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贞观政要》有感
贞观十五年(公元640年)时，唐太宗下了一道令，对周、隋两代的名臣和忠贞节义者的子孙，给予平反，有发配流放边远者，一概召回，酌情安置。唐太宗突发慈悲对前朝一些大臣的后代起怜悯之心，当时不少侍臣不理解。唐太宗解释说：“我在听朝之后的空闲时间，读前代史书，每当看到前代贤人辅佐时政，忠臣为国牺牲，没有不想见到这些人的，放下书本钦佩感叹！至于近代以来，时间过去并不太久，而这些人的后代，有的应当还在，纵使不用立牌坊赐匾额来表彰，也不能抛弃不管，让他们住在边远的地方”。唐太宗认为，忠臣特别是冒死犯颜进谏的忠臣，是皇帝避免过失、国家兴旺发达的重要因素。贞观六年，唐太宗在读史书时，看到夏朝末代国君桀荒淫残暴，大臣关龙逄多次直谏，被桀囚禁杀死；汉景帝听信袁盎等谗言，错杀忠臣晁错，因而酿成吴楚七国之乱；特别是看到隋炀帝施行暴政而被一个普通人杀死时，全国老百姓没有一个为他悲痛的。唐太宗“未尝不废书叹息！”感触良多。因此，他对大臣们提出“公等为朕思隋氏灭亡之事，朕为公等思龙逄、晁错之诛，君臣保全”。唐太宗正是从国家兴亡的高度来看待手下大臣们的各种意见和建议的，因而对敢于“直谏”的忠臣，不管是前朝的还是当朝的，都怀有一种特别的感情，也才产生了魏征这样的名臣。
唐太宗之所以取得“贞观之治”的政绩，主要得益于“史”与“人”这两面“镜子”， 特别得益于史。唐太宗把魏征比作是一面“人镜”，魏征死后，唐太宗亲自到灵堂放声大哭了很久，并亲笔撰写碑文，认为自己损失了一面镜子。而魏征则是一位历史学家兼政治家，他远见卓识，总揽梁、陈、北齐、北周、隋五朝史的编撰，并亲自主编《隋书》，前后达16年之久。唐太宗之所以采纳魏征提出的200多条“谏议”，其中主要的原因是魏征所提的“谏议”，言之有据，据之源史，决不是夸夸其谈的“新观点”。一部《贞观政要》，既是唐太宗治国安邦之术的观点政策的汇集，更是唐太宗以史为鉴从政的历史经验总结。《贞观政要》百分之七十至八十的内容均是从历史的角度来论述的。不论是政治改革，任贤纳谏，还是经济建设，劝课农桑；或是制定法律，奖掖文士；或“爱之如一”的民族政策；或对外国艺术和宗教的交流，唐太宗都特别重视对前代主要是隋朝历史经验的总结借鉴。
唐太宗还亲自参加撰史工作，比如，他为《晋书》写史论，说：“居治而忘危，则治无常治”。贞观十四年，唐太宗问房玄龄：“朕每观前代史书，彰善瘅恶，足为将来规诫。不知自古当代国史，何因不令帝王亲自看之？”房回答说，国史是好坏都必须写上，是希望皇帝不作非法的事，只是怕有些记载与皇帝的意见相抵触，所以不能让当代的皇帝看。唐太宗解释说：“朕意殊不同古人，今欲自看国史者，若有善事，固不须论；若有恶事，亦欲以为鉴诫，使得自修改耳。”据此，房玄龄等人按年代次序编写成高祖、太宗实录各20卷。唐太宗看后，批评了史书中对皇帝的某些“恶事”采取隐瞒的笔法，他认为，史官提笔记录，没有必要隐瞒，应当直截了当地把事情写出来，记载不真实，后代有什么可看呢？很明显，唐太宗亲自修撰国史，意在用史这一环节来监督自己，少犯错误。中国自春秋战国以来，国王、皇帝位尊人极，无所忌惮，惟有怕史官，怕史官记载国王、皇帝的过错或“恶事”，流传后世。因为自周代起，朝廷就分设左史、右史官，用来记录皇帝的言行，左史记言，即内史；右史记事，即太史，好坏都得记下来，并规定不准皇帝亲自观看，只有唐太宗例外，这应了老百姓常说的一句话，自己身正，不怕影子歪！
“贞观之治”，是中国两千多年漫长封建社会的一个繁荣昌盛的朝代，在我国封建社会的政治、经济、军事等方面都曾发展到前所未有的高度，就当时的世界而言，它经济繁荣，文化先进，举世瞩目。究其原因，是与唐太宗“动静必思隋氏，以为殷鉴”，分不开的。换一句话说，就是唐太宗在位时的所有重大决策，每必与大臣们对照隋朝的历史经验教训，以防止决策上的失误。因而，他在位的23年政绩，历来被史家赞誉为“贞观之治”。唐太宗总结自己领导成功的经验时，把学习、研究和借鉴历史当作一面“镜子”，几乎每天必照不已。他说：“夫以铜为镜，可以正衣冠；以古为镜，可以知兴替；以人为镜，可以明得失。朕常保此三镜，以防己过”。唐太宗的话内含历史的真理，因而成了千古名言。后人只是将唐太宗话中的“古”字改为“史”字而已，内涵都一样。 （作者单位：中央党校教务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