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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当代作家莫言的眼里，翻译作品都是“翻译家嚼过的馍”。其实，译者只是先把馍嚼碎了，然后又做了一个馍而已。说白了，翻译就是个嚼馍、做馍的活儿。也许，很多译者自以为保留住了“原汁原味”，但此馍已非彼馍也。这一差异正是解构主义译学家们所极力强调的。从理论上讲，这样的非本质主义认识论无可厚非。可是在翻译实践中，本质主义翻译观仍然是无法抛弃的。对译者或读者来说，原作总是先在地隐含着主旨、人物、情节、叙事、风格、隐喻、意象、象征、反讽等丰富的艺术要素。这些要素构成了文学作品的结构性特征，是特定文本的“本质性”“规定性”内核。在翻译过程中，忠实于这些约定俗成的“本质性”“规定性”内核，应该是翻译原则或翻译伦理中的题中应有之义吧。 当下国内，几乎所有文学翻译人士都不得不自觉遵循翻译界的普遍做法，即严格按照原文的结构顺序“逐字逐句”翻译。“忠实于原文”仍然是不变的翻译法则。任何译作都要经得起中英文双语对照。眼下极少有人敢于效法近代翻译大家林纾先生，或是仿照美国汉学家葛浩文教授，对原作来一个斧削刀砍、快意恩仇了。几年前，笔者翻译T.S.艾略特的诗剧《机要秘书》时，个别地方略有游离，就被认真细致的编辑给逮了个正着。当然，译作是供中文读者来阅读的，“耐得住读”也是任何译者不能不时刻牢记的心法口诀。可以说，市面上的绝大多数文学译作都是上述理念做出来的一个个“馍”。有一百个译者，就有可能存在一百种“馍味”。对读者来说，“馍”的味道则更是言人人殊了。 一百多年前，翻译家严复曾发出过“译事难”的沉重感叹。大凡译者，莫不感同身受，而且各有各的难处。翻译福克纳，最难之处莫过于那些如幽灵般频现的繁复悠长的句式了。这些长句，乍一粗看，酷似剪不断理还乱的一团乱麻；细细考究，又如同难以破解的复杂密码，无情地挑战着译者的中文能力与翻译理念。翻译时，究竟是根据意群将长句截断、分成不同的短句，然后再用清晰晓畅的中文转译和传达，还是甘冒被读者指责为“生硬”“翻译腔”“食洋不化”的风险，保留那繁复悠长、回环往复的文体特点？真所谓鱼和熊掌不可兼得。“信”与“达”永远是一对纠缠不清的冤家。即使是在译界公认的名家名译中，也不难发现顾此失彼的蛛丝马迹。 例如，《干旱的九月》开头就是一个长句。福克纳使用了复杂缠绕、因果相连的意象与隐喻，将大旱季节里谣言的传播比作是在干草堆里扔进了一簇火苗。某翻译家的做法是将长句拆开，译成了三句：“九月的黄昏，残阳如血。整整六十二天没有下过一场雨。久旱后的傍晚，有一件事像燎原烈火迅速传播开来——这是一桩谣言、一个故事，你怎么称呼都可以。”从中文本身来看，第一句摘出原文的部分意象，译得言简意赅，干净利落，看了着实令人眼睛一亮。可是，这样急促的短句恰恰不是福克纳小说的风格，倒有点像是海明威的电报式文体了。此外，福克纳的繁复长句，如果不仔细咀嚼，还会在理解时出现语义上的偏差，从而导致误译、错译。某中译本第一段出现了这样的句子：“没有人知道究竟发生了什么事情；然而，人人似乎遭到袭击，受到侮辱，甚至有些担惊害怕。”显然，这位翻译家将谣言的内容，即女主人公被黑人强暴、侮辱之事，误解成一群白人听到谣言后，犹如个个被性侵、被凌辱了一般。 