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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传统文化的现代价值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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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布时间：2014-02-27 浏览次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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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剑 党的十七届六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深化文化体制改革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指出：“文化是民族的血脉，是人民的精神家园。在我国五千多年文明发展历程中，各族人民紧密团结、自强不息，共同创造出源远流长、博大精深的中华文化，为中华民族发展壮大提供了强大精神力量，为人类文明进步作出了不可磨灭的重大贡献。”并强调：“优秀传统文化凝聚着中华民族自强不息的精神追求和历久弥新的精神财富，是发展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深厚基础，是建设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的重要支撑。” 全面正确地认识中国传统文化，加强对优秀传统文化思想价值的挖掘、阐发和传承，维护民族文化基本元素，促进民族文化的创新发展，是实现中华文化繁荣复兴的重要基础，是提升国家文化软实力、增强中华文化国际竞争力和影响力的战略举措。 一、文化、传统与中国传统文化 文化是一个比较模糊的概念。广义的“文化”是指人类社会发展过程中创造出的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的总和，即所谓的物质文化和精神文化。狭义的“文化”则多指意识形态领域里的内容，包括语言文字、宗教信仰、风俗习惯、文学艺术、道德观念等，也就是所谓的精神文化。 文化是人类社会特有的现象。文化是人改造自然、改造社会，进而也改造人自身的活动。人创造了文化，文化也创造了人。一方面，文化不过是“人化”， 即人按照“人”的需要和理想改变人以外的世界，以满足人生存发展的需要。一块天然的岩石不具备文化意蕴，但经过人工打磨成为一件石器或艺术品，便注入了人的价值观念和劳动技能，从而进入“文化”范畴。因此，文化的实质性含义是“人化”，是人类主体通过社会实践活动，适应、利用、改造自然界客体而逐步实现自身价值观念的过程。另一方面，文化又是“化人”，即人按照“人”的需要、价值和理想优化、美化和完善自身，把人的品质、思想和行为方式等提升到优雅、完美和高尚的程度。人是“文化的动物”，正如西方哲学家卡西尔说“人是符号的动物”。人改造自然，创造语言、神话、宗教、艺术、科学等符号系统，使人生活在符号的意义世界中；人创造自己特有的生存和生活方式，包括风俗习惯、行为方式、社会结构（伦理、政治、法律）、价值观念；人创造人特有的精神世界，极大地拓展了“人”的理念。所以，人是生活在自己所创造的文化之中的，是生活在自己的精神世界里的。物质生活并不能保证人的幸福，因为幸福是一种精神感受。人的幸福感、归属感来自于精神文化生活。 在汉语系统中，文化的本义就是“以文教化”，表示对人的性情的陶冶和对人的品德的教养。《周易·贲卦·象传》：“观乎天文，以察时变；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这段话里的“天文”，即天道自然规律；“人文”，指人伦社会规律。治国者须观察天文，以明了时序之变化，又须观察人文，使天下之人都能遵从文明礼仪，规范行为，塑造人格，形成良好的社会风尚。 所谓传统，指的是世代相传的文化习俗。传统具有历时性和广泛性的特点，它是人们历经千百年的生产生活实践中形成、选择和积淀下来的经验和观念，又是一种反应了人类生存发展的基本规律、具有广泛的适应性、为大多数人沿用的文化模式。一般认为，传统是“过去时代留下的文化”，这种观点是不全面的。因为传统不是静态的积淀物，而是动态的价值取向。传统是保留在现代人记忆、话语和行动当中，对现在仍然起作用的那一部分过去。也就是说，传统是一种精神观念传承的过程，是肇始于过去、表现于现在、直达未来的一种精神趋势和存在。一种文化现象一旦成为传统，必定是在社会组织及人的心理结构中有着强大生命力和潜在影响力的东西。这些业已积淀为人的普遍心理和生理素质的因素，时刻在规范、支配着人们未来的思想、行为。传统是现代开拓和成长的因素，是现代发展的一种资源。 一个民族要有传统。传统构成了我们的文化记忆，使我们获得了有别于他人的特殊品质。传统是一个民族得以延续、得以生长的根脉，它把我们和本民族久远的历史连接起来，使我们感受到自己是一棵有根的大树上长出来的枝叶，而不是现代化潮流之下的浮萍。保护我们的传统，就是保护我们的未来。 传统文化是文明演化而汇集成的一种反映民族特质和风貌的民族文化，是民族历史上各种思想文化、观念形态的总体表征。中国传统文化是指居住在中国地域内的中华民族及其祖先所创造的、为中华民族世世代代所继承发展的、具有鲜明民族特色的、历史悠久、内涵博大精深、传统优良的文化。中国传统文化是以儒家思想文化为基线，涵括道家文化、佛教文化等其他各种思想文化内容的有机的文化体系，它是中华民族几千年文明的结晶，是中华民族的集体记忆与精神家园。 在中国传统文化产生和发展的过程中，农业文化是基础，它决定着中华民族的生存方式，塑造着中华民族文化的自身。中国是世界农业的发源地之一。古代社会东部为农业区，西北部主要是游牧区，由此使中国传统文化中农耕文化与游牧文化并存又相互补充。东部的农耕经济占优势，这是中国传统文化赖以生存和发展的主要经济基础。