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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年后再被提起 朱洗在生物学界与童第周齐名、成就也不相上下，但当下的人们不仅不了解他的成就，甚至没有听过他的名字。 上海辰山植物园工程师、中国科学院植物研究所博士刘夙告诉记者，他因为学的是植物学，所以对于研究动物的朱洗不太了解。直至2012年到北京大学生命科学院做博士后期间，才对朱洗有了较为深入的了解。“我做博士后期间研究的是北大生科院的历史，因此看了一些讲述中国近现代生物学史的著作。” 2013年底，刘夙在参与写作中科院院士杨福愉传记时了解到，杨福愉曾与朱洗共事，又了解了朱洗的一些生活侧面。 “他是一位被遗忘的科学家。”将“生物学丛书”重新出版的新星出版社编辑秦千里这样对记者说，著名作家叶永烈将朱洗列为古今中外最重要的百位科学家之一，但他们为编辑这套书，在搜集资料时发现有关朱洗的资料非常少，多是他的同事和学生的纪念文章。比较完整的只有由陈阜写的《朱洗》一书。 直到近些年，朱洗才引起了研究者的关注。在了解朱洗的过程中，给刘夙印象最深的是，中科院研究员薛攀皋写的一篇聂荣臻保护朱洗“过关”，免受政治迫害的文章；另一篇是中科院自然史研究所副研究员熊卫民写的，关于上世纪50年代朱洗反对将麻雀列为“四害”的文章。这是2000年前后的事了。
他不是书斋里的科学家 熊卫民主要从事中国生物学史及生物学家研究，多次到一些生物研究所，拜访老一辈科学家的学生、家属等，历史厚厚的灰尘渐渐拂去，朱洗更为清晰和多面的形象进入到视线中。 “之前我没有以朱洗为研究对象，但现在会将他作为一个重点关注对象。”熊卫民随后写了几篇有关朱洗的文章，比如《1950年代的消灭麻雀运动》及《朱洗和》等。 朱洗有着那个时代的科学家的许多优秀品质。做研究非常勤奋和专注，生活俭朴。薛攀皋对熊卫民谈起过朱洗的一件轶事。有一次，他和贝时璋等在合肥火车站等朱洗。一个戴着草帽、挽着裤腿、嘴上叼了根烟的“老农”走了过来。薛攀皋看了好一会儿，才认出那就是朱洗。 但是，朱洗决不是一个书斋里的科学家。“朱洗关心政治，关心社会生活，活动能力很强，并且敢提意见。”熊卫民说。 朱洗在法国受到无政府主义思想影响，他还翻译过无政府主义的名著克鲁泡特金的《互助论》。写科普书，以及在家乡浙江临海办勤工俭学的学校，培养人才，都是受此思想影响的结果。 在2万多字的《1950年代的消灭麻雀运动》一文，熊卫民论述了这一事件的前因后果，麻雀如何从最初的“四害”之一到停止消灭的过程。在“消灭麻雀”指令下，大科学家如华罗庚、钱学森等都是积极响应者。 首先提出对麻雀实施“缓刑”是朱洗，1956年8月23日～28日，中国动物学会在青岛举行第二届全国会员代表大会。朱洗第一个发言，他从法国的经典著作《自然界的奥妙》说起，提到弗里德里希大帝下令除灭麻雀带出的不良后果，再叙述了美国纽约以及附近城市、澳大利亚为扑灭害虫从国外引进麻雀的成果，最后得出结论：“……除了某些季节是有害的，其他时候都是有益的。”历经几年，最终证明朱洗是对的。 朱洗研究的是基础科学，但在上世纪50年代后，他也做起了应用研究。有扎实的基础研究，联系生产实际时朱洗也游刃有余，最为人称道的印度蓖麻蚕引种驯化、家鱼人工繁殖两项成果解决了生产中的重大实际问题，对国民经济生产影响巨大。
链接 朱洗，1900年出生，1920年赴法国勤工俭学。为赚学费他曾做过翻砂工、车工、汽车修理工和搬运工等，5年后，朱洗考入法国蒙彼利埃大学，师从巴德荣学习生物学，并获得博士学位。巴德荣是法国科学院院士，长期从事动物卵细胞生理研究，以培育出世界上第一只“没有父亲”的青蛙而闻名于世。 朱洗是巴德荣的得意学生，当时法国凡是知道巴德荣的人，也都知道朱洗。许多年之后，法国科学院在纪念巴德荣百岁诞辰时，还提到了朱洗这个卓越的中国学生，继承和发展了巴德荣的工作。 1932年回国后，在实验条件不好及生活动荡中，朱洗依然坚持科学研究。最终于1961年成功培育出“没有外祖父的癞蛤蟆”，解决了国际生物学界争论了几十年的人工单性生殖的个体是否具有生殖能力的难题。 朱洗于1955年当选为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1958年当选为第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1962年因病去世。
