哭泣的杜甫的一首“快诗”

 王船山对杜甫不乏微词，说杜甫太喜欢哭，哭穷，哭遭遇，哭身世，哭得像女人似的，把本来应该有的圣贤豪杰气象，给哭没了。

年轻时受到过船山思想影响的毛泽东，同样不喜欢杜甫哭哭啼啼。毛的不喜欢，是因为杜甫不能够对应他心中潮水般的革命浪漫主义激情，不能够对应他“圣人不仁”的大度与刚强吧。

他们不喜欢哭泣的杜甫的内在逻辑其实是一致的。

当一个人“以天下为己任”，要“为万世开太平”时，就很难把自己当平常人看，也很难以用平常人的目光看待别人了。由此带来的，显然是中国式的大人格的“政治家”的高瞻远瞩，而不是基于纯粹审美的判断。

作为诗人，哭泣的杜甫是我们心目中的杜甫最重要的形象。而且，正是天性中不能解除的“妇人之仁”，造就了他最广大的悲悯。发自“妇人之仁”的篇章，表达了他个人、他那个时代、他所置身的宇宙天地最深沉的悲怆。

我们为什么会讨厌养育保存了我们每一个人卿卿性命的“妇人之仁”呢？

是因为我们渴望强大到没有弱点吗？是因为我们僭妄到不再能够体会人类的渺小、卑微与懦弱吗？

是的，杜甫太喜欢哭，在听到好消息时，他居然也哭得收拾不住，以至于“涕泪满衣裳”。

这是我在被称为老杜“生平第一首快诗”《闻官军收河南河北》中读到的。

 

剑外忽传收蓟北，初闻涕泪满衣裳。

却看妻子愁何在，漫卷诗书喜欲狂。

白日放歌须纵酒，青春作伴好还乡。

即从巴峡穿巫峡，便下襄阳向洛阳。

 

诗作于公元763年的春天，杜甫流寓四川梓州（今三台）。这一年，他52岁。在古代，这是一个已经完全不能与青春产生链接的年龄。就在前一年的冬天，“官军”——唐朝政府军，收复了洛阳、郑州、开封等地，绵延多年的“安史之乱”算是有了一线曙光，但也仅仅是一线曙光而已。飘泊中的杜甫听到消息，写下了这首诗。

“剑外忽传收蓟北”，“剑外”指诗人当时所在之地，“蓟北”则是“安史之乱”的源头，在今天的天津蓟县附近。诗人多年来羁留“剑外”，战乱当然是最重要的原因。没有尽头的战乱如愁云惨雾，不仅积压在大唐帝国曾经明朗的天空，也长久地积压在诗人心头，天下苍生如卷蓬，自己一命颠沛，前路未卜。如今，“忽传收蓟北”，好消息来得实在太突然，“初闻”之下，不禁泪水滂沱——“涕泪满衣裳”，始料不及的泪水，无法控制的泪水呵。

待诗人稍稍镇定，“却看妻子”——回头注意到妻子和孩子，他们脸上的愁苦已经不在，什么也没说，那么轻松自如，仿佛了无牵挂，不知不觉中，“漫卷诗书”，因为收拾不住喜悦，以至于“狂”，以至于要“放歌”“纵酒”，以至于不记得自己早已是“白日依山”的暮年，只知道现在是春天，有春天伴随，正好“还乡”（杜甫在这首诗下自注“余田园在东京”，东京就是洛阳）。此时，身虽然还在梓州，心却已经远行——“即从巴峡穿巫峡，便下襄阳向洛阳”，一气流注的文字声韵（所谓“流水对”），对应的是在梦想中无数次体验过的“还乡”旅程，如同飞翔，如同行云流水。

这是一首快乐的诗，人称老杜“生平第一首快诗也”（【清】浦起龙《读杜心解》）。

确实，从诗的全部节调乃至每一个字眼中渗透出来的，都是明朗和轻快，连滂沱的泪水似乎也是清澈的。

 

杜甫出生于712年。

那一年，晚年与杨贵妃演出绝世风流故事的唐玄宗李隆基，刚刚登基。诗人的命运，他的卓绝的诗篇，与这个艺术家气质的皇帝息息相关，也如同那个被称为“盛唐”的时代，有无远弗届的梦想，有无法宽解的哀痛。

关于诗人的少年生活，我们所知甚少。诗人曾自称神童，说自己早熟的才华为长者称叹。他的祖父杜审言，是武则天时代的宫廷诗人，诗写得不坏，但是杜甫的家世，绝非显赫。杜甫年轻时曾经有过不止一次漫游的经历，这种与生计似乎有关又似乎无关的漫游，伴随了杜甫终生。漫游和漂泊，也几乎是唐代大诗人普遍的生活方式，仗剑远行，寄情山水，结交英雄豪杰、诗朋酒侣，渴望荣誉，期待功业。

杜甫现存最早的篇章《望岳》，表达的就是诗人可以澄观宇宙、可以含纳造化的浩淼情怀。“岳”，特指泰山。孔子当年登泰山而小天下，秦始皇曾经用盛大的仪式封祭泰山。作为某种不可替代的地位、规格、品质的象征，泰山在杜甫之前的中国文化中，已充满宗教性意味。诗人从“望”——仰望，到“览”——登临俯瞰，这是一次想象中的登山历程，一次征服和被征服的历程，一次投身和信仰的历程。杜甫的诗句显示了可以与泰山相对称的庄重神圣，其中“会当临绝顶，一览众山小”，日后成为了每一个中国读书人都熟悉，并以之自励的格言。