中国传统文化强调“以农为本”、“重农轻商”，从而形成了辉煌的农业文明。 在长达两千多年的中国封建社会里，儒家思想一直占据着正统地位，对中国文化发生着广泛而深刻的影响。可以说，儒学是中国传统文化的思想主流。道家文化在传统文化中的地位和影响也是不容忽视的。儒家讲究刚健、有为、进取的入世精神，道家则偏重于柔顺、无为、潜隐的出世精神。它们相互对立，又相互吸收融合，共同影响了中国古代社会的发展和中华民族性格的形成。佛教文化在东汉时期从印度传入中国，佛教以人生为苦，把追求人生的解脱作为最高理想，以其独特的思维方式和生活方式影响和改造着中国的学术思想、道德观念、艺术审美、风俗习惯等。经过转化的佛教文化与儒家文化、道家文化一起成为中国文化的三个重要源流。 中国的传统文化具有四个方面的突出特征：一是延续性。在世界文明史上，古埃及、古印度、古巴比伦与中国被尊为“四大文明古国”，然而前三个古代文明或因异族入侵而中绝，或因部族冲突而衰落消亡，文化出现了大幅断层，有些文字至今不能识别。唯有中国传统文化虽历经磨难，却能数千年一脉相承，表现出无与伦比的延续性。二是统一性。中国传统文化是汇聚了中国区域内各民族文化的统一体。即使在内忧外患的危急关头，在政治纷乱、国家分裂的情况下，它仍能保持完整和统一。这一特征在世界任何民族文化中都极为罕见。三是伦理性。中国人以家族为社会生活的中心，血亲意识构成社会意识的轴心，宗法式的伦理道德长久而深刻地影响着人们的行为规范。整个传统文化体系呈现出一种伦理道德至上的价值取向与文化精神。第四是实用性。中国的学术文化、科技文化、物态文化、精神文化都可以称为“经世致用之学”，都是以“究天人之际”为出发点，落脚点是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以求在现实社会中实现其价值。 “国民之魂，文以化之；国家之神，文以铸之。”文化是民族的血脉和灵魂，是国家发展、民族振兴的重要支撑。它像流淌在人们生命肌体内的一条难断的血脉，能把人们的心灵联结在一起；它像一台播种机，能在民族的生存和发展中孕育创造的力量。在人类历史上，不少曾在经济、政治和军事上落败的民族，靠着顽强的文化生命力历经磨难而绵延不绝。那些拥有璀璨文化并充分展示了文化力量的民族和国家，必将在人类社会发展史上留下绚丽的一笔。当今时代，文化越来越成为民族凝聚力和创造力的重要源泉，在综合国力竞争中的作用愈加凸显。 二、中国传统文化的基本精神 一种绵延不绝、生生不息的古老文化，必有其丰富而又深刻的精神内涵贯穿其中，并成为其生命的坚强支柱。中国传统文化在长期的发展过程中，形成了一些优秀的精神内涵，这些文化精神长期受到人们的尊崇，成为中国人生活行动的最高指导原则，在历史上起到了推动社会发展的作用，是历史发展的思想基础和生命源泉，这就是中国传统文化的基本精神。 中国传统文化的基本精神实质上就是中华民族的民族精神。这种民族文化精神可以从中西文化的差异性中表现出来。 （一）天人合一 中西文化在对人与自然的关系的认识上有很大的差异。中国文化认为人与自然的关系应该是和谐统一的，而西方文化则认为人与自然是对立的，强调人要征服自然、改造自然。西方的文化经典《圣经》中说，上帝创造了世界，为了管理这个世界，上帝又按照自己的形象创造了人类。本来人和自然的关系相处得很好，但是由于人类的始祖亚当和夏娃人偷吃了智慧树上的果实，受到上帝的惩罚，被逐出伊甸园。从此，人类只能在与自然的斗争中自食其力。这里包含着西方人对于人和自然的关系的体认。西方人认为，人是站在自然之外的，有统治自然的权力；人与自然是敌对的关系；人要在征服自然、改造自然的斗争中才能生存。 中国文化起源和发展于农业文明。中国古人在农耕实践中需要研究天与人的关系，以“天时”而授农耕时序，由此引发了中国文化对人与自然的关注。在人与自然（天）的关系上，中国古代的儒家和道家的基本观点是一致的，就是强调天人和谐、天人合一。道家主张“任自然”，老子认为“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老子·第二十五章》），自然法则是最高法则。庄子强调顺应天性，“不以人助天”，追求“天地与我并生，而万物与我为一”的境界。儒家经典《周易》中的卦象都是对自然现象的抽象。《周易·系辞下》：“古者包牺氏之王天下也，仰则观象于天，俯则观法于地。观鸟兽之文与地之宜，近取诸身，远取诸物，于是始作八卦，以通神明之德，以类万物之情。”即从自然现象的体认中揭示社会人生的玄机。《易传·文言》中提出了“与天地合其德”的思想，强调人要与自然界相互适应、相互协调。虽然中国古代有过荀子“明于天人之分”和“人能胜乎天”的思想，但这种把人与自然分裂、对立起来的观点并未占主导地位。到了汉代，董仲舒提出“天人感应”的思想，把天、地和人看作是一个全息同构的体系，一切社会结构、政治现象都与天相对应；人的道德观念、思想感情也是依天意而安排的，天人相通，互相感应。董仲舒的“天人感应”说把天人合一的思想推向了神秘和极端，虽然其中有谬误，但客观上也使中国古代天人合一的自然观的地位得以牢固地确立。 对比中西文化对人与自然的关系的认识，我们可以看出中国传统文化中天人合一的观点体现了以下基本思想：人是自然的一部分，是自然系统中不可缺少的因素之一；自然界有普遍规律，人也要服从这一普遍规律；人性即天道，人的道德原则与自然规律是一致的；人生的最高理想是天人的协调，与天地精神相往来，达到天人和谐统一的境界。自然的发展与人类的发展是互相影响互相作用的，人们应根据自然的变化来调整并规范自己的言行。纵观中国的历史，天人合一思想不仅影响制约着政治，同时也影响了当时的社会生活，因而它是古代文化思想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也是中国传统文化精神的主要内容之一。 天人合一的思想包含有一定的唯物因素，促使着人们去研究自然，从而推动了中国古代科技的发展，在天文历法、算学和中医学等领域取得了巨大的成就。同时，也促使人们从自然界吸取美感，以自然界的某些现象作为原型进行艺术加工，给生活带来美的享受和高雅的情趣，对我国古代器物以及书法、绘画、文学作品、饮食文化、园林建筑等方面产生十分重要的影响，这从中国山水花鸟画、山水田园诗的兴盛以及对画成“神品”、乐成“天籁”、巧夺天工、物我合一、情景交融等艺术境界的追求中都可以看得十分清楚。 （二）刚柔相济 在比较中西文化的差异时，有人认为，西方文化是主动的，中国文化是主静的；西方文化是刚性的，中国文化是柔性的。