已经当上总统的袁世凯为何非要称帝？

nmsps 2015-04-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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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自《他们送走了一个时代——晚清五大人物》

1913年10月6日，中华民国国会依法选举大总统。袁世凯有点心虚，就让人冒充公民团，围住会场胁迫议员选举他为大总统。10月10日，当选大总统的袁世凯宣誓就职。摘掉大总统头衔前的“临时”二字，袁世凯就像摆脱了紧箍咒，开始像孙悟空一样大闹天宫。1913年11月4日，他下令解散国会第一大党国民党，整个国会瘫痪了。1914年1月10日，他又下令解散国会。5月1日，由他操纵的约法会议公布实施《中华民国约法》，改内阁制为总统制。12月29日，参政院通过《修正大总统选举法》，规定大总统任期十年，可以连任。至此，南京临时政府加给袁世凯的一切羁绊，都被这个政治强人一一挣脱了。大总统与皇帝几乎享有同等权力，但他为什么非要做皇帝梦呢。

王鲁湘：袁世凯的大总统做得好好的，为什么要复辟帝制呢？

骆宝善：这是大家始终在讨论的一个问题。说句客观的话，除了称帝这件事，袁世凯做的坏事真不多。

王鲁湘：是。如果没有称帝这件事，他是一个非常正面的历史人物。

骆宝善：关于复辟帝制这件事，人们都说是袁克定、筹安会下的药。袁世凯周围确实有一帮人让他走帝制这条路，可是不管别人劝进的成分有多么大，他自己真的去做了，然后发现这是个臭招。袁世凯承认这件事怪他自己，说如果没有他的认可，这帮人成不了事。

精于权术的袁世凯，很少轻信别人，内心总有一道防线。他做事有个习惯：先派一个人去密查某件事，随即又派一个人去密查，两人均不知在执行同一项任务，如果两人的调查结果不一样，他就另派两人分头行事，然后加以对照，对查报属实者给予奖励，反之则予以处罚。他经常说：“做一个长官，最要紧的是洞悉下情，只有这样，才能够举措适当。如果受着下边的蒙蔽，那就成了一个瞎子，哪有不做错事的？”^{^[1]}如此精明的一个人，晚年却被亲信炮制出来的“民意烟雾弹”蒙晕了，稀里糊涂地走进称帝的死胡同。

当历史的列车正在驶向共和，袁世凯复辟帝制有如开倒车，一堆亲信幕僚群策群力把他推进驾驶室，让他操纵方向盘进行大逆转。1915年8月，湖湘才子杨度[2]纠集严复[3]等社会精英联名发起筹安会，鼓吹“中国如不废共和，立君主，则强国无望，富国无望，立宪无望，终归于亡国而已”。在筹安会的策动下，各种名目的请愿团纷纷出笼，有教育会请愿团、商会请愿团、妇女请愿团、乞丐请愿团等，参政院共收到国体请愿书83件。[4]不管三教九流，请愿词都是千篇一律的“非速改君主之制，不足以救苍生、保中国”。

除了大造舆论声势，筹安会还炮制民意机构和民意代表，由各省选举国民代表，成立国民代表大会，以投票方式决定国体。1915年10月底，各省开始陆续投票选举国民代表，票面上写着“君主立宪”，让投票人写上赞成或反对，并签上名字。这是记名投票，而且地点设在各省将军府或巡按使衙门内，谁写“反对”简直是在拿身家性命开玩笑。各省选票齐集北京参政院，于12月11日上午进行总开票。国民代表共计1993人，无一张反对票或废票，全票同意将国体变更为君主立宪制，并一致推戴袁世凯为皇帝。^{^[5]}农商总长周自齐[6]向芮恩施透露：“为了装装样子，我们曾想让某些人投反对票，但他们未这样做。”^{^[7]}

照以前官场的规矩，臣子接到升迁谕旨后，一般要上疏假意推辞一番。袁世凯作为前清旧臣，自然深谙此道。12月11日中午，参政院将假冒国民公意炮制出来的推戴书上呈，被袁世凯婉拒。当晚，参政院以国民代表大会总代表的名义再次呈递推戴书，这次袁世凯不再推辞，次日发表了接受帝位申令。12月13日，袁世凯在中南海居仁堂接受文武百官朝贺，拟改国号为中华帝国，以1916年为洪宪元年，于元旦举行登基大典。有人认为“洪宪”含有“弘扬宪法”之意，而据芮恩施的说法，袁世凯曾提及这个年号意为“伟大的宪政时代”^{^[8]}。

王鲁湘：当时很多老百姓、士大夫、社会精英，甚至包括外国列强，都觉得在中国实行帝制可能更稳妥，是吧？

骆宝善：这应该是袁世凯赞成帝制的一个客观基础。没有这个社会基础，他不敢冒这个风险。辛亥革命后，思想界、学术界有种复古思想，觉得中国有了一个新的共和制度确实是一大进步，但中国共和的土壤实在太薄弱了。袁世凯也深感在共和制度下，他玩不转。

