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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肠梗阻住院的吴树梁。
吴树梁病例，证件照拍摄于确诊癌症之前。 吴树梁站在病房的阳台上，背对着门，右手正打着输液。蓝白条纹的病号服显得有些宽大。听见有人来访，他转过头，鸭舌帽下是一张瘦削、苍白、毫无表情的脸。 他蹙着眉头，一言不发地踱回房间，缓慢而小心地坐到躺椅上，定了定神，过了好一会儿，他用低沉而冷峻的声音说：“可以开始问了。” 他的手和脚部的皮肤由于长期用药而暗沉，指甲处触目惊心地发黑，输液架上挂着一张清单，列出了今天一天需要连续注射的几种药物。边说话，他一边轻按着腹部。这提醒着我，面前的这个人是一个病人，一个早在两年多前已被宣判只有3到6个月生命的肺癌晚期患者。 那天，他已经连续10天没有进食，因为肠梗阻，他不得不再次住院，靠营养液维持生命。这只是一连串糟糕的身体状况之一。去年底起，骨痛已经让他无法忍受，他不得不时常变换姿势，躺椅上坐一会儿，然后走动一会，再坐一会儿，在夜里也是如此，柔软的床也会让他的肩膀和腰剧痛，他已经半年多没有躺在床上睡觉。 为了缓解疼痛，他频繁地用电吹风烘烤自己的腰部。这当然是病人自己琢磨出来的法子。有时说着说着，他突然站起来拿电吹风，你就知道，他又疼得厉害了。 医生的办法是止痛药，比如吗啡，每天10片。但从去年底起，10片的剂量已经远远不能止住他的痛苦。他把剂量加到了24片。 “致死剂量是20片。”吴树梁说，医生不知道怎么办，而他自己顾不得那么多了，“人是可以痛死的”。他不敢回忆最痛苦的时候，那通常出现在夜里，“疼得像突然被子弹打中，整个人一下子跳起来”。 过量吗啡导致了肠梗阻，无法进食，肚子胀痛。而这正是他这次住院的原因。 那天更早时候，吴树梁的主治医生来过病房，看了看，建议明天转院。医生的解释是，一周多了还不见起色，广州的专业肿瘤医院也许有办法。吴的妻子丁维清在一旁，听得心里发慌。他们说服医生再多呆一天，想想办法。 他觉得自己等不到妻子入户深圳的那一天了。 “要是今年6月，还有可能，但是明年6月，我活不到那个时候。”他说。 为了户口 为了让妻子能入户深圳，吴树梁疯狂吃药续命，这故事感动了很多人。 夫妻双方有一方为深圳户口，另一方可以随迁入户，这是丁维清入籍深圳的最便捷的方式之一，因为丈夫吴树梁在2013年拿到了深圳户口。然而，深圳市在2014年修改了户籍制度，随迁入户的年限由两年提高到三年。想想吧，对一个好不容易快熬满两年的晚期癌症病人说：不好意思，再多撑一年。 吴的故事成为《锵锵三人行》最近的主题，这个电视谈话节目之前的主角分别为麻生太郎和台湾军方。主持人窦文涛与两位嘉宾探讨了癌症的痛苦、死亡的恐惧、家人的责任，话题最终落到核心的户口问题上。 “但是它（入户政策）能够在这么短的时间内，从2年变成3年，说明法是人制定出来的”，嘉宾之一孟广美皱着眉头。质疑很快被窦文涛打断：那你能单独为他制定一个政策吗？户口问题在法不容情这儿一锤定音。 事实也是如此。户口的事情被媒体报道后轰动极大，吴树梁工作过的深圳市龙新派出所提出试着帮老吴向上级反映情况，看他妻子户口的事情能不能“特事特办”。昨天，吴的领导来到病房，转达了上峰的意思：政策已经这么规定了，不好为一个人破例，当然，我们还是会继续争取。 甚至吴树梁本人也颇体谅组织的难处，他说：“我设定这个目标，一个是自己给自己找点理想，第二是确确实实是需要，但还是没有到非办不可的地步，没有媒体报道宣传得那么强烈。” 媒体报道“特事特办”后不久，吴树梁就预感到了这事可能性不大。公安内部有两种声音，一种是想办，一种是不敢办。这种压力被传递回病房里的吴树梁：“继续这样下去，他们能办也不敢帮我们办，如果帮了，网友们就会说，哦，吴树梁是协警，公安内部人，所以可以特事特办。” 问题是，可能大多网友质疑的并不是某个个体，而是制度本身是否公平。 “我认为这个制度不公平在哪里：我入深户的时候已经结婚10多年了，不存在是骗你这个户口，是吧？其实完全可以更改为，入深户的时候已经结婚3年，配偶就可以跟着迁过来，这样多好啊，多有人性啊！