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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8年的大跃进年代，上海音乐学院顺应时代需要提出了“民族化”、“群众化”的口号，很快学院成立了一个“小提琴民族化实验小组”，成员中有何占豪、丁芷诺、沈西蒂、俞丽娜等。《梁祝》的作者之一陈刚回忆说，为了向国庆十周年献礼，“实验小组”决定搞一个小提琴协奏曲，在报选题时组长何占豪因为熟悉越剧，就报了一个《梁祝》，不过他心里也没底，在大家唯恐主题不昂扬、不激进的特定时期，他偏偏选了一个柔性题材，这不仅显示了一种魄力，还冒了很大的风险。没想到学院党委书记、副院长孟波并没有随大流，就圈了一个表现爱情的《梁祝》。 《梁祝》的创作，是在管弦系领导的直接关心和指导下进行的，从小就在越剧旋律中成长的何占豪，从越剧尹派唱腔中“妹妹啊”以及《白蛇传》的音调中提炼、发展成爱情主题和《楼台会》主题。但是，交响音乐创作是一种复杂的精神劳动，决非一个业余组织所能胜任的。所以当进一步创作遇到瓶颈时，院领导就决定派作曲系高材生陈刚与何占豪合作完成这首献礼作品。《梁祝》的初稿只写到英台哭坟与投坟徇情为止，首次试奏结束时在场的领导和师生都觉得“憋屈”极了，一时低头无语。孟波及时提出：让梁山伯与祝英台的形象再美好些，再亮些，应该要写“化蝶”，这是爱情的升华，也是一种浪漫的、更为强烈的中国式反抗。之前实验小组有人觉得化蝶有宣传封建迷信的嫌疑，孟波本人曾解释说：“艺术中的浪漫主义是人们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不能把它与迷信等同起来。”很快，实验小组着手修改，很快就完善了音乐结构上的首尾呼应与一气呵成。陈刚说，孟波先生的这一圈一点，对《梁祝》的诞生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 《梁祝》这只美丽的蝴蝶诞生不久就飞出了国门，飞到世界各地。有人称：“有人的地方就有华人，有华人的地方就有《梁祝》。” 1960年，陈刚毕业后留校任教，但十年动乱中《梁祝》被指责为“每个音符都蘸着反党的毒汁”，陈刚被关进学院的牛棚。孟波呢，因为圈定创作《梁祝》而被“炮轰”，有人批他“比杀人犯还杀人犯”。 十年动乱结束后，小提琴协奏曲《梁祝》重返人间。大约在1978年6月的《文汇报》一角发布了消息：当晚八点，《梁祝》将解禁播放。这天晚上，成千上万乐迷或曾学过小提琴的听众守侯在收音机旁。 其实，早在1972年尼克松访华的第二天，美国波士顿的一家电台就专门播放和介绍了《梁祝》。在海外反华势力最猖獗的时代，无论国际、国内政治形式如何风起云涌，《梁祝》这只美丽的蝴蝶都不可阻挡地穿越了国界，飞到海外。很多老外不知道梁山伯与祝英台是何许人，只能译为《蝴蝶的爱情》或更加香艳的《蝴蝶情侣》，梁祝的故事催人泪下，又被称为“中国的罗密欧与朱丽叶”。 陈刚说：“1981年我到美国访问，朋友告诉我，很多对中国比较陌生的西方人对大陆印象的改变就是从《梁祝》开始的。他有一位美国朋友的孩子本来想学法律，听了《梁祝》后被征服了，转而研究东方文化。有两位素昧平生的台湾夫妇请我吃饭，就因为在台湾听了更名为《徇情记》的《梁祝》，女士还特地摘下戒指——她的手都拍痛了。” 《梁祝》解禁后的声望达到高峰，就在前几年，《梁祝》的发行量已逾1000万张(盘)——这当然是“不完全”统计，因为还有难以统计的盗版! 音乐美学认为：喜剧是把美的东西呈示给你看，而悲剧则是把美的东西撕开给你看，所以也就更加牵动人心，荡气回肠。《梁祝》是中国人的蝴蝶，它凝结了中华民族的想象力与对生命的礼赞，同时也确定了一种纯粹的价值观。《梁山伯与祝英台》，不仅抒发了中国人的情感，同时也感动了整个世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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