但是哲学家张岱年反对这种观点，他认为中国文化的主流是刚健有为、自强不息的；中国文化中虽然也有主静阴柔的一面，但这种文化倾向在中国文化中一直处于从属的地位。刚健有为是中国文化的基本纲领，处理各种关系的人生总原则。张岱年的观点有一定的道理，但并不全面公允。中国传统文化具有辩证的思想，一直贯穿着刚柔、动静、有为与无为等一系列相互对立又相辅相成的思想。儒家的刚健有为、积极进取精神，与道家的“知雄守雌”、“柔弱胜刚强”的思想，共同构成了中国传统刚柔相济、动静有常、进退有据的文化精神。 中华民族刚健有为的民族精神，集中体现在《周易·大传》中的两句话中。这就是“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地势坤，君子以厚德载物”。“自强不息”是积极进取的精神；“厚德载物”是博大宽容的精神。这种刚健有为的民族精神，体现为“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的入世开拓精神；“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高度社会责任感；“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的大丈夫气概。《周易·系辞》中还有一句话：“天地之大德曰生。”“生”就是进取、创造。刚健有为、自强不息的思想，集中反映了中华民族朝气蓬勃、奋发向上的顽强生命力，表现了中华民族百折不挠的开拓精神，反抗恶势力的斗争精神，完善自我的进取精神以及在日常生活中的勤劳刻苦的美德。中华文化延续了几千年而没有中断，靠的就是这种自强不息精神；中华民族屡遭异族入侵而不可屈服，靠的也是这种自强不息精神。 与儒家刚健有为的思想相辅相成，道家主张清静无为。但是这种“无为”却不是消极遁世，而是以退为进，从而“无为而无不为”的一种人生策略。老子是一个辩证法大师，他常能从事物的正面看到它的反面，又能从反面找到解决问题的方法。老子主张“柔弱胜刚强”，他以水为喻：“天下莫柔弱于水，而攻强者莫之能胜，以其无以易之。弱之胜强，柔之胜刚，天下莫不知。” （《老子·第七十八章》）水是至柔的，但滴水可以穿石。所以他认为为人处世要谦虚谨慎，甘居柔弱，又譬之如水：“上善若水。水善利万物而不争，处众人之所恶，故几于道。” （《老子·第八章》）他以“不敢为天下先”为人生三宝之一，主张“知其雄，守其雌” （《老子·第二十八章》），虽有雄健之势，却居于雌柔之地。这其中包含着丰富的人生策略和人生智慧。 如果说儒家学说和思想对民族文化的社会秩序、礼法习俗等表层结构起决定作用的话，那么道家思想则沉淀于民族文化的深层结构，对中国人的心理、民俗等方面产生不可替代的影响和作用。特别是道家“无为而治”、“恬淡虚静”等思想对士人阶层的生活、心态的影响，是不可估量的。儒家救世，道家救心。中国士大夫总是走着入仕以儒、出世以道的路线，“达则兼济天下，穷则独善其身”，在行时进取时，总是提倡治国平天下的儒家思想；在失势退隐时，便津津乐道于老庄之学，修身养性。在中国传统文化中，道、儒两家一阴一阳、一柔一刚、一静一动、一退一进，以其鲜明的个性差异，各自为中国传统文化建构了一个支点，以其巨大的创生力和支撑力，塑造了中国传统思想文化的两大主流，犹如长江和黄河。 （三）中庸和谐 西方文化比较重视事物的分别与对抗，而中国文化比较重视事物的和谐与统一，这又是中西文化的一大差异。中国传统文化的最高境界是和谐，追求人际和合、天人和合、身心和合是中华民族的最高理想。儒家重视“和”的原则，强调“和为贵”。孔子提出“和而不同”（《论语·子路》），虽有不同，但可以包容。即把差异和矛盾当作一个统一体中的固有内容来看，在矛盾的同一性和斗争性中，同一性更为根本，而对立和差异总是包含在统一与和谐之中的。老子从哲学角度讲：“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万物负阴而抱阳，冲气以为和。” （《老子·第四十二章》）“一”是道，“二”是阴阳，阴阳交合，即生为“三”。这个化生万物的“三”，就是“和”。老子解释说，万事万物都有“阴”和“阳”两种属性，即所谓“负阴而抱阳”；阴阳二气相互冲突激荡，交互影响，彼此消长，从而达到一种平衡状态，生成和谐之气，即所谓“冲气以为和”。这种阴阳调和而形成的“和气”，则是万物生成和转化的本因和依据，万事万物在和谐中生成，在和谐中变化，在和谐中发展。中国古代哲学强调“阴阳”，除了韩非这个极端主义者之外，很少人讲“矛盾”。因为“阴阳”是可以调和的，是可以相互交融以达到平和状态的；而“矛盾”必须导致斗争和分裂，是不可以调和的。 中国以和为贵的和谐精神，体现在很多方面。在人与自然的关系上，认为人是自然的一部分，大自然是人赖以生存的基础，所以反对天人对立，主张天人合一；在人与人的关系上，注重和睦相处，相互尊重，相互理解和关心，形成友爱互助的人际关系；在民族之间的关系上，主张天下一家，协和万邦，热爱和平，反对侵略。孔子讲：“礼之用，和为贵”（《论语·学而》），孟子讲：“天时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孟子·公孙丑下》）。中国文化中，儒道互补，儒法结合，儒佛相融，佛道相通，儒道佛三教合一，不同地域文化融合统一，这些都是中国文化和谐精神的体现。 既然和谐是最高境界，那么怎样才能达到“和”的理想呢？儒家认为，要持“中庸之道”。“中”，指事物的“度”，强调“执中”和“适度”，即“不偏不倚，无过不及”，“执其两端而用其中”（《中庸》）。办任何事情都要有一个标准，不能超过这个标准，也不能达不到这个标准，而应该是完全合乎标准的中正不偏，准确适度无过无不及。事物对立的两端是客观存在的，对于对立的两个方面，正确的态度是“允执其中”。《中庸》中说：“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和也者，天下之达道也。致中和，天地位焉，万物育焉。”达到中和状态，宇宙万物和人类社会便各安其位，各得其所了。《中庸》把中庸之道作为做人必须达到的一种境界：“极高明而道中庸”。孔子强调要达到中庸的境界，就必须注重自我修养，要克制自我、严以律己、宽以待人；行忠恕之道，推己及人。