关于《干旱的九月》第一段，笔者是这样翻译的： 整整六十二天大旱无雨后，有一桩谣言，或者说一个传闻，不管你叫它什么吧，就像干草堆里扔进了一簇火苗，迅速燃烧蔓延，穿透了九月残阳如血的黄昏。那是关于米妮·库柏小姐和一个黑奴的事儿。什么强暴啊，侮辱啊，恐惧啊——就在那个星期六的晚上，人们聚集在理发店里，不清楚究竟发生了什么。天花板上的吊扇没有吹来清爽的凉风，而是不停地搅动着浑浊的空气，将一股股浓烈的洗发水和润发膏的陈腐味儿，还有人群中呼出来的污浊气息和身上散发出来的汗馊味儿，又源源不断地吹回到他们的身上。 “ARoseforEmily”可能是中国读者最为熟悉的福克纳短篇了。坊间大多将篇名译作“献给艾米丽的一朵玫瑰花”。只是这个译名太容易被误解了。实际上，这支“玫瑰”并不是某个恋人向艾米丽宣示爱情的浪漫玫瑰，而是葬礼上“我们全镇的人”用来追悼逝者、寄托哀思的丧葬之花。早年某翻译家的中译名“纪念艾米丽的一朵玫瑰花”比较切合原意。遗憾的是，后来不少选本都将“纪念”置换成了“献给”。其实，如果译成“致悼艾米丽的玫瑰”，可以重现复数叙述者“我们”对艾米丽这座“倒塌的丰碑”的挽奠之意，以及整部作品盖棺论定式的叙事蕴含。福克纳的原文标题只有四个简短的英文单词，真可以用成语“言近旨远”来形容了。每次看到两个中译本的标题（“献给艾米丽的一朵玫瑰花”“一支给埃米莉的玫瑰”），不禁使人想起板桥先生的诗句来：“删繁就简三秋树，领异标新二月花。” “TheBear”也是不少中文读者百读不厌的名篇佳作。不多的几个中译文取译名为“熊”，似乎没有体现篇名中定冠词“the”的特殊含义。如果直译的话，应该是“那头熊”，也就是作品中那头名闻遐迩、在很长时间里神龙见尾不见首的“老本熊”了。如果取译名“荒野老熊”，也许更加切合中文语境中约定俗成的表达习惯，而且还可以突出这个短篇与《去吧，摩西》中的同名章节（或同名中篇）并不相同的主旨内涵。这里不妨看一看福克纳在作品中是如何描述这头老熊的： 在老熊的名号下，奔跑着的甚至不是一头终有一死的动物，而是一个不合时宜的怪兽。它不屈不挠，不可征服，仿佛来自一个已经消亡了的古代，是古老荒野世界中的一个幽灵，一个缩影，一个神灵。渺小的人类蜂拥而至，带着愤怒、憎恨与恐惧开垦着荒野上的土地，犹如侏儒们围住一头昏昏欲睡的大象的脚踝忙碌着。而那头老熊显得孤寂，不可征服却孑然一身，没有伴侣，没有子女，永生不死——如同耄耋之年的普里阿摩斯失去了耄耋之年的妻子，却比他的所有儿子活得还要长寿。 “Wash”是当代作家余华最为推崇的福克纳短篇。余华早年最害怕心理描写，读完这个短篇后，自称从“我师傅福克纳”那儿学到了一手“绝活”。他说：“当一个穷白人将一个富白人杀了以后，杀人者百感交集于一刻之时，我发现了师傅是如何对付心理描写的，他的叙述很简单，就是让人物的心脏停止跳动，让他的眼睛睁开。一系列麻木的视觉描写，将一个杀人者在杀人后的复杂心理烘托得淋漓尽致。”小说中这个叫“Wash”的穷苦白人一向老实巴交，对主子玩弄自己的女儿一忍再忍，忍无可忍时杀了主子，而且杀人后显得若无其事。不过在小说的最后一刻，他的怒火终于爆发。他纵火焚烧了主人安置女儿与初生婴儿的马厩，举起割草用的镰刀向围捕他的人群冲了过去。如果音译成“沃什”或“沃许”，是四平八稳的译法。如果采用“增词法”译成“沃什的怒火”，也许更能增强作品中对比与烘托手法的艺术效果。“ABearHunt”也可以作类似的变通处理，如译为“猎熊趣闻”。