写作曾让我感到羞愧

写作曾让我感到羞愧

刘荣书

　　最初的羞愧来自于若干年前。那时我刚刚尝试写作，将生活中的点滴感悟用不成形的文字记录下来，抄写在稿纸上，投寄到杂志社去。我盼着某一天我的文字也能变成铅字，那会带给我巨大的成就感——那并不是出于一种虚荣的诉求，而是庸常日子里对于奇迹降临的一种守望——就像一道闪电，或一束光芒。

　　村里人起初并不知道那退回来的厚厚信封里装得是什么。书信在当时仍是一种司空见惯的东西。只言片语的退稿信让我欣喜若狂。在物质匮乏的年代，它比收到任何礼物都更让人激动。为此我乐此不疲。

　　直到有一天，村子里一个家境优渥的青年，当了我的面，说出了一句令旁人匪夷所思的话。直至今日，我仍记得他脸上那古怪的，有些不屑，又有些嘲讽的表情——他说出的那句话，正是我写过的一篇小说的题目。那篇小说不久前刚被我投寄了出去。在村子里，除了我母亲，没有人知道我在写小说，即使我母亲，当我躲在幽暗的屋子里，于纸上胡乱涂抹时，她也只会说些善意的调侃的话，比如：上学时不好好下功夫，如今呆在家里写这些东西有啥用——她也未必知道我在写小说。或许她根本就不知道世上有小说这种东西。那个青年人的话，当即让我感到羞愧。他说出了我写下的一个小说的题目，那么便说明他看过我的小说。他看过那一笔一划抄写在稿纸上的文字。他窥见了我的秘密，洞察了我公然裸露在纸张上的情感。

　　他看到那小说唯一的途径，只能是当退稿信寄回到村子里时，他曾将那厚厚的信件打开来过。我曾无数次想象过这样的情形：他们用一只竹签将信封肆无忌惮地挑开，类似赤身裸体的我被他们玩弄于股掌之中。他们又是一个在村子里比较显赫的家族，父亲在村里是个有身份的人，开了一家小卖店。每日里去他家闲逛的闲杂人等络绎不绝。他们把那手写的稿件在手中传递，或用阴阳怪气的腔调朗读我写下的某一个句子，从而引发一阵阵轰然的哂笑。他写了些什么？他写这些东西做什么？他们笑过之后，说不定会面面相觑发出这样的质疑……对于这样一种场景的想象，让我感到羞愧的同时，更多的是惧怕。

　　我感觉受到了伤害。认为自己被人抓到了嘲笑的把柄。但写作本身带给我的乐趣，却并未让我因此止步。只是每次到那家小卖部去取信件时，心里会更加忐忑。那家的店主人，一位一脸淡漠的中年女人，总会无来由地多看我两眼。我从她手中接过信件，那些信件经历了邮路的颠簸，信封大多已破损不堪，似乎包藏不住任何秘密。有的信件的封口公然拆开着。我接过那些信，匆匆走开。

　　后来我便找到了一种抵御羞愧的办法，我在每封投稿信的末尾，都会写下这样一段话：不能刊用，不用退稿。

　　我抄写稿子的稿纸，大宗的信封，都是家兄送我的。他还曾送过我价值不菲的邮票，到现在还未用完。我每次抱了一摞信件，跑到邮局去投递时，总会事先在家里把信封下端的地址划掉，写上我村子的地址。写得一丝不苟。然后用胶水把封口粘牢，再用枕头压实。邮票要等到了邮局估完价之后，再贴在封口处。这样做的目的，是为了稿件不会在邮路中散失，或是被人私自拆开——这样做的目的，也是为了节省在邮局滞留的时间。我害怕在那里遇到认识我的人。

　　退稿信果然是少了起来，但没了外界的回应，总会令人怅然若失。我最初的写作，终是在一种羞愧的心境中戛然而止。

　　如今我仍然纠结于青春期莫名的苦闷与孤独之中。每个在村庄里蜗居过的青年，或曾都与我有过同样的际遇和情绪。村庄里的人事像蚕蛹，将一颗年轻的心层层包裹。我从未热爱过我曾寄身的村庄，未曾热爱过它的炊烟以及落日。自然也未曾在笔下歌颂过它，一次也未曾有过。这种情绪直到今天，也不能弥散与消解。如今想起来，村庄曾带给我伤害吗？其实不然，那小小的羞愧实在不值一提。直到今天，我才想清楚了一个简单的道理：这负面的情绪，只因多年来对书籍的不弃与阅读。文字如涓涓细流，冲刷着那层包裹我的荚壳，让我与外部世界有了间接的沟通与联系，从而具备了审视的目光，敌对的情绪，以及怀疑的能力。

　　有一段时间，我不再写作。除去劳作之外，整天无所事事，活得比周围任何一个人都要正常。对于一个正常的乡下青年来说，他正常的生活无外乎是结婚、生子、喝酒、赌博、滋事。我也过着这样一种生活。但时不时地，某种孤独与颓废的情绪会像幽灵一样控制了我。我庆幸的是，对于阅读的热爱，始终贯穿着我那一段的生活。文字堆积在内心，就像泉水暗自在地下蓄积力量。终有一天，它再次冲破生活的荚壳，让我拿起笔来重拾写作。

