法，经过后世文人创造性地继承，成为我国古典小说一种传统的优秀笔法。 (五)篇尾。它与“正话”的结局不是一回事。它是附加的，往往缀以诗词或题目，有相对独立性。它直接由作者出面，总括全文大旨，对听众加以劝戒，往往联系现实，透露了说书艺人或话本小说作者干预生活的目的。如《志诚张主管》的篇尾就附了一首七言诗：“谁不贪财不爱淫？始终难染正人心。少年得似张主管，鬼祸人非两不侵。”明白地表现了劝善之意，且与题目相切。 宋元时期话本的数量很多。仅据南宋《醉翁谈录》、明代《宝文堂书目》和清初《也是园书目》的记载，已有大约一百四十篇小说话本的题目。但因遭到封建统治阶级的歧视和排斥，这些小说话本绝大部分已经散失。保存到现在的，主要见于一九一五年缪荃荪依据“影元人写本”刊印的《京本通俗小说》、明嘉清时洪椴编刻的《清平山堂话本》、明万历时熊龙峰刊印的小说，以及明末冯梦龙编刻的《喻世明言》、《警世通言》、《醒世恒言》。从《绿窗新话》、《醉翁谈录》等书中，还可以了解到某些失传的小说话本的故事梗概。 《醉翁谈录》中的“小说开辟”介绍了“说话”艺人的一些创作情况：“幼习《太平广记》，长攻历代史书。烟粉奇传，素蕴胸次之间；风月须知，只在唇吻之上。《夷坚志》无有不览，《绣莹集》所载皆通。……辨草木山川之物类，分州军县镇之程途。讲历代年载废兴。记岁月英雄文武。”《太平广记》是北宋初编辑的水说总集，收录从汉代到宋初的小说、笔记、野史等四百多种著述，保存了大量的古小说资料。《夷坚志》是南宋洪迈撰著的笔记小说集，内容多是神怪故事和异闻杂录，也记载了一些当时的市民生活。《琇莹集》已经失传，大约类似《青琐高议》、《绿窗新话》等书的性质，收集前人小说、故事的资料，以备“说话”艺人取材讲说。《醉翁谈录》这段活，大意是说“说话”艺人懂得的东西很多。幼小时就熟习《太平广记》，长大了又攻读历代史书。凡男女的生离死别故事，胸中蕴藏了许多，有关相思爱情的状况，在口头上能表现得细致入微。《夷坚志》、《绣莹集》上记载的故事，无不通晓。能辨别草木的分类，了解山川的特点，知道全国各州府县的方向位置、路途远近。还能依时代顺序讲各朝各代的兴衰，讲文臣武将、英雄豪杰的斗争经历。这一段话好像在介绍“说活”艺人必须具备的基本功。这里提到的《太平广记》、《夷坚志》等书，都记载了许多故事。话本作者往往从这些书中选取题材，再运用自己广博的学识和丰富的生活经验，对原有故事进行创造性的加工，表现新的内容和新的思想。话本作者也还相当广泛地直接从现实生活中取材，或者收集改编一些社会新闻和民间传说。由于“说话”艺人本身属于市民阶层，他们刘这个阶层很熟悉，因此许多小说话本逼真地描绘了市民的形象，深入细致地表现了他们的生活和思想。 小说话本描写得比较多的是妇女问题、爱情问题、婚姻问题和家庭问题。妇女在她们的爱情、婚姻等关系到她们切身利益、终身命运的问题上，与当时的社会制度、道德规范、传统思想、习惯势力，常常发生尖锐的冲突，甚至酿成悲剧，死伤人命。现实生活中这类事件屡见不鲜，因而引起社会上普遍的关切、重视，同时也就成了“说话”艺人说唱的一个重要内容。“说话”艺人不但反映妇女的不幸命运、痛苦遭遇，而且表现她们的反抗和斗争。在封建社会，妇女所受到的限制、压抑、凌辱、迫害最为深重，因而她们的反抗就最为坚强，斗争就最为勇敢。这又使得当时的人们非常感动，而“说话”艺人也便更多地描写坚强勇敢的妇女，男子在她们面前往往形见绌，显得胆小怕事，软弱无能。 小说话本《快嘴李翠莲记》就塑造的是一个敢于向既定统治秩序挑战、敢于蔑视封建礼教、敢于争取独立人格的光辉女性形象。《闹樊楼多情周胜仙》女主角周胜仙，在爱情的追求中就比范二郎还钟情，还坚强，但最终是范二郎酿成的悲剧结局。另一篇《碾玉观音》也是描写青年妇女的爱情、婚姻悲剧。不过，悲剧之所以造成，却不是由于封建礼教、封建婚姻制度和传统的观念、习惯，而主要是由于血腥残暴的封建统治和压迫。 描写妇女命运的小说话本，还有《简帖和尚》和《志诚张主管》比较值得注意。话本《错斩崔宁》，也涉及到妇女的命运问题。通过陈二姐的冤死，着重揭露封建官吏的昏庸无能，草营人命。全篇在“错”字上设计情节，先写造成冤案，后写昭雪冤案。而从冤案当中，使读者认识到封建社会的妇女，尤其是平民百姓的妇女，命运是十分可悲的。小说话本中反映妇女问题的作品比较多，写妇女大胆反抗和不幸遭遇的这类作品属于“烟粉”、“传奇”，即所谓“春浓月艳佳人胆”。而像《简贴和尚》、《错斩崔宁》等话本，则又属于“公案”故事一类。 “公案”故事的小说话本一般侧重在写清官断案。也有侧重在写作案人的作品。这一类作品往往歌颂劫富济贫的英雄好汉，即《醉翁谈录》所说的“月黑风寒壮士心”。《宋四公大闹禁魂张》，可算是这类作品的代表。 宋元小说话本在反映民族矛盾方面，有《杨思温燕山逢故人》。这篇话本把一对夫妻生离死别的悲剧放在金兵入侵的背景下来描写，而且突出渲染杨思温、郑意娘对故都、故国、故土、故人的无限思念。