王鲁湘：他不知道如何有效地统治这个国家，如何能有行政效率。

骆宝善：对。他对共和知之甚少，更不知道民主为何物。自从接受西方政治观念以来，中国思想界的前辈们只宣传过“民权”，谁都没宣传过“民主”，给你权你都不知道怎么用。共和政府该怎么建，该怎么运作，连革命党人都不知道，思想家们也不知道，袁世凯就更不知道了。

从武昌起义到清帝退位，中国仅用四个月时间就终结了两千多年的封建专制，不到一百天就建立了亚洲第一个共和制国家。然而，这一切只是政治意识形态表层的变化，很多东西并未彻底颠覆，皇权专制的幽灵仍在中国上空留恋徘徊，只不过乔装打扮了一番。在一个半新半旧的政府里当首脑，旧官僚出身的袁世凯不知所措，一碰壁就想往老路走。1913年11月17日，芮恩施第一次见到袁世凯就产生独裁者的印象：“他名义上是共和主义者，但内心却是专制君主。”^{^[9]}

袁世凯不知共和为何物，如何执政就更是一头雾水。1912年秋，他问留美博士顾维钧：中国怎样才能成为一个共和国？像中国这样的情况，实现共和意味着什么？共和的含义是什么？顾维钧晚年回忆了当年的对话：“我说共和这个词的意思是公众的国家或民有的国家。但他认为中国的老百姓怎能明白这些道理，当中国女仆打扫屋子时，把脏物和脏土扫成堆倒在大街上，她所关心的是保持屋子的清洁，大街上脏不脏她不管。我说那是自然的，那是由于她们无知。但是，即便人民缺乏教育，他们也一定爱好自由，只是他们不知道如何去获得自由，那就应由政府制订法律、制度来推动民主制度的发展。他说那会需要多长时间，不会要几个世纪吗？我说时间是需要的，不过我想用不了那么久。”[10]

袁世凯是个雷厉风行的行动派，讲求立竿见影的实效，没有耐心去弄清什么是共和。对于他来说，那太虚渺了，执政地位稳不稳才是值得操心的事。当上名正言顺的大总统之后，他做的第一件事便是拿于己不利的国体开刀。在他看来，由于有革命党人的操纵，所谓国会、责任内阁、政党政治都不过是为他准备的镣铐而已。刚刚解散完国会的袁世凯微笑着对芮恩施说：“中华民国是一个非常幼小的婴孩。必须加以看护，不叫他吃不易消化的食物，或服那些西医所开的烈性药物。”[11]在封建专制的土壤里培育共和国，需要一个耐心的“慈母”精心抚养，可惜袁世凯是个“严父”，一不顺心就拔掉婴儿的奶瓶让他活活饿死。

骆宝善：应该说，革命党人对袁世凯政府确实不是真诚地、热心地支持。为了限制袁世凯，已宣布辞职的孙中山在1912年三四月间主持制定了《中华民国临时约法》。这部被称为“中华民国第一部宪法”的约法明确规定，中华民国政府实行内阁制。

王鲁湘：总统是虚位元首。

骆宝善：对。事实上，这是为了限制袁世凯攘权。我们过去总说革命党人软弱，这是民族资产阶级的阶级性，其实他们也知道当权的重要性，既然战场上打不了，那就用文字限制你。袁世凯受制到什么程度呢？《中华民国临时约法》规定要成立新的参议院来制定法律，参议员为了抵制袁世凯政令的施行，想尽各种办法，比如该他议的事情他不到会，不够法定的半数开不了会，一个政令反复讨论来讨论去，就是无法通过。袁世凯深受掣肘，一件事也做不成，这是真的。

辛亥革命以来，各省都督拥兵自重、财政独立，尾大不掉比晚清有过之而无不及。当年大清王朝一夜崩解，主要源于内轻外重的权力格局。一个地方率先举起反清旗帜，其他地方争先恐后宣布独立，一个维系了两百多年的王朝一夜之间众叛亲离，为之尽节赴难者屈指可数，无可奈何地自动下台，这在历史上十分罕见。^{^[12]}作为大清王朝的掘墓人和送葬人，袁世凯深知这个国度最缺乏的不是自由和民主，而是生存和秩序。因此，他将重拾中央集权视为当务之急。

骆宝善：袁世凯确实没有实行民主与共和这样一个打算，他的脑袋瓜里全是传统旧办法，因为他是旧文化、旧行政的产物。当上临时大总统前后，他的智囊团纷纷上书该怎样主持政局。其中有一个人叫王揖唐[13]，是个进士，后来当了汉奸。他有个很长的上书，提议开明专制。袁世凯认为这个办法很好，就交代秘书把可以采用的主张记录下来。实际上，中国的政治势力不管打着什么招牌和旗号，大都实行的是开明专制。孙中山讲民权，别看他写了厚厚几大本《民权初步》，其实他实行的也是开明专制。他是国民党党魁，他是国父，他是总理，他让谁当常委就让谁当，他想开除谁就开除谁。