中庸之道渗透于中国的政治、文化和社会生活的各个层面乃至中国人的人格塑造和价值取向上，其表现形式具有相当的普遍性。中庸思想的特点有三个方面：一是调和折中的处理方法；二是温良和顺、忍耐性强的人格特征；三是重安定、忌动荡的社会心态。中庸思想的正面效应有三个方面：一是辩证看问题的思想；二是主张和平，知足常乐的生活态度；三是刚柔相济，有理有节的处世之道，达到行为有致和社会有序。 和谐中庸的思想，体现了中国人的处世之道和生存智慧，也培育了中华民族的群体心理。经过长期的历史积淀，和谐精神逐渐泛化为中华民族普遍的社会心理习惯，如政治上的“大一统”观念，经济上“不患贫而患不均”的平均主义思想，文化上的天下一家情怀，为人方面的“中行”人格，文学上的“大团圆”结局，美学上的“以和为美”的审美情趣等。和谐思想是东方文化的精髓，它规范了人们的行为，平和了人们的心理，维护了社会秩序的和谐稳定，对中国社会长期的稳定和发展起到了积极作用。 （四）人文伦理 中国传统文化贯穿着“以人为本”的人文精神。中国传统文化认为，在天地人之间，以人为尊；在人与神之间，以人为本。中国自孔子起就有超越宗教，“敬鬼神而远之”的基本文化精神。因此，与西方出现过漫长的神本主义宗教历史不同，在中国历史上，不仅宗教神学从未占主导地位，而且诸如佛教、伊斯兰教、基督教等外来宗教也无一例外地被儒家的人文精神所同化。中国传统文化的发展始终围绕着人，以人为中心，以人为根本，侧重于人与社会、人与人的关系以及人的心性修养问题，形成了一种伦理本位的人文精神。 中国文化的人文伦理精神体现在个体生命上，表现为注重个人的德性修养。与西方近代资产阶级人文主义追求个体的民主自由、个人权利的人生价值不同，中国传统文化的人本主义则注重个人的责任与义务，具有浓重的道德色彩。中国文化的儒、道、佛三大思想体系，本质上都是人生哲学，都是以人生价值目标和意义的阐明、个人心性和人格的完善为核心的。儒家“四书”之首的《大学》，为士人的自我修养列出了八个步骤：诚意、正心、格物、致知、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这“八目”中的中心环节是修身。因为诚意、正心、格物、致知是工夫，目的是为了修身，即所谓“内圣”；齐家、治国、平天下则是修身的必然结果，即所谓“外王”。修身是立身之道，也是立国之道。“内圣外王”是中国古代知识分子的最高理想。传统文化中的这种道德伦理，强调个人是处于各种人际关系中“伦理”的人，体现道德原则的人。道德完善作为一种人格的追求，作为一种优良的素养，使深受传统文化熏陶的士子具有一种积极向善的品格。 中国文化的人文伦理精神体现在社会关系上，表现为以宗法制度为基础的“家国同构”的社会秩序。西方社会是以个人为本位的社会，中国社会是以家族为本位的社会。因为农业依靠的是以血缘为基础的家庭式集体劳作的生产方式，这种生产方式决定了中国的社会结构方式。中国传统社会的支柱是宗法制度及家族制度，在结构体系上是“家国同构”。这种结构的基本构架是：家庭——家族——宗族——国家。家与国的对应关系可以用“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的“三纲”和“仁、义、礼、智、信”的“五常”来概括。这种家族文化派生出对祖先的崇拜意识；尊老重孝，由孝入忠的社会意识；重视血缘关系、地域关系、亲情关系的宗族意识；家长意识和君主意识相结合的权威意识。以家族为本位的宗法等级关系渗透到国家政治、经济、文化生活的各个领域，成为中国传统文化结构的主线和轴心。宗法制度和家族制度的影响，造成了中国社会在价值取向上的“伦理至上”观念。与西方文化相比，中国文化是一种伦理型文化，体现着一种泛道德主义的人文特点。这种伦理至上的文化特征派生出和特点是：具有一整套尊卑分明、等级有序的身份取向机制；道德的法律化，即通过礼制来规范社会行为，形成重人治、轻法制的社会格局；重名份、重面子的社会习俗与社会心态；重义轻利与重道轻器的价值取向；以人为本和人道主义倾向等。 中国文化的人文理想体现在政治理想上，表现为“民为邦本”的民本主义精神。《尚书》中就有“民惟邦本，本固邦宁”的说法。孟子提出了影响中国几千年的“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的著名观点，成为历代开明统治者维护统治的座右铭。荀子也主张民为邦本，他的君舟民水的比喻，传之久远，是历代为政者必修的一课。唐代开国君主李世民更是深谙民贵君轻之道，认定“君依于国，国依于民”。这种民本主义思想，作为在自然经济条件下，以人治为特征的对人民在社会生活中的作用的强调，对统治者适当放松压迫的呼唤，虽还不是民主思想，没有否定君主专制，甚至是君主专制的一种补充，但毕竟还是有一定的进步意义的。 除了以上列举的内容之外，中国传统文化基本精神还应该包括：“经世致用”的务实作风；“天下为公”的社会理想；主张统一、反对分裂的爱国思想；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的责任意识；淡泊明志、君子慎独的自警意识；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忧患意识等。这些具有精神价值的东西，经过数千年的积淀，形成了我们民族的风骨和气度，培育了我们民族的品格和精神，既是历史发展的内在动力，也是我们建设新文化的宝贵资源。 三、中国传统文化的现代困境与中西文化论争 中国传统文化是为人类的发展作出杰出贡献的文化体系。中国文化的产生与发展经过了三个历史阶段：第一个阶段是公元前5世纪至公元前1世纪，从春秋战国到秦汉时期，是以中原黄河流域文化为主体的融合时期，中原华夏文化与四夷文化交融，即与东夷、西戎、南蛮、北狄、百越相融合，奠定了以汉文化为主体的中华传统文化的基础。第二个阶段是自东汉及唐宋元明清各代，中国文化由北向南扩展，进入了全面发展时期。这一时期，儒学发展到宋明理学阶段，形成包括宇宙观、认识论和社会历史学说在内的系统理论，同时，儒道佛三家合流，以儒家思想为内核的中国传统文化达到了鼎盛时期。这一文化走向海外，冲击着朝鲜、日本、越南以及东南亚，形成了东亚和东南亚文化圈。在近代以前，中国传统文化独领风骚，以自身的力量创造出人类文明发展的一个高峰。据不完全统计，17世纪前世界创造发明的总量中，75%是由中国首先作出的；中国的四大发明为资本主义的兴起奠定了技术上的基础。