整个故事充满凄恻悲凉的气氛，都表现了当时人民普遍的反对民族压迫的情绪。 宋元小说话本由于时代的局限和统治阶级思想的影响，也有不少坏作品。如《拗相公》丑化、攻击王安石，反映了宋代大官僚大地主反对新法的顽固立场，《任孝子烈性为神》鼓吹封建伦理道德，《菩萨蛮》、《西山一窟鬼》等宣扬荒诞的神怪迷信，都属于封建糟粕。 宋元小说话本，以人民群众的口头创作为基础，经过长期的艺术积累，经过无数不知名的艺人、作家的反复加工、提高，创造了我国最早的白话短篇小说，广泛深入地展示了宋元城市社会的现实生活。它来自群众，又面向群众，表现了人民的思想愿望，歌颂了人民的反抗斗争。宋元小说话本产生在封建社会，不可避免会蒙上封建灰尘，它也有反动、落后的内容，但不是主流。 优秀的宋元小说话本，思想倾向鲜明，爱憎感情强烈，能抓住客观事物的本质特征进行具体生动的刻画描写。无论正面的歌颂或反面的揭露，都反映了作者视野的广阔，对现实生活认识的高度和深度。作品所描写的一般不是无关紧要的枝枝节节的问题，而是社会阶级斗争。话本作为容纳更多社会生活内容的白话小说形式正式创立、不断完善，我国古代叙事文学的现实主义艺术方法也日趋于成熟。宋元话本是从“说话”发展而来，因此它一般不作风平浪静的叙述，也极少孤立的、静止的心理描写，它大多是表现尖锐激烈的矛盾冲突，往往如火如荼，生死攸关，扣人心弦，激动人心。正是通过尖锐激烈的矛盾冲突，通过曲折的故事、紧张场面，话本刻画了众多典型人物的思想性格。 以情节取胜是话本一大艺术特色，由此形成我国古典小说艺术，表现的民族风格和我们人民的艺术欣赏习惯，就是重视故事性，从故事发展中去塑造人物和认识人物。 宋元话本的语言主要是人民群众口头的语言。即使从古书取材，也要把文言改变为白话。这样的语言，群众感到熟悉、亲切，它生动流利，具有浓厚的生活气息和强大的表现力。话本还运用民间谚语、俗语来增加人物故事描写的形象性、感染力。 这些思想艺术特点，当然也表现在讲史话本方面，但在最早被加工成为书面读物的小说话本方面表现得尤其突出显著。小说话本的故事简短，人物集中，情节事件比较单纯，又多是取材于当时现实土活，所以就“说话”艺人已有的底本稍微进行加工，便可以作为供给阅读的书面文学作品。 讲史话本，由于结构庞大，内容复杂，事件纷繁，人物众多，而很难一下子便加工为书面文学作品。白话长篇小说形式直到元末明初才初步定型，比白话短篇小说大约晚一二百年。现在见到的一些宋元讲史话本只是记述故事轮廓，相当粗略，语言也很不成熟，半文半白，似通非通。这当然不能代表当时讲史的艺术水平，因为它不过是给讲史艺人提供一个游说大纲罢了。 明初编纂的《永乐大典》有平话一门，收入平话二十六卷，其中当有不少宋元讲史话本。由于一九O0年八国联军的入侵，完整保存的《永乐大典》副本遭到帝国主义者的焚毁抢劫，这些平话就无法再见到了。现存宋元讲史话本主要有《新编五代史平话》、《大宋宣和遗事》和《全相平话五种》。 《东京梦华录》中有北宋“说话”艺人“说五代史”的记载，尹常卖是“说五代史”的著名艺人。《新编五代史平话》可能就是“说五代史”的一种底本。它分梁、唐、晋、汉、周五部，每部又分上下两卷，已残缺不全。它大致依据史书，叙述五代兴亡本末，描写军阀割据、连年战乱，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丁人民的苦难生活，也接触到民族矛盾的问题。其中有关黄巢、朱温、刘智远、郭威等人的故事，颇为生动活泼，是采自民间传说的。 《大宋宣和遗事》内容庞杂，文体也不统一，是杂抄各种旧籍拼凑成书的。全书分元、亨、利、贞四集，主要记述宋徽宗荒淫误国和“靖康之难”的经过。这一部分用的是浅近文言，可能采自讲史话本。而另一小部分记述梁山泊的故事，用的是白话，则可能采自小说话本，这是了解《水浒传》伐书过程的重要资料。 《全相平话五种》刊印于元代英宗至治年间( 讲史话本因为主要取材于历代史书、所以思想观点上不免受到封建阶级史学家的影响。谴责昏君佞臣，歌颂圣君贤臣。几乎是所有讲史话本的共同倾向，其中自然还包含着浓厚的天命观念和正统观念。又因为经过民间艺人的改编、再创造，所以它们也反映了人民群众的一些思想感情，如憎恶封建统治阶级的腐败昏庸和荒淫残暴，同情广大百姓在封建统治下的悲惨遭遇，痛恨外族的入侵和压迫，等等。 讲史话本虽然算不上书面文学作品，但它在把复杂的历史事件组织成联贯的、完整的故事、从史传文学与民间文学广泛汲取营养等许多方面，都为以后长篇小说的创作积累了经验、开辟了途径。 说经话本今存《大唐三藏取经诗话》，刊印于南宋或元代，叙述尤为简略，文字尤为粗糙，但已初步具备后来长篇小说《西游记》的规模，对了解《西游记》的成书过程有很重要的资料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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