如果入深户的时候还没结婚，结婚3年之后配偶再迁，这个也合情合理。 “现在这样好像是在刁难一些人一样。”他头一回稍稍表露出愤怒。 早在领导正式通知不能特批之前，吴树梁和妻子已经自个儿琢磨出折衷的法子：积分入户优先权。积分入户是外地人口加入深圳户籍的另一种方式，根据《深圳积分入户指标及分值表》，对年龄、学历、技能、表彰、个人所得税等各项指标积分，得100分者可申请户口。 按这种方式，高中辍学打工、月薪接近深圳最低工资水平的丁维清必须去考一些技能职业资格证。他们的想法是，有关部门也许能酌情给予她一些优先权，比如排队时靠前一点，这样，既有优惠，也保证了她和其他入户者走的是同样的路径。这个法子还停留在两人设想阶段。 如果查一查积分入户政策，有个事实也许会让他们有点郁闷。 和户口政策一样，积分入户政策也有过调整。2013年版本的深圳积分入户政策中，夫妻一方为深圳户口，另一方积分入户时，积40分。然而，2014年起，这项加分被取消，配偶为深户不再能得到优惠。这个变动曾被质疑入户条件变苛刻，深圳市人社局当时解释道：人才引进的对象是有一定生存发展技能的在职人才，其评价指标应主要体现个人的素质和能力，此举为鼓励和引导更多人通过学文化技术技能提高自身素质。 考虑到随迁入户也是在2014年提高门槛，丁维清刚好在两种入户方式上同时遭受损失。 因为爱情 年轻时吴树梁在青海、新疆等西部地区干各种体力活，曾是10万青藏铁路施工者之一，2003年和丁维清结婚后来到深圳，成为这个移民城市上千万外来人口之一。丁维清高中未毕业便早早来到深圳，村里支持这样的行为，劳动局带队把他们对接到深圳这边的工厂。 第一次和丁维清见面，离开深圳前，吴树梁送了丁维清一个1克出头的黄金戒指，和另一个白金戒指。结婚后丁维清才知道，那个时候吴树梁身上带着的钱已经没多少了，但又觉得必须得给她买点什么。那两枚戒指的钱是吴树梁卖血挣来的。 “他以前是个胖子，190多斤。”丁维清用手臂环出个半圆，笑嘻嘻地说：“我只能这样抱着他。” 鞋厂的老同事刘金凤对吴树梁的印象，也是“很健壮，胖胖的”。她记得，吴树梁人很开朗、热心，他的工作本来坐在办公室即可完成，但偏要出来，帮做鞋工人干些体力活。她也记得，他老婆和妈妈身体都不太好，家里一直比较困难。 2009年，吴树梁夫妻两人打工多年的深圳龙岗港台鞋厂因当地修地铁而搬迁，两人失业。之后，吴树梁找了份在派出所当协警的工作。正是这份工作上的卖力表现，他得到了一个难得的深圳户口指标。他说，那是因为他干协警时，没有给警察形象抹黑，反而得到好评。 媒体报道后，他成了“抗癌英雄”。当英雄的滋味并不好受。吴树梁说，“很多次坚持不下去，太痛苦了”。半年以来的病痛连带夺走了他体重和好脾气，少有笑脸，和妻子的交流，也多是各种琐碎的事情，大多时候冷酷得有些严厉。聊天时，他偶尔会表达愧疚：“病了以后，家里所有事全靠她一个人奔波，很不容易。” 在被病痛折磨得非常绝望的时刻，他说：“我跟我老婆说过，如果我要是去了，不要太伤心，死亡对我来说是解脱。” 但求生的愿望同样强烈，他为自己设立生存目标，如果老婆入户实现了，还会有下一个，“他们需要我活着，他们也希望我活着”。 由于媒体来访，前任房东得知了吴树梁患癌的事情，然后客气地提出因女婿要搬回来住，房子不租。搬家对现在的吴树梁一家来说已经是莫大的负担。吴家人搬走后，听说那房子又租出去了。他们对新的房东隐瞒了这事。“广东人忌讳这个。” 这事在夫妻两人心里留下很深的阴影，甚至说，一种屈辱。吴树梁最不希望的事，是自己的病拖累了家人。丁维清选择坚强，也是出于类似的理由：如果她撑不下去，孩子怎么办。起码，她要尽力保证他能好好读书。