然而在近代以后，中国文化发展的第三阶段，中华文化与西方文化发生激烈的冲突，传统文化与现代化的矛盾一直延续到我们今天。 任何一种民族文化，都是产生于特定的自然条件和社会历史条件之下的。从地理环境看，中华民族生活于一种半封闭的、高度稳定状态的东亚大陆性地域，东南濒临大海，西北横垣沙漠，西南耸立高山，与西方地中海沿岸的民族生存环境有很大的不同；从生产方式上看，中国文化根植于农业社会的基础之上，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在中国有几千年的历史，这与中亚、西亚的游牧民族，工商业比较发达的海洋民族相比也有很大的差异；从社会组织结构看，宗法制度在中国漫长的历史长河中成为维系社会秩序的重要纽带，专制制度在中国延续两千年，这在世界历史上是罕见的。半封闭的大陆性地域、农业经济格局、宗法与专制的社会结构，这些因素相互影响和制约，形成了一个超稳定的生存系统，也孕育了伦理型的中国传统文化。在与西方现代文化接触之前，中国的四邻没有第二个可以与其分庭抗礼的文化中心。这种情况的长期存在，使中国人在心理上产生很大的错觉，认为中国便是世界的中心，是普天之下文化最发达的国家。这种华夏中心主义的思想统治了上下两千年的中国人的思想，一直到1940年鸦片战争，依靠科学技术和工业革命崛起的现代西方文化用坚船利炮轰开了中华帝国闭关锁国的大门，中国这个东方巨人才如梦方醒。 中国有五千年文明史，但近代以来，我们经历的却是“五千年未有之大变局”！鸦片战争以前，由于中国文化的稳定性，虽然国内历经战乱和元、清时代蒙古、满族入主中原，但中国封建经济结构和政治制度没有受到过有力的冲击，文化根脉没有断裂。从鸦片战争开始，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向中国发动殖民战争，中华民族不仅遇到了通常意义上的“亡国”、“亡天下”的民族危机，而且遇到了封建经济结构和政治制度解体的危机，以及与之相联系的传统文化的危机。 一部中国近代史，是一部屈辱的历史。西方强势文化的“冲击”，必然带来被动的“反应”。这种反思经历了“器物——制度——文化”三个层面的逐步深入的过程。首先，一批睁开眼睛看世界的人认识到，我们之所以落后挨打，是因为“器物”不如人、技不如人，于是提出“师夷长技以制夷”，“中学为体，西学为用”，开始洋务运动。但是，到了甲午战争，有了洋枪轮船的我们，仍然一败涂地，而且败给了日本。于是有人认识到，不是“器物”不如人，而是“制度”不如人。这样就有了戊戌变法，可是变法搞了一百天，就夭折了；虽然后来有辛亥革命，清帝下台了，但北洋军阀仍然换汤不换药，袁世凯仍然想当皇帝。于是，人们认识到，变“制度”还不行，根子在“文化”上。所以，爆发了“五四”新文化运动，开始了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反思与革新。 近代以来，思想界围绕中国传统文化进行了多次论争，各种观点纷纭复杂，但大体上可以概括为四种类型：一是国粹主义的“中体西用”论，二是照搬西方的“全盘西化论”，三是持调和折衷立场的“中西互为体用”论，四是主张发扬民族的主体精神，综合中西文化之长，创造新的中国文化。 “中体西用”即洋务运动时提出的“中学为体，西学为用”。这种观点认为中国传统的名教纲常、孔孟之道用是立国之本，是永远不能动的“体”；西方的先进科技只是可以学习利用的“用”。由于“中体西用”论旨在维护封建制度，所以它很快就随着洋务运动的失败而失败了。 “全盘西化”论片面夸大传统文化与现代化的对立，认为中国要实现现代化，就必须抛弃中国的传统文化，从根本上接受西方的价值观和整个文化模式。这是一种文化虚无主义的观点，而且也是不符合历史事实的。因为世界上任何一个民族的文化都积淀着精华和糟粕两个方面，没有哪一个民族的文化纯属精华或纯属糟粕，每一个民族文化的发展都必须在更新自己文化传统的基础上实现。 “中西互为体用”论也是将中西文化二元对立、将文化的“体”和“用”二元对立的文化观。中西文化融合，并不是两种文化系统机械地拼凑在一起，并不是中体与西体相加，中用与西用相加。文化融合不是杂乱无章的，而是有其根本原则的，这个根本原则就是“体”。这个根本原则、这个体，就是我们进行文化融合和现代化的立足点。既然是立足点，它就是独一无二的，要么立足于中国文化或其某种因素，要么立足于西方文化，而不可能既立足于前者，又立足于后者。因而，“中西互为体用论”是难以成立的。 “综合创造论”认为：应该抛弃中西对立、体用二元的僵化思维模式，排除盲目的华夏中心论和欧洲中心论的干扰，在马克思主义普遍真理的指导下和社会主义原则的基础上，以开放的胸襟、兼容的态度，对古今中外文化系统的组成要素和结构形式进行科学的分析和审慎的筛选，根据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实际需要，发扬民族的主体意识，坚持“古为今用，洋为中用，批判继承，综合创造”的方法，经过辨证的综合，创造出一种既有民族特色又充分体现时代精神的高度发达的社会主义新文化。 实现中国传统文化的现代化并不是对传统文化的改头换面，也不是中西文化的简单拼凑或西方文化的单纯移植，而是在吸收和继承古今中外一切优秀文化遗产的基础上，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实践中创造新的文化。它是现时代中华民族新的民族精神的凝结，是中华民族自我形象和民族性格的重新塑造的过程。所以“综合创造论”是符合中国文化建设的实际的。 统观近代以来，在与西方现代文化的反复比较和冲撞中，有些人认为中国传统文化是阻碍国家发展进步的力量，于是传统文化成为批判的矛头所向。经过一个多世纪的冲刷和洗礼，中国传统文化发生了某种程度的动摇，核心的价值体系、符号系统正在或者已经处于边缘化状态。从国家意识形态到国民教育体系、从精英阶层的主流话语到市井语言，都显示出某种传统的缺失，道德颠覆、信仰缺失、精神空虚、理想淡化的现象不同程度在存在，主流文化价值系统受到了挑战。 另一方面，冷战结束后，美国等西方强国文化扩张势头强劲。他们依靠经济、军事、科技和文化的强大优势，处处强加于人，企图以自己的意识形态一统天下。随着西方文化产品的多渠道大量输出，西方社会的政治理念、价值观念、意识形态和生活方式，或公开或隐蔽地推销到世界各地，“西方文化中心”论甚嚣尘上。