没有限定的自我想象，证明杜甫早年一点也不比李白缺少远大抱负和英雄气概。他也曾“放荡齐赵”“裘马清狂”，只是，与大他11岁的李白相比，杜甫反而有着兄长般的内敛、细致和理性，他与李白快意交游，伟大的情谊造就了杜甫诗篇中绵绵的相思，对于李白的“痛饮狂歌”“飞扬跋扈”，杜甫充满温柔的感应和怜悯。只有他懂得，“世人皆欲杀”的李白为什么会这样。

30岁以后，杜甫到长安应试进士，但是落第了。

十余年间，他一直试图获得朝廷的任命，但并不顺利。

755年，安史之乱爆发，叛军占领洛阳、长安，唐玄宗仓皇出逃。杜甫辗转奔走，曾经被叛军捕获，后来所幸逃脱，并在继位的唐肃宗那里终于得到“左拾遗”的官职。很不幸，没有多久，他就被贬逐了。因为他站错队，支持了后来遭到朝廷清洗的的朝中大臣。

杜甫没有接受新的任命。

759年，杜甫辞官奔赴了远在西北的秦州。如此选择的情由，我们已不得其详，只是此后十一年，他写下了现存诗篇的差不多六分之五。“天意君须会，人间要好诗”，白居易用这两句诗，诠释杜甫晚年流离颠沛的命运。

760年，杜甫从秦州抵达成都，他有不止一个朋友任职于此。

在富饶的成都，杜甫有过短暂的快乐生活。他在城郊盖了一个因为他的诗篇而名满天下的“草堂”，房前屋后有春水流淌，有花径，有常常光临的鸥鸟。虽然门户蓬荜，但自制的小酒，自种的时鲜，偶尔可以迎来客人，还可以与邻家老翁隔篱对饮。

但是，这样“奢侈”的日子，并没有持续多久。很快，成都出现了武装叛乱，他的茅屋也在秋风中坏掉。他眼睁睁看着屋上的茅草被狂风刮起，飘落到浣花江的西边，眼睁睁看着年轻人当面把茅草抱走，任他唇焦舌燥地喊叫追讨，也不归还。他气喘吁吁，只有依杖叹息。

不久，作为地方首长的朋友严武也去世了，成都的乱局更加扑朔迷离。杜甫只有离开，携妇将雏，登上一条小船。他显然想要沿长江东下出川，但因为疾病，因为变故，又不得不长时间滞留云安、夔州（白帝城）等地。

接下来的旅程成为了杜甫生命的末路之旅，一个让人感到毛骨悚然的过程，他仿佛受到了诅咒一般，处处遭遇不幸。

768年（大历三年闰六月），杜甫离开夔州乘舟出三峡，他的目的是回到故乡（洛阳）度过余生。他首先来到湖北江陵，颇不如意，又到公安，因为公安附近发生叛乱而南辕北辙地逃到岳州（岳阳），听说故人韦之晋在衡州（衡阳）担任刺史，遂决定前往投奔，到达衡州后却发现韦之晋已经调任潭州（长沙）刺史，于是再往潭州，不料韦之晋已经在他到达之前病逝。杜甫只得前往郴州，依舅氏崔伟，却在耒阳被大水围困。

据说，十余日不得饮食之后，杜甫终于得到了耒阳县令送来的牛肉和酒，不知是因为饥饿太久之后饮食过度，还是因为食物已经变质，诗人当晚就客死舟中。另据学者考证，杜甫离世完全没有这样的戏剧性，耒阳阻水后的秋冬时令，杜甫决定北归，他的小船重新回到洞庭湖，然而，“转蓬忧悄悄，行药病涔涔”“家事丹砂诀，无成涕作霖”（《风疾舟中伏枕书怀三十六韵奉呈湖南亲友》），他已经衰病交加，不得不前往昌江（湖南平江）求医，就在昌江去世。那里至今有杜甫墓，杜甫祠。

这一年是770年（大历五年）。

 

从早年诗歌，就看得出杜甫的老成持重。

在与世事交接中，躲不过时代的摧残与日常生活的伤害，诗人的关怀、感慨、忧伤变得具体而真切。

他曾经是自负的，自比“稷契”。

出于身世或者教养，或许还与性格有关，杜甫很少快乐闲适的篇章。“安史之乱”以后，自负、严肃中逐渐增加了悲慨和自我嘲讽，以至发展出被命名为“沉郁顿挫”的独一无二的杜氏美学。

这也是我们在后世流传的画像和传记资料中，可以看到的杜甫。

如此，《闻官军收河南河北》尤其轻快得醒目。它让我们见识了兴奋到居然不能自已的杜甫，见识了从来没有如此快乐的杜诗。不难想见，是怎样漫长的压抑和痛苦的期待，催生了杜甫“涕泪满衣裳”的狂喜。

然而，仅仅转眼之间，喜悦就成了无边苦难的衬托而使接下来的履历更加令人酸楚：战争远未达成理想中的结局，人间早已不复当初，自己的年华也是，“无边落木萧萧下，不尽长江滚滚来。万里悲秋常作客，百年多病独登台。”（《登高》）“亲朋无一字，老病有孤舟。戎马关山北，凭轩涕泗流”（《登岳阳楼》）“名岂文章著，官应老病休。飘飘何所似，天地一沙鸥。”（《旅夜书怀》）“途穷那免哭，身老不禁愁。”（《暮秋将归秦留别湖南幕府亲友》）无论身世，无论家国，乃至天地之间，只剩下哭泣的长歌。

这便是杜甫给我们留下的接近定格的苍凉身影，似乎从来如此，也只能如此。

他的诗，大半哀音满纸，悱恻无欢。

他在日后被称为“诗圣”。也就是说，在诗的领域，他的地位相当于孔子。

他的诗被称为“诗史”。也就是说，他的诗是那个时代最可靠的风俗记录和历史见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