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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南合作的蓬勃重构国际秩序 ——写在万隆会议60周年之际
任晓
新兴经济体国家长期崛起的历史趋势将不会因为一些短期的变化而发生改变，全球力量配置将继续发生变化，全球治理机制化进一步增强，新兴市场国家将继续得到发展，但须练好内功。随着时间的推移，它们将继续塑造未来的国际新图景。
万隆会议即1955年4月在印度尼西亚万隆召开的亚非会议，有时也叫第一次亚非会议，但原拟举行的第二次亚非会议终告流产，于是万隆会议就成为唯一的一次亚非会议。
万隆会议召开前后，大批亚非国家摆脱了西方国家的殖民统治，获得独立，但之后所走的道路非常曲折。亚非国家本拟于1965年在非洲国家阿尔及利亚召开第二次亚非会议，结果由于矛盾重重没能开成，使得万隆会议成了“绝唱”。
从1960年代到1970年代，世界上也出现了建立“国际经济新秩序”的大声疾呼。1974年召开的第六届特别联大，通过了《建立新的国际经济秩序宣言》和《建立新的国际经济秩序的行动纲领》。《宣言》指出，“占世界人口百分之七十的发展中国家只享有世界收入的百分之三十”，新的国际经济秩序“将纠正不平等和现存的非正义并且使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之间日益扩大的鸿沟有可能消除”。而《纲领》则更是洋洋洒洒，其中文版长达18页。但时隔不久，世界经济和政治中发生了各种事件，“新的国际经济秩序”逐渐被人淡忘。后来又有联邦德国前总理维利·勃兰特领导了一个国际发展问题独立委员会（即勃兰特委员会），于1979年发表了著名报告《北方和南方：争取生存的纲领》。该委员会设法使决策者和公共舆论相信“国际关系，尤其是国际经济关系需要进行深刻的变革”。又指出现存的国际机构体系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时建立的，而南方作为国际舞台上的新手，面临着许多需要从根本上加以纠正的不利条件，因此需要建立新的国际经济秩序。诸如此类的呼吁不能说毫无作用，但终究实际效果有限，以致十多年以后由坦桑尼亚前总统尼雷尔领导的委员会于1990年发表的报告《对南方的挑战》这样判断：
“对南方大多数国家来说，80年代已被视为发展方面‘失去了的十年’；这种表述对南方许多国家乃是一种保守的说法，它们的生活标准已远降到1980年的水平之下。”至于由西方国家主导的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等国际性机构，尽管在世界发展方面并非一无是处，但无论是1980年代的“结构调整计划”，还是1990年代的所谓“华盛顿共识”等等，都没有为发展中国家带来摆脱贫穷、实现发展的结果，甚至还给有些国家帮了“倒忙”。比如，“结构调整方案”是以过于乐观的假设，即“结构弊病可从速治理”论为基础的。这些方案通常是根据市场力量万灵和货币政策万灵的教条信念制定。这种轻重安排和政策的结合，在许多方面更加剧了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忧患和社会痛苦。尼雷尔委员会特别指出，包含削减政府开支并进行比价调整的“结构调整”的药方，全然不考虑是否公正；这对重要的公共设施，如卫生、教育，都造成了灾难性后果；对最脆弱的社会阶层所造成的后果，尤为有害。
多年间，南北关系进展甚微，南方国家始终处于不利境地。
这种状况的造成，究其原因，根本上是南方国家没能发展起来，以至于没有力量改变不公正不合理的国际政治经济秩序。一个国家的发展从来不是依靠发达国家的恩赐实现，而是必须依靠自己，实行正确的发展战略、恰当的政策才能实现。
因此，南方委员会的如下论断无疑是正确的，即：南方发展的责任，在于南方本身，并在于南方人民掌握之中。
