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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发国家法治发展往往有以下特点：法治发展同经济发展密切相关；发展初期，重点是经济发展，人权不是着重点；政府对法治发展采取实用主义的态度，即有选择地根据社会发展在不同时期的需要，发展法治的不同方面；当经济发展达到一定水平后，人权保护等问题逐步被提上议事日程 华世平在《人民论坛》刊文说，虽然中国的国体有所不同，但中国法治建设的发展轨道，同大多数欠发达国家法治建设有相似之处，同大部分亚洲国家，特别是东亚国家也有共同点。这些后发国家法治发展往往有以下特点：法治发展同经济发展密切相关；发展初期，重点是经济发展，人权不是着重点；政府对法治发展采取实用主义的态度，即有选择地根据社会发展在不同时期的需要，发展法治的不同方面；当经济发展达到一定水平后，人权保护等问题逐步被提上议事日程。 以立法为例，中国在改革开放的前期，以经济立法为主。“依法治国”入宪是改革开放20年后，即1999年实现的；而“人权入宪”是2004年的事。这同中国在改革开放期间经济发展的阶段十分吻合：2005年中国人均国内生产总值达到4000美元，开始进入中等发展国家的行列。根据世界大多数后发国家发展的经验，人们对法治、人权的要求，以及与之俱来的社会不稳定因素，在人均国内生产总值达到4000美元之后急剧增加。 现在中国人均国内生产总值，按购买力计算已经达到9000美元，属于中高等收入国家。根据世界银行的统计，中国在某些方面，比如法治，以及对贪污的控制的指数，与其他中高等收入国家的指数差不多，百分位数大约为四十。但有些方面，比如对待不同意见和各级政府的监管，则指数偏低。因而，现在三中全会强调“确保依法独立公正行使审判权检察权”、“完善人权司法保障制度”等是很合逻辑的举动。 就中国特有的问题来说，首先包括法治发展不平衡。也就是说，东南沿海发达地区法治发展更成熟，而内陆欠发达地区的法治发展欠成熟。这一现象同中国整个国家的发展状况是吻合的。西方发达国家，比如美国，相对来说不同地区的法治发展不平衡现象不如中国严重。 另外一个问题是，比起西方国家，中国的法治受政治影响大。对法治的影响，不单单来自政府方面，民众方面的影响也很大，特别是以互联网为媒介的民众影响。从表现上看，中国政治风向标经常在威权和民粹之间摇摆，不稳定。中国的法治系统缺乏应有的独立性。因而，三中全会强调司法的独立性是很必要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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