战火中历经十年创作而成 “生物学丛书”第一辑6本，即《人生蛋与蛋生人》《我们的祖先》《重女轻男》《雌雄之变》《智识的来源》《爱情的来源》，从1934年开始由文化生活出版社陆续出版。第二辑两本《维生素与人类健康》《荷尔蒙与人类之生存》，也都在1949年出版。 从朱洗的自序中可知，他能完整写这样一套书是有多方面因素的。 在法国读书时，朱洗就有写科普书的计划，因工作和研究繁忙，“只能偷闲准备，作点滴的准备”。上世纪30年代，朱洗与文化生活出版社的巴金等人相交甚厚，参与了出版社的事务，计划出文化科学丛书，朱洗承担了“生物学丛书”的撰写任务。 朱洗曾说：“本丛书编辑的目的是要使学术大众化，要把那些深藏于实验室、专门著作、图书馆和博物馆里的生物知识，循着发展的次序，由浅而深，由简而繁，用畅达明确的文笔，写成系统丛书，可作青年学生的课外读物，亦为其他科学所不可少的参考书。” 以此可以看出，朱洗对这套书的写作是有整体的思路，事实上，每本书有不同的主题，但又是连贯的，从生命的起源、人类的起源说起，到生物的生殖、两性的形态和区别，然后到生物的心理 、情感及人的智力和情感等。 不过，文化生活出版社的这一出书计划，最终也只有朱洗完成的这套100多万字的“生物学丛书”。然而其创作过程，却不免令人唏嘘。 从1937年朱洗开始写第一本，到1946年第一辑全部出齐，历经10年，而这正是中国社会最动荡、最不稳定的时期，也跨越了整个抗战期间，有段时间朱洗更是因困顿寄住在朋友家，他描述当时的情形：“陈家老太太十分慈仁慷慨，竭诚相待，供我膳宿，不取分文，历三年之久。在这一期间，我写了三本书，并完成了蛙卵人为成熟的研究和蚕卵分裂节奏的分析等几种比较重要的工作。” 在1942年逃离上海到家乡后又忙于办学兴医，陈阜在《朱洗》中介绍，“他只是利用一些暇余时间和每晚坚持写作五六百字，来完成这一集的”。 朱洗的科普创作也得到了非常高的评价。国内学者钟少华在《科普：中国现代化的先导》一文中说：“中国近代百年的科普作品桂冠，笔者认为应献给朱洗院士。” 自从上世纪50年代之后的半个多世纪来，“生物学丛书”没再重新出版。作为出版人，秦千里关注民国知识分子及他们写的书，发现了朱洗这位被忽视的大科学家及其创作的科普书。非常幸运，秦千里在孔夫子旧书网上买齐了这套书，通读之下，感觉非常有意思，就决定出版。
每本都有一个清晰的主题 对于这样一套80年前的科普书，读者首先关心大概是内容是否过时、是否适合当下阅读。 刘夙坦言：“公允地说，科学发展这么多年，书中不免有个别地方过时了。”他进一步解释，比如生物学微观上的进展，是以DNA双螺旋结构的发现的分子生物学的建立为标志的。此后很多生命现象（比如性别的快定）都可从基因层面解释。 刘夙认为出版这套书，除了有科学史和科普史研究的意义之外，可能更多地具有文化史的意义，“这样的科学文化在民国年间，只能由上海这样的大城市孕育出来；没有这一部分文化的研究，对民国城市文化的研究就是残缺的。” 不过，熊卫民认为，尽管书中一些知识现在看来不新了或者与现在的说法不一致，但整套书更呈现出朱洗“是一位很有思想的科学家”。 “朱洗在书里介绍了包括他本人在内的生物学家在不同历史时期所研究的问题及问题的演进，他们的研究方法，他们的思考过程，以及相关科学研究的推进过程。”熊卫民解释，如此看来，朱洗不是简单地回顾前辈研究的问题或相关领域的贡献，而是在撰写生物学思想史。“而书中提供了很多有趣的案例，对于科学哲学的研究，亦有重要意义。也因此这套书很好读，现在读来也很有趣。” 朱洗在总序中说：“从前，人类创造科学；今后，科学教导人类。”显然他所说的科学不仅仅是指科学知识。“朱洗不仅在写科普，还在提问，更像探索。”熊卫民认为，“他关注的许多问题仍为当下所继续讨论，如感情的来源、利他性的来源等。” “在民国那个逐渐现代化的年代，很多年轻人追求自由，愿意了解‘人是怎么来的’这种在传统社会氛围中讳莫如深的问题，但又不知道去问谁。”刘夙认为，显然，《蛋生人与人生蛋》就以他们的需求为中心，击中了这些求知若渴的新青年的痛点。其他几本也同样。 “每本书都有一个清晰的主题，并且都抓住一个大家关心的问题，很有逻辑性、条理性地把它的各个方面都论述清楚。这种写作方法有点类似于英国剑桥出的The Cambridge Companion（《剑桥指南》）系列。”刘夙说。 秦千里学历史出身，他认为“书中引经据典，思路很发散，也很开阔。可以说这是一套贯穿着人文精神和思想的科普书”。 “这套书更大的意义是发现了朱洗，即让这位大科学家走近公众视野。”秦千里最后说。 《中国科学报》 (2015-04-10 第10版 读书)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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