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崇祯本可不上吊

 唯二之选 2015-04-25

崇祯,明朝最后一位皇帝,继位后铲除阉党,勤于政事,曾六下罪己诏。在位期间,农民起义战争频频爆发,关外后金政权虎视眈眈。李自成军攻破北京时,崇祯在历史上的今天于煤山(现北京景山)自缢身亡,死前留书“任贼分裂朕尸,勿伤百姓一人”。其实他本可不上吊,为什么?请看下文。


崇祯上吊,只有一个太监(王承恩)愿意跟他死


崇祯之前的3个皇帝简直匪夷所思:神宗30年不上班,许多高干到退休都没见过领导;光宗是个花痴,上台不到一个月,直接牺牲在床上;熹宗的木工和瓦工手艺绝对一流,本职工作统统交给魏忠贤代劳。崇祯帝却是勤政廉政的模范,工作17年,病假都没请过;对家属和身边工作人员要求也很严,为减轻财政负担,让老婆做饭织布。


这样一个不错的皇帝,却于甲申年(公元1644年)3月18日深夜,在离紫禁城一箭之遥的煤山(今景山)悬树自尽,遗书要求李自成不得伤害广大群众。300多年后的今天,人们在景山公园崇祯自杀处,看着冰冷的纪念碑,还替他抱屈:老天爷咋不让他多干几年呢?


一个王朝的灭亡自有其必然性,山都挡不住,但历史不是一条直线。老天爷曾经给过崇祯两次机会,哪怕抓住一次,他就可能不用上吊,不用当大明的末代皇帝,还有可能成为复兴王朝的英雄。但是,僵化的大脑,无休止的会议和一个又一个文件,还是把他和他的国家逼上了煤山。


第一次机会。


甲申年正月,李自成大军挺进山西,两个月就可攻进北京,形势瞬息万变。大年初三,崇祯叫来太子办公室的李明睿开小会,研究应急方案。李明睿的意见是南迁,他说:只要向南进行战略转移,就能缓过气来,当年宋高宗赵构毅然南渡,在杭州建立了繁荣富裕的南宋,赵家天下又延续了150多年。咱大明的条件比赵构那时候强多了,地方比他大,物产比他丰富,财政状况比他好,关键是祖宗当年迁都北京时,设南京为陪都,有一套完整的行政体系在。只要您下决心南行,很快就能站稳脚跟,东山或可再起,大明中兴有望。沿途的河北、山东、江苏现在还很安全,到达不是问题。死守北京就是等死,应该尽快动身。


崇祯一听很高兴,两人一昼夜深谈了3回。不过,按明王朝的制度,皇帝的重大决策需要得到政府支持;而且崇祯还担心,如果自己出头提出放弃首都和祖陵,后世一定挨骂,最好由政府部长们在会上先提,自己假装不同意,部长一再劝迁,这样决策最完美。


会上,崇祯帝流着泪试探说:形势都这样了,我想亲自上前线,战死疆场,你们都别拉着我。各部部长争着要为领导分忧,代皇帝出征,就是没人提南迁问题。


李自成大军越打越近。崇祯暗示李明睿写一份报告,把南迁议题公开化,试图倒逼政府。政府首席部长陈演反对南迁,故意把消息捅出去,弄得沸沸扬扬,谣言四起,人心大乱。他还指使一个小干部写材料,攻击南迁是别有用心、是“邪说”,要求严肃处理李明睿。


政府反对南迁也有它的道理:一是意识形态上的,士大夫阶层受正统思想教育多年,认为撤退可耻。二是为保命,南迁若失败,出主意的、附议的,肯定没有好下场。三是实际利益上的,美宅良田家属都在北京,丢了多心疼。关键是,南迁之后,两个政府一合并,肯定要裁员,俺的位子有没有、好不好?暂且看看再说,绝不冒险。


李明睿非常气愤,又加以回击,支持和反对的都撕破脸了。一时间材料纷飞,会议不断,轰轰烈烈,就是没有结果。有一次开会前,崇祯甚至哀求首席部长:老陈,这事请您替我担着点!但是陈演在会上一直笑而不言,崇祯几次逼他发言,他都是笑笑而已,气得崇祯把椅子都踢翻了。


这样一折腾,一个多月就过去了,形势更加凶险。在2月27日的会上,崇祯让大家敞开说,哪怕两派势均力敌,他也好拍板。但结果依旧。紧接着,李自成大军攻下了居庸关和昌平,北京危殆。


崇祯终于忍不住了,他跟李明睿等说:不管他们了,这事我说了算,咱们立刻南迁!李明睿回答,来不及了,沿途我军都已溃散,北京城连苍蝇都飞不出。


第二次机会。


到这步田地,明王朝居然还有一口气。李自成本是粗人,对迅速的胜利毫无思想准备,可能还不清楚进了北京意味着什么。3月17日都打到复兴门了,李自成居然在次日上午给崇祯写信,要求和谈,要价也不高:割让西北一带给李自成,实行高度自治,不向中央报告工作;中央拨付一百万银两慰问金,李自成则替政府打击敌对势力,包括剿灭东北满人集团。


傻子都知道这桩买卖不赖,况且别无选择,但大家都不表态。如果说南迁问题还可以拿出来讨论的话,那么割地赔款这顶政治帽子太大了,没人敢碰。但是不发言也不对,于是部长们一个接一个慷慨陈词,愤怒谴责敌人的狼子野心,决心血战到底,与北京共存亡。李自成送的大礼,在明王朝最后一次最高国务会议上,根本不在议程之内。


这天晚上,崇祯孤独地走向了煤山,他死后仅3小时,李自成拍马直捣金銮殿。那些政治坚定、慷慨激昂的部长们血战到底了吗?第二天他们就去李自成办公室外,排着队请求安排工作。


景山公园那块石碑上刻的是“明思宗殉国处”,“思宗”是崇祯的谥号。的确,崇祯和明朝的悲剧留给后世沉重的思考。崇祯死后不久,清朝摄政王多尔衮给南明的史可法写信,说得特别到位:你们明朝的干部特别喜欢唱高调、讲大话,根本不考虑国家前途,哪怕火烧眉毛了,还慢条斯理穷掰活,做一个决定比盖栋楼还慢;当年北宋研究对策的会议还没散,我军就渡过黄河了,你们咋就不长记性呢!


是啊,历史机遇稍纵即逝,一步得生、一步得死,岂容贻误。僵化的思想、狭隘的私利,导演了崇祯君臣极不负责任的议事秀,空留千古憾事。可见,改进文风会风,清扫作风背后的垃圾,关系事业成败、国家兴衰,是极其严肃的政治课题,绝非枝节小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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