当然，变化仍然有，尤其是进入21世纪后，国际发展的大格局发生了可称重大的变化，标志就是一批新兴大国的出现，特别是中国、巴西、印度等。新兴大国的群体性崛起，正深刻地重塑国际秩序，甚至有人认为，“我们正经历三百年来未有之变局”。当前，世界经济和政治都在呈现一种多元格局，南南合作的勃兴促进了这一进程。
多年来，人们一直用“发展中国家”来指称世界上除发达国家外的众多南方国家。而实际上，所谓的发展中国家已出现了各种变化和新情况——国家间差异很大，具有很强的多样性，一些国家已经成为了新兴的工业化国家，比如韩国、马来西亚、泰国等，新加坡已是发达国家。整个亚洲发展非常不平衡，根据亚洲开发银行（ADB）的统计数字，世界上三分之二的穷人生活在亚洲；没有清洁饮用水的人一半居住在亚洲；5岁以下婴儿死亡40%发生在亚洲……很显然，亚洲有关国家在发展方面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但南南合作还是取得了不少重要进展，其中一个表征就体现在金砖国家（BRICS）合作机制。新兴国家巴西、俄罗斯、印度、中国和南非加入这一机制，形成一个来自三个大洲的国家集团，至少在以下三个领域合作并取得了一定进展：
一是金砖国家定期举行领导人峰会及其他相关会议，共同探讨国际事务中的重大问题以及相互间的合作。二是努力试图用一个声音说话，比如，当斯特劳斯-卡恩因故辞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需要产生一位新总裁时，金砖国家发出了同一个声音主张IMF总裁人选应根据实际才能遴选。尽管还是欧洲人继续当选IMF总裁，但金砖国家此举提出了非欧洲人士出任IMF总裁的可能性。三是金砖国家决定创建金砖国家开发银行，这是极为重要的、实质性的发展，是金砖国家为发展中国家间实质性合作所作出的一个重要贡献。
另一个南南合作的重要典范是东南亚十国和中国，俗称10+1机制，是地理邻近的东亚国家间的合作。中国和东盟国家于2002年共同发表了《南中国海行为宣言》，以期在这一框架下使各方协调处理关系，并在条件成熟时把具体的合作行为上升为更高层次的行为规范。在经济上，东盟十国和中国创建了自贸区（FTA），双方已消除了贸易和投资方面的诸多壁垒，大大促进了整个区域的贸易往来。中国努力帮助亚洲一些不发达国家实现发展并共同探索互利的新形式，如中国和缅甸达成协议并建成了中缅油气管道，从印度洋沿岸铺设管道把石油和天然气输送到中国，这对中国西南部的发展发挥了重要推动作用，同时也有利于缅甸的经济发展。此外，中国还倡议建立“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AIIB）。这是一个创新性的重大倡议，有利于进一步建设和改善整个区域的基础设施，更好地加强亚洲各国间的互联互通。
南南合作的另一个积极发展是地理邻近的四个亚洲国家，即中国、印度、缅甸和孟加拉国（BCIM）之间开展合作。经过一段时间的徘徊后，中印缅孟合作已获得政治动力，正在积极进行可行性研究。
总体而言，南南合作从来没有像现在这样展现出良好的前景。南南合作的蓬勃推动了整个世界的政治多极化，也有利于建立公正合理的国际政治经济秩序。
近年来，新兴市场国家出现了一些新情况和新变化，比如股市汇市动荡、资金外流、货币贬值等，个别国家还发生了一定程度的社会动荡。在这一背景下，国际上关于新兴市场国家的走向出现了不少议论。在一些人看来，似乎这些新兴国家又不行了，中国经济增速也在放缓，又有人在谈论“中国的崩溃”。
这不是个小问题，值得我们认真研究分析，作出恰如其分的估计。
前已提及，进入21世纪后，一个引人注目的现象是新兴经济体的群体性发展上升。2001年，高盛公司经济学家吉姆·奥尼尔等造出了BRIC这个新词，即巴西、俄罗斯、印度、中国，认为它们是未来世界中冉冉上升的经济新星。这一敏锐观察得到了经验事实的支持。根据高盛公司2007年的统计，仅仅是金砖四国（不包括南非、东盟和墨西哥）的总量当时就已占世界经济总量的15%。2008年，这四国均已跻身世界前十二大经济体之列。如今，世界上已普遍认可中国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