吴树梁所吃的靶向药和各种止痛片。 向死而生 晚期癌症患者面临的其实是两个问题，治疗，以及止痛。前者关乎生存，后者关乎生命质量。 确诊肺腺癌四期时，龙岗当地的医生告诉吴树梁，生存期是3到6个月。夫妻俩又跑到广州的大医院，丁维清记得那个医生年纪非常大，也不说能不能治好，只顾开单子。事后，丁维清躲开丈夫，偷偷回去问医生还能活多久，老医生拿出厚厚一摞单子，不置可否：“每个人不一样，这个病人，在我这儿看了4年。”丁维清带着老医生的嘱咐回去：治不一定能治好，不治，一定更糟。 就这样，他接受了11次化疗，20次放疗。吴树梁在天涯开帖，记下了这段举全家之力治病、波折不断的日子。医药费已经是一笔糊涂账，以前他还想冷静地算一下，但算不清，家里的钱、亲戚的钱，还有同事朋友的资助，一步一步撑着。 转机出现在2013年6月。他们8岁的儿子吴同写了篇“用世界上最好的东西换爸爸活着”，感动很多人，让吴树梁成为深圳的抗癌名人。据这篇报道，吴树梁得到了20多万的外界捐款，有专业的医疗机构和医生也主动为他提供帮助。 那是确诊后他身体最好的一段时间，他所接受的靶向药治疗效果良好，同时照着北京的医生免费给他开的中药方子来调理身体，深圳宁养院为他免费提供止痛片。看上去，他比瘦小的丁维清似乎还要健康。那年暑假，他带着妻儿回了趟河南老家，并特意又去了次开封，回到他当年读中专的开封市工艺美术学院。这所学校已迁往河南省会郑州，更名为河南省美校。原址仍在，吴树梁找到了以前住的宿舍，门上窗玻璃有道裂缝，隔了20多年，没坏，也没人修理，仍然留在那里。 “生病之后，不知道为什么，有一种非常强烈的渴望，希望回到以前学习、工作过的地方。”吴树梁说，“很留恋。” 在病房里回忆这段经历时的吴树梁已经和以前判若两人。他本来是190多斤的胖子，现在瘦得脸颊陷进去，颧骨分明，丁维清形容，以前他穿最大号的病服，肚子那儿的扣子都扣不上，现在随便一件都显大。 变化发生在短短半年内。去年底起，他感到这种靶向药明显不那么有效了，药物失灵的直接表现是越来越难以忍受的剧痛，以及看不到希望的沮丧，“这种靶向药的平均耐药期是11个月左右，我已经吃了18个月了，只能靠大量止痛片来撑着，但是你明知道，止痛片是不能治疗的”。 与此同时，他感受到了另一种绝望。他加入了一个抗癌QQ群，群里多是和他一样的癌症患者，但癌症病人里也有贫富分化。病友会在群里介绍经验，推荐某某疗效很好的药物。有人推荐一种止痛针，一针2万2，一个月一次，用多了之后频次会增多。对一个晚期癌症病人来说，能止疼是莫大的诱惑，只是口头提一提，吴树梁的眼里都能看出向往，但他也非常果断地否掉了这种可能：“确实有用。但是太贵，根本用不起。” 今年，吴树梁的身体出现新的症状，肚子肿胀，无法排便，甚至对吃饭这件事产生恐惧。4月份住院，查出是过量服用止痛片导致的肠梗阻。 4天前，他正陷入确诊以来最糟糕的日子，去年底起失控的疼痛，延续至今，又添新疾。治疗在第10天仍然毫无成效，医生在一大早出现，建议转院。他变得寡言、沉郁、烦躁，火气一触即发。无人明说，但包括他自己心里也在往最坏的结果上揣测，这是不是就是最后的日子。 丁维清也头一次向单位请了假，全天照顾丈夫。从丈夫开始治疗以来，她出人意料地保持着从未向单位请假的纪录。除了丈夫尚未停发的工资，这份薪水不高的收入是这个底层家庭唯一的稳定收入来源。 媒体的采访请求纷至沓来，夫妻俩一边治病，一边对媒体谈论病情，以及户口。但病情的惶恐显然已经压倒了对一切事务的关心。“明天我们还不知道在哪儿呢。”一次采访后，丁维清突然说。那天上午医生建议他们转院。 但就是在当天晚上，病情又突然出现好转。第二天，医生来检查时，说，可以喝点蜂蜜水了。再过两天，医嘱变成“可以喝点粥”。听到这话，吴树梁立刻就笑了。 丁维清说，病情起起落落、反复无常，她已经习惯了。通常，只要丈夫心情好，她的心情就好。于是这两天，她也跟着有了阔别太久的好心情，丈夫对活着的信念异常坚定，连带着她也开始相信，会不会真的有奇迹。 病情好转的喜悦冲淡了户口问题带来的沮丧。未来依旧未知，他的抽屉里放着从网上购买的没有认证的印度抗癌药，即将尝试。同时，有医疗机构联系他，商量为他联系国外的医生进行治疗。唯一可以确定的是吴树梁以后的食谱，由于止痛片不可能停，肠梗阻的阴影仍在，遵医嘱，他将只能吃水果、牛奶，以及米粥。 （凤凰网 朱诗琦 zsqlanding@163.com） 凤凰网版权稿件，转载请注明来源！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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