一些人特别是很多年轻人的生活方式、思维方式、行为方式、价值观念不断受到侵蚀，本土文化、民族传统受到极大影响，许多民族语言、艺术品种濒临灭绝，极大地削弱了人们对民族文化的认同。 所以，如何看待我们的民族文化，又成为这个时代需要我们认真思考和重新审视的问题。我们既不可盲目自满，更没有理由盲目自卑。我们要认识到，当前面临的真正问题，是如何面向世界、面向未来、面向现代化，实现传统文化的现代化。近代史上落后挨打的事实告诉我们，我们的文化是有缺陷的。1904年梁启超在《新民丛报》上写道：“而我则郑和以后，竟无第二之郑和。”李约瑟在撰写《中国科技技术史》这一巨著时，曾经感叹中国人民在历史上创造了那么多世界第一，而令他更为感叹的是，为什么近代科学技术革命没有发生在中国。“梁启超问题”和“李约瑟问题”也说明了我们的文化是有问题的。中华民族正处在伟大复兴的重要阶段，我们必须有清醒的文化认识。既要认真挖掘中国传统文化的精髓，以便把我们的优秀文化贡献给人类社会，又要认真反省我们文化的缺陷，以便更好地吸收世界其他国家和民族文化的精华，并且适应现代经济社会发展的要求，给中国传统文化以现代诠释和解读，使之产生新的生机和活力。 四、中国传统文化的现代价值 传统文化是一条绵延不绝的历史长河，贯穿过去、现在和未来。作为一个民族理性、智慧的积淀，传统文化对现代人的生存和发展总是有着多方面的启迪。在今天全球对话的现代化背景下，要继承和发展中国传统文化，并适应现代化建设的需要而建设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新型文化，就必须充分认识和发掘中国传统文化中的现代价值，这也是我们了解、学习和发掘传统文化的内在根据所在。 一个民族的文化在世界上是否具有影响力，要看它是否能够为解决人类面临的共同问题提供新的思路和价值支撑。现代社会，人类面临着人与自然的冲突所造成的生态危机、人与社会的冲突所造成的社会危机、人与人的冲突所造成的道德危机、人与自我心灵的冲突所造成的精神危机、各个不同文明之间的冲突所造成的价值危机。这五大冲突和五大危机时时刻刻在困扰着我们的社会和我们每一个人，尽管社会的物质财富极大丰富，尽管人们的生活水平日益提高，但是人们还是感到困惑和迷茫，焦躁和烦闷，压抑和忧虑，孤独和自卑，感到精神空虚、心浮气躁，感到无所适从。解决这些矛盾冲突和危机，我们很难从西方文化中寻找到答案，而中国传统文化恰恰可以在这方面为我们提供一些有价值的借鉴和帮助。 （一）“天人合一”思想在处理人与自然关系中发挥协调作用 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天人合一”思想主张人不能违背自然、超越自然界的承受力去改造、征服、破坏自然，而只能在顺从自然规律条件下利用、调整自然，使之更符合人类的需要。这种思想为解决当今人与自然的关系提供了一条非常有意义的思考路径。西方文化在近300年间对人类社会发展产生了巨大影响。但时至今日，我们已经看到由于人类对自然的过量开发和无情掠夺，严重威胁着人类自身的生存。造成这种情况，不能说与西方哲学中天人二分的思想没有关系。西方哲学曾经长期把精神和物质看成是各自独立的互不相干的范畴，在现实关怀上满足了人们的需要，但于终极关怀却无能为力，使人们仅仅为最大满足形而下的现实需要而贪婪的掠夺自然资源，造成了生态环境的严重破坏，给人类的生存带来危机，因而使西方的一些思想家不断反思批判其文化问题，中国文化越来越受到西方重视，许多西方思想家敏锐地指出，只有中国传统文化才能克服西方文化的危机。中国古代朴素的“天人合一”思想理念对现代西方的极端个人主义及生态危机等社会病而言是一剂有效的良药，因此作为传统文化现代价值体系中的重要组成部分理应受到更多的关注。 （二）“中庸和谐”思想在处理社会、国家和民族的关系上发挥现实作用 中国传统文化贵和谐，尚中道，不仅重视人与自然的和谐，还特别重视人与人之间的和谐统一，提倡以“和谐”为最高原则来处理人与人的关系、国家民族间的关系，并通过对中庸原则的体认和践履，去实现人与人、人与社会间的和谐与平衡，化解人间的冲突与紧张，缓和人际关系。中国人很早就提出构建“人人相亲，人人平等，天下为公”的理想社会。作为这一思想的延续，我们今天提出构建“和谐社会”，就是要建设一个民主法治、公平正义、诚信友爱、充满活力、安定有序的社会，实现物质和精神、民主和法治、公平和效率、活力和秩序的有机统一。中华民族历来爱好和平，注重亲仁善邻，讲求和睦相处。中国人在对外关系中始终秉承“强不执弱”、“富不侮贫”的精神，主张“协和万邦”。孔子提出“和而不同”的主张，对于解决当今不同国家与民族之间的纠纷，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在不同国家与不同民族之间，由于文化、宗教信仰、价值观念上的不同必然会引起各种矛盾和分歧，“和而不同”的原则，虽不能解决当今社会存在的人与人之间关系的全部问题，但作为调节人与人之间关系的准则，扩而大之到民族与民族之间、国家与国家之间的和谐相处，无疑是有意义的。今天，中国高举和平、发展、合作的旗帜，奉行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坚定不移地走和平发展道路，既通过维护世界和平来发展自己，又通过自身的发展来促进世界和平。中国坚持实施互利共赢的对外开放战略，真诚愿意同各国广泛开展合作，真诚愿意兼收并蓄、博采各种文化之长，以合作谋和平，以合作促发展，推动建设一个持久和平、共同繁荣的和谐世界。胡锦涛主席在2005年的联合国讲话中提到争取一个“和谐世界”， 在2006年的上海合作组织峰会上，在致词时提出“共建和谐地区”，同年，在亚信会议上又提出共建“和谐亚洲”，显然“和谐”成为我国对外政策的核心思维。 （三）“刚柔相济”精神在现代化进程中发挥推动作用 “刚柔相济”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主体精神。“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天势坤，君子以厚德载物”。既有刚健有为、自强不息的进取精神，又有知雄守雌、以柔克刚的韧性力量。中华民族之所以能在五千年的历史进程中生生不息、发展壮大，历经挫折而不屈，屡遭坎坷而不馁，靠的就是这样一种发愤图强、坚忍不拔、与时俱进的精神。