　　退稿信少之又少了。那时的杂志社也很少退稿。寄给我的，倒多了些样刊与稿费。更为庆幸的是，样刊与稿费这种东西，邮递员也不再送到个人家中去了，而是统一寄放在村部。由村部专门安排一个鳏居的老头，负责通知收信人。

　　这样，一种更为强烈的羞愧感便再次困扰了我。那老头对工作尽职尽责，每天早晨天刚亮，他便要打开村部的扩音器，用抑扬顿挫的声音，呼叫着收信人的名字。呼叫一遍还不算，还要喊上两遍三遍，直至所有的信件都被收信人取走。在他高亢的呼叫声中，我名字被广播的频率超过了村子里任何一个人。我每次去取信，都见他站在村部的门口，身披一件夹袄，手中拿着一摞信件。他的身边站着几个或数个早起的村人，正逐一将我的信件在手中传递。那被传递的信件，自然有在邮路中损坏的，也有人为拆开的。在当时的情境下，我更不会再村子里订阅报刊杂志，每一份刊物都不会完好无损地抵达我的手中——曾经的“羞愧”是隐秘的，它只在小氛围内生成。那种因猜疑而引起的羞愧或许还未波及到内心，便可消散。而今，通过这声讯的传播，我写作的秘密被公之于众。在村子上空扩散，甚而波及到我周围的村落。

　　有人开始叫我“作家”。在农村，这是一种比较古怪的称谓。让人联想到一个满脸穷酸，一无是处的人物。我在村子里是个比较守规矩的人，自认为没有做过任何被人嘲弄的事。但我隐秘的写作，显然成了一个笑柄。对于我的朋友，熟悉或喜欢的人，这样叫也就叫了。但对于那些我不熟悉或不喜欢的人，这种称谓却让我感到极度的不适。它类似于一个绰号，一个人们对于某个有着“无聊趣味”的人，黏贴的一个低劣标签。

　　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我没有任何写作上的朋友，我厌烦他们把写作这件事情夸大，那举止在我看来，有些轻浮，又有些标榜。每当他们夸夸其谈时，我总会羞愧难当。我是他们的同类，但我不愿意承认是他们的同类。我自认为写作是一件隐秘的、属于个人的行为。是隐在黑暗中的，属于自我的倾诉，一种泪流满面的低语或呢喃。而不应在公开场合抛头露面，更不应被局外人提及并当做笑料。我蜗居在村子里，更愿意做一个隐秘的写作者。每当听到一些写作者的消息时，从旁人口中，我总会嗅闻到一种被讥诮的语气，便更加戒备起来———我不想自己深爱的东西，在别人眼里一钱不值。

　　写作成了我身体的暗疾。因此我始终处在一种封闭游离的状态中。如今也是。我忌讳有人在大庭广众之下，提起我的写作。比如去参加某个饭局，那个饭局上全部是生意人，和混世的公务员。有朋友对那些陌生人这样介绍我说，这是滦南县的著名作家。这种介绍顿时会让我如芒在背，面对陌生人略显疑惑的审视，却只能报以羞愧而尴尬的微笑。

　　这奇怪的感受，大概源自于敏感而脆弱的内心。我固执地认为，这是一种间接的伤害。写作换不来局外人对你的尊重。所以我也不屑地认为，不要在某些场合提起我写作者的身份，那是我一个人的秘密，与旁人何干！

　　我仍旧要提到村子里那个负责收发信件的老头，每当我到村部去取信件时，他看到稿费单，总会羡慕地对我说，又来钱了呀！他讨好的语气让我稍感安慰。但那微不足道的稿费，对于一个畸零人来说，或许有着该羡慕的理由。但在世俗眼里，仍会成为一种被讥诮的把柄。人们所崇尚的，一直，并只能是某个一夜暴富的人，或某个攀附了权贵的人。所以我从不肯对人提及我隐秘的写作。那种受到世俗价值评判的写作，不能给边缘写作者带来尊严的写作，又何必去承认它，提及它呢！

　　如今，我仍在徒劳地写作。隐秘而孤独地写作。在生活的困顿与庸常中，这是我不多的乐趣，也是一直要持续下去的理由。但随着年龄的增长，那种羞愧感似乎正在慢慢减弱下去。闲暇时我呆在家里，在周围嘈杂的环境中，以一种幽闭的状态书写我的故事。在对故事的虚构中，我得到了局外人难能得到的快乐——我自由地建构我的世界，我的王国。修筑我的城堡，我的家园。我开疆拓土，攻城略地。我有改变他人命运的权利，也能让一个人深陷绝望时，让他看到前路的光明……

　　——但那种莫名的羞愧，仍会在我的内心时时出现。它像一个幽灵，或像一种暗疾，让我在某些场合感到无所适从，手足无措。觉得无形中会再次成为被人嘲弄的对象。

　　出于这样一种不健康的心态，所以说我从不愿承认自己写作者的身份。

　　我更愿意承认自己是一个卑劣的叛徒，一个卧底的特务。不接受任何人的指令，在生活中潜伏下来，以一种悲观的、怀疑和逼视的态度，揣测并窥伺着我周遭的世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