2003年，法国主办G8峰会，邀请了五个发展中大国——印度、中国、南非、巴西、墨西哥的首脑与八国领导人对话，此即G8+5。这是一个意味深长的发展，在过去是难以想象的。后来，英国主办格伦伊格尔斯峰会、德国主办海利根达姆峰会，大致循此模式。不过，在这一机制中，发展中大国是受邀参加的客人，议程由G8确定，双方之间的地位并不完全平等。
正当此时，全球金融危机突然爆发，引起的震荡之大、波及的范围之广都极为罕见。新兴经济体国家不可避免受到了影响。不过总体上，它们经受住了考验，且企稳回升较快，尤其中国是世界经济动荡中的一大亮点，与其他新兴国家一起，成为在危机背景下拉动世界经济增长的引擎。在此背景下，二十国集团（G20）首次在峰会层次上召开。G20原是在亚洲金融危机背景下以有关国家财长和央行行长会议形式应运而生，它的出现反映了全球经济力量配置和对比的变化。这种变化在于，在全球金融危机面前，G8显然无力应对。G20峰会的诞生深刻地表明，新兴市场国家重要性的上升，是西方所无法回避和必须正视的现实。没有新兴市场国家的参与，世界经济事务无法得到有效讨论和治理。因此，G20作为全球经济治理新的机制，登上了历史和世界的舞台。
这是世界多极化的一个重要表征。美国虽仍是当今唯一超级大国，但其管控世界事务的能力已较前下降。欧元区陷入经济衰退，摆脱危机迟迟难有起色。相比之下，新兴市场国家表现抢眼。本来，世界政治已经走向多极化，现在加上经济多极化的进一步发展，又使政治多极化得到了增强。
在这一新图景中，中国是一道亮色。中国实现了连续30多年的快速经济增长，大大提升了其世界经济政治地位。从历史的长过程看，正因为在较短时间内完成了别国上百年甚至更长时间才走完的道路，中国的发展在很多方面体现出“夹生”特征，很多经济社会矛盾有待化解。对外关系中，中国的迅速崛起也引起了一些邻近或不邻近国家的不适应，这同样需要在一定的时间内逐步化解。
从其他新兴国家看，一些国家经济结构矛盾突出，经常项目账户赤字较大，长期靠资本流入来维持平衡；一些新兴市场国家产业结构中的资源特性较强，对外依存度较高，更易受到美元波动冲击，反映了新兴市场国家一定程度上存在的脆弱性。投机资金快速流入流出常在他国引起冲击和震荡，新兴市场国家因经验不足，对资本的贪婪本性缺乏警惕，或政策应对失误，在博弈中常容易吃亏。这些都表明，新兴经济体国家有各自的弱点，需要很好地加以重视和解决。
尽管如此，新兴市场国家的进一步兴起仍是一个不可阻挡的趋势。即便是一向对其“唱衰”的“末日博士”努里尔·鲁比尼，在指出新兴市场存在风险的同时，也承认在被戏称为“脆弱五国”的印度、印尼、巴西、土耳其和南非爆发全面货币、主权债务和银行业危机的风险仍然较低。随着时间的推移，对新兴市场持乐观看法可能是正确的。许多国家都拥有健全的宏观经济、财政和政策基础。此外，大多数新兴市场包括那些脆弱国家的一些中期基本面依然保持强劲。我们还可以举出进一步的理由：
首先，新兴市场国家的崛起是一个长期趋势，当前各种“看跌”的议论是基于一些短期的情况变化，如股市汇市波动，货币贬值升值等，所涉及的一些现象不足以改变长期趋势。
其次，新兴市场国家具有进一步发展的基本条件。这些基本条件包括：政局大都稳定，国家大政方针能够得到贯彻执行。这些国家发展的基本方向对头。例如印尼在经过亚洲金融危机带来的动荡不安后，实现了稳定并走上正轨，近些年经济政治发展呈现积极势头。再次，这些国家间机制化的合作得到了建立和发展。如必将产生深远影响的金砖国家合作机制，共同参与了G20的各项事务，显示了新兴经济体的群体形象和力量。
因此，新兴经济体国家长期崛起的历史趋势将不会因为一些短期的变化而发生改变，全球力量配置将继续发生变化，全球治理机制化进一步增强，新兴市场国家将继续得到发展，但须练好内功。随着时间的推移，它们将继续塑造未来的国际新图景。
（作者为复旦大学中国外交研究中心主任）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