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识从前挖井人
方益昉
照例讲，上海新式里弄100年前就接上自来水管了。但是，老上海啥人勿记得，备战备荒岁月，石库门弄堂的要紧角落里，几乎都新挖了水井。井盖用铁板铁锁加固，以防不测。阿姨爷叔全体出动，垒泥坯，烧红砖，筑井壁。现在弄堂拆了，石库门倒了，城里水井自然就不多见了。 将来后代要问，都到了20世纪，上海这样的大城市到处挖井，做啥？所以有必要将“备战备荒”，作为非常时期的特别理由，记上一笔，交待未来。以免后世有人像我一般书呆，孜孜不倦追问古人，远古时期的上海周边，也到处挖井，做啥？西出虹桥无回音，水乡百里空荡荡。 2003年，相邻沪郊的澄湖水抽干后，湖底呈现5500年前稻田遗迹。专家声称，原始耕地中出土灰坑443个，水井402口。过去30年，上海境内史前古井频频面世，如松江汤庙崧泽文化古井、青浦朱家角西洋淀良渚文化古井、松江广福林良渚文化古井等。但古井出土越多，对其用途的探究，更令后世迷惑：水乡稻田挖井，除了水源，还为哪般？ 曾有本地考古专家自豪宣布，全国最高寿的古井长老有二位，均出土于沪青平公路沿线，油墩港崧泽遗址核心位置，岸边新建的博物馆，成列着实物模型。一个椭圆形井口，口径不超过75厘米，深度2米出头，直筒井身遗留夹砂深腹红陶盆、夹砂宽檐釜等残器，以及食后丢弃的麋鹿等动物骨骸和红烧土块。另一口为不规则井，最大口径约170厘米，深度亦170厘米，口大底小，其中含陶釜、陶罐残片与梅花鹿下颌骨。二者距今6000年，属马家浜文化晚期，早于崧泽文化与良渚文化。但二口井难以确定用于取水，更接近存用品、堆废物的灰坑窖井。 由此看来，发明挖井的本意，好像不应该只有解决水源一种理解。金山亭林出土的良渚文化黑陶罐，底部阴刻“井”字一枚，此乃象形汉字的骨灰级元老之一，极具井文化研究价值。先祖设计象形符号，取自生活，用于生息，既然“井”字结构不依水、不傍河，后人再任性，也没有理由将史前沪上古井，全部归类于水井。分析河姆渡遗址数以吨计的稻谷收成事实，原地窖藏应该属于发明挖井的合理解释之一。 按习惯思维，到此一游的驴友们常常认为，沪西自古以来水网交错，是采集渔猎、水稻耕种的鱼米之乡。不幸的是，澄湖水底原始耕地与高密度水井的同时面世，挑战“史前水乡”的想当然假设：原来本地农田灌溉曾经依靠人工掘井。其实，地理学家一直试图用数据证明，史前上海地区海拔较高，海平面尚低，澄湖遗迹可算实证依据之一。 重要的是，澄湖遗存再次证实华夏农耕文明多中心起源的智慧，大批古井要么用于耕地灌溉，要么用于收成窖藏。前者代表原始农业的简捷和技巧，后者不乏大同社会的安详与精明，为此出现“黄帝穿井”、“伯益作井”的附会传说，似可理解。 事实上，依靠挖井灌溉，滋养干燥耕田的习俗，至今保留在山区民间。浙江诸暨赵家镇泉畈村近两千亩古田畈中，分布着上千口古井。顾名思义，泉畈就是泉生畈，畈含泉，泉畈合一。一块耕地一口井，一口水井一垄田。泉畈村中最早的水井修自唐代，绝大部分属于南宋时期，算来已有千年历史。真应了老话一句，要知盘中餐，粒粒井水情。 从技术视角考察，饮用水井的演变与灌溉用井不同，内含改善日常生活的思维逻辑。河姆渡遗址发现，先祖利用天然水坑，小心保护水源，在“水井”上方特意修筑顶棚，格外重视饮水卫生。以后出现的典型饮用水井，底部铺上贝蚬碎壳，过滤水质的用意明显。最为普遍的是，水井筒体也被保护起来，有用整棵原木掏空入井的，也有用木方层层叠起的，防备泥土污染水质的意识极强。 周末休闲，不妨走一趟青浦福泉山，山脚尚存中古水井一口，收藏着远古水井的影子。地方志记：“福泉山初因形似，号覆船。后以井泉甘美，易名福泉。”南宋韩世忠抗金，青龙港驻军水土不服，痢疾频发，最后拜托福泉井水熬制草药，转危为安。千年流逝，甘泉已枯，但福泉枯井周身由木方、瓦砾建构的细节，则一脉相续菘泽文化、良渚文化与河姆渡文化的构井技艺。 沪郊一路古井秀，先人至少掌握了窖藏井、水源井和饮水井几种分类工艺。如将亭林地区原住民发明的象形“井”字，用木方叠出几个，并且竖立在一起的话，立马脑洞大开：河姆渡出土的木方井壁，就是实物“井”字的具体写照。最最值得强调的是，河姆渡井壁的四个角上，开始出现卯榫结构的固定技术。时至今日，卯榫结构的精准计算与精工制作，依旧还是衡量高档木器工艺水准的过硬标记。 也就是说，在建筑砖、陶制品面世以前，华夏先人已经在水井工艺中，采用木工基本技能。部分技艺通过《考工记》、《鲁班经》、《天工开物》整理升华，更主要的传承途径是师徒授受，口口相传。从这个意义出发拜师祭祖，应该在祖师爷鲁班门前供一口水井，以表晚辈对先祖更新了认识，增加了敬仰。木工始于井壁构建，乃是西出虹桥始料未及的收获。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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