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跳跃的时代，你们是否适应？费孝通的担心已成真

中国人奋斗的全部意义不是为了几个统计数字好看，以及物质消费水平的增长。在社会变迁中，人需要活得身心健康，需要有一个健康的社会。

4.24，著名社会学家费孝通逝世十周年之际，我们对照当下，一起看看他当年的焦虑和我们的焦虑。

一次，在走访无锡的一个江南古镇时，当地领导带费孝通去看小镇的工业园区，里面有安装了过山车的现代游乐园，以此作为社会进步的象征。他没有心思看，反而发出一个感叹：“我们的社会发展不应该像坐过山车那样，让人们手足失措。”对于被人漠视的古镇，费孝通倒是特别感兴趣，从工业区回来，车子开到招待所门口，他突然冒出一句话：“不到古镇心不甘啊！”当地领导愣住了，急忙命令车子掉头，改向古镇驶去。在古香古色的街道上，费孝通有种如鱼得水的感觉，一会儿走累了，就地找个地方坐下来闲聊，却又发出一声感叹：“文化走了”。他看见一个老太太躲在人群后面，却不敢靠近他，因为那个老太太觉得她过去讲究的那套东西在现代社会不荣耀了。

文化走了，是因为费孝通知道过去有什么文化。那时候他写的《江村经济》 是中国农民生活的缩影，有一个社会体系——也是一个文化体系，不是一个纯粹的经济体系。那时候中国的农业文明被帕克教授称为是一个成熟的文明，每个人知道在什么位置，怎么做好自己的角色。那时候还是礼治社会，讲究人自觉地做人，可以看着邻居的小孩慢慢长大，他在《乡土中国》娓娓道来。还有一点，那时候他还能评论士绅阶层，依靠乡绅维持社会秩序，朝廷仅是委派县官，有点什么对农民不利的事情，由当地的士绅出面协调，费孝通说：

在帝王制度下老百姓是无权的，他们存在被专制权力吞食的危险，于是出现士绅阶级。士绅力图为了自己利益来调整帝王权力和农民的利益。绝对专制的政治权力不可能长期持续。一旦中间人停止起作用，农民革命就会发生，以改朝换代恢复旧系统的运行。这个基本系统在最近的时期才真正发生变化。

文化走了，除了在话语中略带一丝怀念之外，是看到新的变化接踵而至。身为一位有江南水乡情结和小镇生活记忆的老学者，慢慢地凝视小镇的变迁。轰隆隆的马达声响起之后，小镇的变化是难免的，不是一个、两个小镇，千百个江南小镇都在发生变迁。它真的变了，那些传统的习惯习俗影响力日渐式微，老年人让位了，不愿意从小镇搬迁到平地高楼上，小镇有传统的邻里关系。那些青年新锐的言行举止，沾上了点工业社会的夸张，还不明白通往什么未来世界。面对一座座新的江南小镇平地而起，一窝蜂盖起的现代建筑群，车水马龙，川流不息，到处是停不下来的身影。他想起了中国人说的“韵味”一词，总得还有点千年文化遗留下来的韵味吧。别人无所谓，可他还想多看几眼老江南。

而这些变化确实有些令人担忧，费孝通是反对浪费的，中国的机遇本来不多，资源也不多，实在浪费不起。中西部的青壮年农民纷纷离开本乡本土，向沿海城市奔去，农民想到一个完全陌生的世界去寻找新的自己，偏偏遗失了自己。他们没有城市的经验，也脱离了农村的经验，肩扛着冷冷暖暖的人生，唯有在干活停顿下来的时候，向远方的故乡瞭望。一张张冷峻的脸，还有迷茫的眼神，让人感到城市空气的窒息，他们除了付出汗水和体力挣工资外，只是城市的过客，越不过那高高的门槛。这不是真正的城市化进程，仅仅是农民外出务工而已，他们被简称农民工，人口多达上亿。看看每年的春运吧，民工潮年年出现在火车站，他们或者返乡过年，或者拥向城市。因为不允许进城的农民搭建棚户区，他们只能来回奔走，输掉了社会尊严，缺少城市居住权和子女教育权。事实上中国输得更多，浪费了历史上最大的城市化机遇。

原以为，中国的变化是逐渐逐渐的，小心翼翼的，费孝通主张“离土不离乡”的城镇化和工业化，让数亿农民在小城镇这个蓄水池逗留一下，过渡一下，逐渐发展中小城市，最终形成“乡村、小城镇、中小城市、大城市”的合理布局。有人看不上小城镇，大城市才称得上现代化；那么好吧，不发展小城镇、小城市，让几亿离开土地的农民一步跨入大城市。费孝通预言，中国的大城市已经饱和，承载不动过多的人口。没想到，在改革开放时期，中国的变化是跳跃的，赶上了跳跃的时代，人心的跳跃更多，世界变得不可预测。