王鲁湘：还要效忠他。

骆宝善：在他那里没有民主。唱戏的说：“当官不为民做主，不如回家卖红薯。”袁世凯也想为民“做主”——他自己民主不来，他就要为民做主。

王鲁湘：想让袁世凯成为“中国的华盛顿”是完全不可能的。

骆宝善：让他成为“中国的拿破仑”倒有可能。

王鲁湘：如果一开始就让他成为“中国的拿破仑”，可能就没有后来的复辟帝制。

南北议和时，在讨论新政府应沿袭专制形式还是采用共和形式时，有外国人就担心“在君主专制形式下，袁世凯将完全成为一个独裁者，他将利用手中的权力把自己推上皇位。……他想做中国的拿破仑而不是乔治·华盛顿。但如果袁世凯真有野心，在中国成立一个共和国也应该符合他的要求，拿破仑就是从一个共和派人士开始总揽大权登上皇位的。如果袁希望当皇帝，他可以利用的最有利的形势就是接受共和国总统的职位，假以时日，就像拿破仑在法国所做的那样，直到不可避免的倒退开始后，蜕变成帝国就相对容易了”^{^[14]}。这番言论真是先见之明，袁世凯后来果真循着拿破仑的轨迹称帝，只不过他未正式登基就宣布取消帝制，黄袍尚未加身即成殓衣。

对于称帝这件事，袁世凯其实忐忑不安。由于心里没底，称帝成了一个心魔，操纵着他的情绪，人变得比较紧张。尽管并无十足把握，他终究抵挡不住皇位的诱惑。他当时吃了两颗定心丸：一是亲信为他炮制的民意假象，二是日本、英国这两大君主立宪制国家的赞同。日本驻华使馆私下对中国官员暗示：称帝运动要想成功，必须取得日本的帮助，如果中国执行有利于日本的政策，那就很好办。^{^[15]}日本看透了袁世凯骨子里深藏的恨意，企图以此笼络袁世凯，将这个强硬的对手变为亲日派，进而控制中国。

1915年10月2日，复辟帝制进入紧锣密鼓的筹备阶段，袁世凯向英国公使朱尔典[16]探听外国人的态度。当时英国在华拥有最大话语权，英国公使在外国使团中居领袖地位。袁世凯驻朝期间就认识朱尔典，两人有多年交情，他相信朱尔典会说真话。朱尔典说：“若国中无内乱，则随时可以实行，此中国内政，他人不能干涉也。”袁世凯打包票说，内乱绝对不会有，唯担心外国反对而已。朱尔典说，英国对于此事极为欢迎，凡英国联盟诸国亦无损害中国之意。袁世凯最担心日本人趁机作乱，朱尔典安抚说：“未闻日本有半点反对之意及乘时取利或有损害中国之阴谋。”袁世凯说：“大隈伯对我驻日陆公使^{^[17]}言，关于君主立宪事，请袁大总统放心去做，日本甚愿帮助一切。由此观之，即于表面，日本似不再行渔人之政策。”[18]

有了列强的支持，袁世凯高枕无忧了。他的手下将这份谈话记录以绝密文件的形式发给文武高官，鼓励他们放手复辟帝制。袁世凯以为称帝无内忧，谁知判断失误，一下成了“失足老人”。1915年12月25日，蔡锷等人宣布云南独立，并组织了一支约两万人的护国军讨袁。革命党人也伺机行动，护国运动风起云涌。日本翻云覆雨，决意借机推翻袁世凯政权，扶植亲日势力。欧美列强担心在华利益受损，亦纷纷向袁世凯施压。一切来得那么突然，鲜花变成了臭鸡蛋，掌声变成了嘘声，感觉像是一场阴谋，令他猝不及防。袁世凯一夜之间众叛亲离，成了众矢之的。护国军并不强大，但他手中已无牌可打，因为北洋军已四分五裂。

骆宝善：袁世凯周围反对帝制的人不在少数，一批文人亲信像徐世昌、严修、张一麐[19]都不主张恢复帝制。称帝活动达到最高潮时，他们一个个宣布隐退。

王鲁湘：不沾这个臭气。

骆宝善：上书不成，那我躲开你。武将们也是这样，以至于护国军起来时，袁世凯无可调之兵和可用之将。冯国璋亲自问过他，说外面传言甚嚣尘上，到底是怎么回事？袁世凯说，没这回事，我哪能搞帝制？你看看我，我垂垂老矣。你再看看我的儿子们，大儿子是个瘸子，没有君临天下的才怀，二儿子是个风流公子，剩下的小儿子们谁能干事？

王鲁湘：他的意思是说，我死了以后传位给谁呀？

骆宝善：所以你不要听外面瞎说。冯国璋吃了一颗定心丸，没想到口沫未干，袁世凯却宣布要投票变更国体了。

护国战争爆发后，冯国璋暗中抵制袁世凯，积极联络反袁势力，时机成熟便公开竖起反对称帝的大旗。这位北洋将帅声望很高，很多将领唯他马首是瞻。1916年3月19日，他联络长江巡阅使张勋等四位将领，联名发出致各省将军的密电，要求袁世凯取消帝制并辞职下台。“五将军密电”成了压死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四面楚歌的袁世凯知道大势已去，不得不于3月22日宣布取消帝制，从仅仅坐了83天的皇位黯然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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