中国人民在改革开放中表现出来的进取精神，在建设国家中焕发出来的创造热情，在克服前进道路上的各种困难中表现出来的顽强毅力，正是这种刚柔相济精神的生动写照。中华民族生生不息的力量源泉还在传统文化应时而变、不断革故鼎新的精神。《周易·系辞上》：“日新之谓盛德，生生之谓易。”“易”就是变易，就是革新、运动和发展。《周易·系辞下》：“易之为道也屡迁，变动不居，周流六虚，上下无常，刚柔相易，不可为典要，唯变所适。”因此，在现代化的趋势下，要知变、应变、适变，适应形势需要，不断改革创新，与时俱进，推动发展。 （四）“人文伦理”价值随着时代的发展进行现代转化 中国文化作为一种伦理型文化，其传统思想中的许多核心价值观念都是在封建专制制度和农业经济条件下产生的，与西方现代文化相比，固然有其落后的一面。但是，这些思想在现代社会有些是可以进行转化的，如果我们将这些传统思想赋予现代内涵，仍然可以成为我们今天的思想精髓或者核心价值。例如“三纲五常”，其“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的封建专制主义的等级秩序关系是我们必须反对的，但对于“五常”，则可以进行现代转化：“仁”就是我们今天讲的同情与慈悲；“义”就是公正、公平；“礼”就是人与人沟通的最基本的文明礼貌；“智”就是智慧；“信”即诚信。这些都是中国人安身立命的最基本的价值。这些价值与西方文化的价值观是可以进行对话的。西方标榜所谓“人权”、“自由”、“民主”是“普世价值”。但中国文化中的“仁爱”、“礼义”、“和谐”也应该是世人所尊奉的价值。要注重自由，就不能不注重正义；注重理性，就不能不注重同情和慈悲；注重人权，就不要忘记责任；注重法治，那么人与人之间关系的和谐，互相尊重、文明礼貌也必须注重。 五千年悠久灿烂的中国传统文化，为人类的文明进步作出了巨大贡献。中国传统文化历来以博大的胸襟面向世界，因兼容并包而丰富多彩，因推陈出新而永葆活力，因特色鲜明而远播四方。今天，中国传统文化更是在整个人类社会发展中处于重要的地位，发挥着重要的影响。1988年，一些诺贝尔奖得主在法国巴黎发表宣言，指出“人类要在21世纪生存下去，必须回首2500多年前，去汲取孔子的智慧。”在联合国大厅里，赫然写着中国先哲“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的格言。当今国际社会，日益显出弘扬中国传统文化的现代价值。 五、中国传统文化的传承与创新 当今世界正处在大发展大变革大调整时期，世界多极化、经济全球化深入发展，科学技术日新月异，各种思想文化交流交融交锋更加频繁，文化在综合国力竞争中的地位和作用更加凸显。如果说20世纪上半叶的主流是军事竞赛，20世纪下半叶的主流是经济竞争。那么，21世纪的主流则是文化的竞赛。文化的碰撞、交流、融合对人类的作用，可能超越军事、政治、经济、意识形态乃至民族与国家。谁占据文化发展的制高点，谁拥有强大的文化影响力，谁就能够在激烈的国际竞争中赢得主动、占得先机。越来越多的国家认识到提升文化竞争力的重要意义，并试图从文化的角度思考国家战略。而提升我国的国家文化影响力，传承和创新中华民族文化是一个必不可少的重要途径。在坚持传承优秀传统文化的同时，又对传统文化进行创造性地改造和转换，通过传承使文化深深扎根中华大地，通过创新使文化焕发出崭新的生机和活力，通过文化的传承创新，整合资源、凝聚意志、形成共识、提振精神，从而为国家、民族生存和发展提供强大而持续的精神动力。 （一）培养高度的文化自觉和文化自信。 文化自觉和文化自信是推动文化繁荣发展的思想基础和先决条件。文化自觉主要指一个民族在文化上的觉悟和觉醒，包括对文化在历史进程中地位作用的深刻认识，对文化发展规律的正确把握，对发展文化历史责任的主动担当。文化自信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对自身文化价值的充分肯定，对自身文化生命力的坚定信念。费孝道先生说：“生活在既定文化中的人对自己的文化有自知之明，明白它的来历、形成过程、所具有的特色和它的发展趋势，并对文化转型具有自主能力，以取得适应新环境、新时代文化选择的自主地位。”（费孝道：《反思·对话·文化自觉》《北京大学学报》1997年第3期）中国文化曾闪耀四方，惠及世界，领先世界文化几千年。在中国传统文化的支撑下，中华民族保持了很长时期的繁荣与强盛。从启蒙时代伏尔泰等欧洲思想家对中国文化的大力推崇，到20世纪西方后现代主义者对中国文化的关注，以及李约瑟等英美思想家表现的对中国文化的高度认同，都从一个侧面证明了中国文化的优秀特质。同时，在长期的发展过程中，中国文化对外来文化优良成分的融合、吸纳，不断增强了自身的内在生命力。特别是马克思主义的传入，为现代中国文化注入了更为强健的生命活力。中华民族素有文化自信的气度，正是有了对民族文化的自信心和自豪感，才在漫长的历史长河中保持自己、吸纳外来，形成了独具特色的中华文化。所以，要以礼敬自豪的态度对待中国优秀传统文化，深入挖掘提炼有益的思想价值，大力繁荣发展具有中国特色、中国气派、中国风格的优秀文化，使之深深融入人们的精神世界，不断汇集新的精神力量。要大力弘扬改革开放以来形成的新思想新观念新风尚，不断赋予中国文化以鲜明的时代特色。要以积极的态度对待外来文化，广泛参与世界文化的对话和交流，大胆吸收一切有利于我国文化建设的有益经验和优秀成果，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道路上实现中华文化的繁荣兴盛。 （二）将中国传统文化教育纳入国民教育体系。 中国传统文化蕴含着中华民族精神，是培养和激发青年一代民族自尊心、自信心，树立民族自豪感的重要因素。教育的一个主要目的就是传统文明。要保持和发展民族文化，就必须培养具有民族文化特性的人，这理应成为国民教育的重要职责。学校有义务培养自己的学生具有中国人的意识，使学生能够认同自己的文化根基，意识到自己文化的特殊性；帮助学生产生对民族文化的体认感、认同感，产生传承与发展民族文化的使命感与责任感，并在其基础上锤炼和养成真正的民族精神。要深化教育教学改革，坚持以课堂教学为主渠道，充分挖掘教材中的民族文化教育内涵，把中国传统文化的基本内容、基本精神，分年级、分层次、有计划地融入教学内容之中。要重视青少年校外活动场所和社会实践基地建设，将优秀传统文化教育寓于青少年实践、体验和创造的过程，以丰富多彩的社会实践活动为载体，通过学校、社会、家庭多种渠道，创造性地开展富有特色的传统文化教育工作，加强中华传统文化的教育和熏陶，增强青少年对优秀传统文化的感性认识和兴趣。 （三）利用民族传统节日弘扬民族文化的优秀传统。 传统节日是依附于人民的生产、生活、情感和信仰而产生的文化集合，包含了精神观念、物质产品、生活方式等诸多要素，集中展现了一个民族的思维方式、宗教信仰、心理特征、价值观念、哲学思想和审美意识等丰富内容。春节、元宵节、清明节、端午节、中秋节、重阳节等中国传统节日，凝聚着中华民族的民族精神和民族情感，承载着中华民族的文化血脉和思想精华，是维系国家统一、民族团结和社会和谐的重要精神纽带，是建设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宝贵资源。面对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精神文化需求，面对世界范围内各种思想文化的相互激荡，充分运用民族传统节日，大力弘扬民族文化的优秀传统，对于进一步增强中华民族的凝聚力和认同感，维护国家文化利益和文化安全具有重要意义。传统节日蕴含着传统文化的精髓，其悠久的历史、严整的体系、丰富的内涵和多姿多彩的庆祝形式凝结了人民群众的美好追求与劳动智慧。在清明，人们庄重地祭祀先人，于追贤思孝中领悟对亲人的义务、对家庭的责任；在春节，祭祖、拜年的仪式其实是对“孝道”、“仁爱”精神的传承，在一拜一赐之间，长幼尊卑等基本人伦关系与相关的道德规范得以确认；在端午节，民间相传是为了纪念爱国诗人屈原，人们敬重其精忠报国、死而后已的爱国主义精神。很多少数民族的传统节日，也体现了对劳动经验的传承和对勤劳美德的肯定。保护好传统节日，正是希望将其蕴涵的传统美德与文明智慧加以提炼和传播。保护民族传统节日文化，关键在于实现传统节日与现实生活的对接，创新节日的思想内涵与庆祝形式。比如清明节，利用这个节日，我们不但要祭奠个人的祖先，还要纪念在中华民族历史上做出伟大贡献的仁人志士；我们倡导的不只是个人对家庭的责任感，更要继承先辈对民族、对国家的责任感；我们弘扬的不只是忠孝文化、礼仪文化，更重要的是一种感恩精神与人文情怀。要让传统文化转变为现代文化，使传统节日在当前这个日新月异的时代焕发旺盛的生命力。 （四）加强对民族文化遗产的保护。 中国是世界上少数几个拥有最古老历史文物的国家之一。中华民族的祖先留下了丰富多彩、光辉灿烂的文化遗产，其中包括大量物质文化遗产，如古遗址、墓葬、建筑、典籍、器物、园林、绘画、雕塑、工艺美术等，以及大量非物质文化遗产，如风土人情、节日庆典，民俗礼仪、传统技艺等民俗文化。这些文化遗产刻录着中华民族在长期历史进程中形成的价值观念和审美理念，是民族悠久历史的稀世物证，是文化延续和传承的重要载体。保护文化遗产就是保护中华民族赖以生存发展的文化根基，对于继承和发扬民族优秀文化传统、增强民族自信心和凝聚力具有重要而深远的意义。要按照“保护为主、抢救第一、合理利用、继承发展”的方针，切实保护好我们民族的文化瑰宝。 （五）深入挖掘地域文化中有价值的传统文化资源。 中国幅员辽阔，在长期的历史发展过程中，各地由于不同的自然地理环境、社会历史条件、政治经济状况和民俗风情习惯，孕育了不同特质、各具特色的地域文化，诸如中原文化、三秦文化、燕赵文化、齐鲁文化、三晋文化、荆楚文化、湖湘文化、巴蜀文化、吴越文化、徽州文化、陈楚文化等等。一方水土孕育一方文化，一方文化影响一方社会。不同个性特质、各具鲜明特色的地域文化，不仅是源远流长的中华文化的有机组成部分乃至精华部分，而且也是中华民族的宝贵财富。地域文化是贴近社会基层的文化，浅显易懂，与大众有着天然的亲和力，容易为人们所接受。因此，深入挖掘地域文化中的优秀传统文化价值，开发利用好地域文化资源，对于繁荣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具有重要作用。地域文化一方面为地域经济发展提供精神动力、智力支持和文化氛围，另一方面通过与地域经济社会的相互融合，产生巨大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直接推动社会生产力发展。当前，中华大地上各具特色的地域文化已经成为地域经济社会全面发展不可或缺的重要推动力量。因此，要深入开展地域文化发展问题研究，探求地域文化的形成、演变轨迹和规律，挖掘地域文化中有价值的传统文化资源，推动文化事业的繁荣发展。 （六）积极推进中国文化“走出去”战略。 中国文化“走出去”战略，是指通过发展文化贸易特别是文化服务贸易，促使中国的文化产品进入国际市场，向世界传播中国文化，提升中家的文化软实力和影响力。随着世界多极化、经济全球化加快发展和我国对外开放不断扩大，中外思想文化交流交融更加频繁，这既为我们学习借鉴世界有益文化、推动中国文化“走出去”、扩大中国文化在国际上的影响力和竞争力提供了极好机遇，同时也使我们面临更加直接、更加激烈的国际文化竞争。近代以来，“积贫积弱”的局面决定了我们一直在吸收外来文化特别西方的科学、民主、法制等先进文化，西方文化对中国文化呈现出单向的“输入”态势。改革开放以来，随着中国经济的迅速崛起和文化建设的加强，中国已进入继承、吸收、发展和创造自身新文化的历史时期。因此，提出中国文化“走出去”战略，就是要在继续吸收外来优秀文化的同时，使文化“引进来”和“走出去”紧密结合起来，形成双向、均衡交流和传播的新格局。 积极推进中国文化“走出去”，还有一个更深层次的意义，就是通过展示中国文化的影响力，对人类文明发展做出积极的贡献，在建构国际政治新秩序和经济社会发展新模式的进程中发挥应有的作用。当前，国际金融危机暴露了西方文化和西方发展模式存在的问题。从表面上看，西方金融监管体制的疏漏难辞其咎，更深层次的问题则是西方价值体系中所隐含的极端自由主义、个人主义在经济领域的集中体现。从长远看，人类文明必然是在各民族不断冲突与整合的过程中发展的，建构和谐发展的国际社会治理结构和发展模式，需要有世界各国认同的普世价值观作为前提条件。正是在这一点上，显现出以和谐、中庸、仁爱、和而不同、天人合一等中国传统文化精髓的积极意义，以及我国提出的构建“和谐世界”的价值所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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