有人译成“一次猎熊”，不仅显得生硬，而且也太不切合原作“套盒叙事”的幽默旨趣了。 从文学翻译的角度来看，时代的变迁，现代中文的发展，阅读语境的不同，文学理念与学术认知的变化，使“经典重译”势在必然，而且不可或缺！翻译理论家们常说，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译本；时过境迁之后，一些译本就会慢慢退出阅读舞台。他们还说，原作是永恒的，译作是短命的。因此，经典名著每隔三四十年推出新译本，应该是一个合理的做法，据说在国外也比较通行。福克纳写过的短篇小说有一百二十篇左右，被翻译成中文的仍然是少数。市面上的中译本也不多见，尤其是见到“一支给埃米莉的玫瑰”、“一次猎熊”这样的译名后，很让人有跃跃欲试的重译冲动了。 单就“ARoseforEmily”而言，眼下最好的中译文仍然是某翻译家1979年的首译。这个译文后来被收录在不同的选本中。兹抄录开篇第一段，供读者诸君赏析之：“爱米丽·格里尔生小姐过世了，全镇的人都去送丧：男子们是出于敬慕之情，因为一个纪念碑倒下了；妇女们呢，则大多数出于好奇心，想看看她屋子的内部。除了一个花匠兼厨师的老仆人之外，至少已有十年光景谁也没进去看看这幢房子了。”令笔者叹服的是，这位翻译家在“妇女们”之后增加了语气词“呢”，然后又使用了一个逗号，这一创造性的停顿将原文中的意境传达得极为生动而形象，这真是后无来者的神来之笔啊。 过去三十多年来，中国社会发生了巨大变化，对福克纳的译介与研究也几乎从零起点逐步走向深入，批评界对其作品的理解已经不可同日而语了。例如，随着叙事学理论的大热，批评界几乎都知道这个短篇中的复数叙述者“我们”是何等重要，而此前不少译本却当做可有可无的“赘语”给省略掉了。再如，短篇第一句是说艾米丽小姐去世了，镇上的人全都赶去追思凭吊。而“送丧”是一个带有浓厚中国文化色彩的词语。改革开放之初，让西方人去“送丧”或“送葬”似乎并无不妥。但三十多年来，我们对西方丧葬习俗的认知与描述已经形成了约定俗称的说法：“参加葬礼”。再把人家说得像国人一样去“送丧”，就有点时空错位的感觉了。 首译者有首译者的艰辛，重译者有重译者的困难。比如，结构单一、语义简短且与中文思维接近的句子，市面上不同的译本往往有诸多相似之处。此外，如何不受已有译本（尤其“经典”译本）的影响，译出自己的特色与风格，从而被读者、学界所认可，更是一件难上加难的差事了。不过，孔夫子早就说了，知道达不到这样的境界，但内心还是非常向往的。 关于《致悼艾米丽的玫瑰》第一段，我的译文如下： 艾米丽·格瑞尔森小姐去世了，我们全镇的人都去参加葬礼。男人们怀着某种敬意去瞻仰这座倒塌的丰碑，女人们则大多出于好奇，想窥一眼深宅老院的内貌。除了那个老黑奴——艾米丽的园丁与厨子外，镇里的人至少有十年光景没进她的家门了。 曾有翻译家在《中华读书报》上撰文说：忠实传神的译文谈何容易！此言甚是。再用“嚼馍”打个比方：把馍嚼得仔细，把馍做成像模像样的馍，谈何容易！对译者来说，费尽心机做出来的馍，还会遭到翻译批评家们无情吐槽，说你这个馍不是馍，而是串了味的中式馒头，变了味的西式点心。作为做馍的人，只能以“得失寸心知”来自我安慰，以“译艺无止境”来自勉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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