学者的思维习惯始终是冷静的、理性的。为了追踪研究中国发生的变化，在费孝通的坚持下，把中国社会变迁的研究导入到社会学重建中，以北京大学为中心。费孝通说：“让我来领导重建社会学，我选择走这条路。”此言不虚，中国人不去研究自己的社会变迁，难道指望外国人来研究不成？另一些学者想多翻译几本西方社会学原著。农民从乡村出发，要走到哪里去？费孝通把中国从农业社会、工业社会和信息社会的变化定义为“三级两跳”，说自己只能完成第一跳，下一跳来不及了，留给后来者去做。对三级两跳，他有一个学术解释：

我生在传统经济的社会里，这一生一直在经历我国走向现代化的过程。作为一个见证人，我很清楚地看到，当引进机器的工业化道路还没有完成时，已经又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即信息时代。以电子产品作为媒介来传递和沟通信息，这是全世界都在开始的一个大变化。虽然我们还一时看不清楚这些变化的进程，但我们可以从周围事物的发展事实中确认，由于技术、信息等等变化太快，我国显然已经碰到了许多现实问题。我们的第一跳还在进行中，有的地方还没有完成，现在却又开始下一个更大的跳跃了。我国社会的这种深刻而复杂的变化，我在自己的一生里边都碰到了，这使我很觉得庆幸。事实上，我所有的学术研究工作的成就和失误都是和中国社会变化“三级两跳”的背景联系在一起。

变化是必然的，问题在于中国人能否适应这场变迁，也就是文化能否适应变化？费孝通很早就翻译过《社会变迁》，有机会在英国留学，在美国做访问学者，花了很大的功夫去认识社会、文化体系。他认为，技术改变了，制度一定要改变。开始的时候，他注重认识中国农村社会，偏向于“社会的发现”，在1946年写作的《生育制度》里，曾这么描述社会：“社会实在是一个实体，个人是一个载体。个人不能孤独的存在，只有在群体分工合作中才能生活，必有岗位分工、岗位合作和共同规则，社会就是这个群体分工合作体系的总称。这个体系超越个人的存在、发展和兴衰。”过去的乡土社会，有一套文化在起作用，参见他的《乡土中国》，那时候的社会，大事小事都有人管，有个自我纠错的系统。新中国建立了一个村、镇、县三级行政体系，原有的、自治的农村社会退化了。乡村的大事小事怎么办，都听从上头来的。但是，一旦政府变成只管经济增长，其他问题管得少，或者不管了，此时原有的社会自治功能已经作废，麻烦就来了。

20世纪80年代，费孝通关注农村工业化更多一些，后来他主动反思自己，发现了“只见社会不见人”的倾向。回忆起1946年潘光旦为《生育制度》写序，曾经提示，这本书只见社会不见人。一个做学术的人，该反思就反思，他年近八旬了，照样态度干脆地反思自我，决定纠正偏差。西方学者的研究善于“从个人的角度出发”，哈佛大学商学院有个著名学者梅岳，曾经为如何提高工人的工作效率进行一些实验，通过增加光线、色彩和休息时间等，发现工人的工作效率确实提高了。梅岳没有停止探索，取消了这些改变，结果出乎意料，工作效率依然上升。他发现这些参与实验的工人意识到自己不仅是拿工资干活的机器，还成为了创造科学价值的实验者，这个转变提高了他们的积极性。在社会的“工人身份”下潜伏着“人的因素”，梅岳的“人的发现”改变了美国的工厂管理。费孝通曾在1944年访美时结识过梅岳教授，翻译了他的《工业文明的社会问题》。重温旧作，费孝通肯定了个人的作用。

事情没有到此为止，费孝通继而找出个人行为的积极与消极的差别：“社会的目的还是使个人得到生活，满足他不断增长的物质和精神的需要，分工体系是依靠个人的行为发生效用的，个人是个有主观能动性的生物，他知道需要什么，希望什么，也知道需要是否得到了满足，还有什么期待。满足了才积极，不满足就是消极。”当一个社会的发展变化，发展到注重个人的心理变化，才是真正的社会进步，心理细节决定美好。经过调整后，费孝通的学问体系趋向完整，社会和个人是相互配合、互不分离的实体，他还做了一个形象的比喻：“我们在评论舞台上的演员时，看他是否进入了角色，进入了角色就发挥出演员的积极性，演好了戏，演唱的好坏是决定于演员本人。明白了这一点，个人和社会的关系也就明白了。”随后，费孝通建立出一个“个体、群体、社会”的学问体系，跟过去的学术前辈一样，做一个学科打桩人。

学者有这种自知之明，或者说自觉。可是个体、群体和社会的成长速度跟不上，中国人面临的考验是空前的。当下的语言全变了，如果让谁来描述一下中国发展，大多数人一定是细数物质的发展进步，忘记了一个最重要的“人的发展”。人是现代化的出发点，如果物质可以一马当先地向前奔跑，把道德价值和精神价值滞留在出发点，后来必然是看不见了。也许道德和精神无法列入统计，但是中国人奋斗的全部意义不是为了几个统计数字好看，以及物质消费水平的增长。在社会变迁中，人需要活得身心健康，需要有一个健康的社会。现在的人和社会都空心化了，是时候讨论社会的重建，或者是文化的重建了。

——选自《中国人的自觉：费孝通传》

“事实上，我一生的目标，唯一的目标，就是了解中国和中国人。”——费孝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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