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文化和智慧角度理解国学的两种管理价值

从文化和智慧角度理解国学的两种管理价值

国学是我国先哲数千年文化和智慧的积累，时下已成为一门显学。当前关于国学与现代管理的关系大致有三种观点：一是持否定的态度，有的认为国学思想是古代甚至是几千年前的观点，不适用于现代社会，有的认为现实中没有运用国学管理的成功案例。持此种观点者在学术界占大多数。二是持肯定的态度，如以复旦大学教授苏东水为首的东方管理学派，被称为“中国式管理”大师的台湾学者曾仕强等，但在管理学界不占主流。三是持中间态度，认为国学对现代管理有用，但其管理思想有精华、糟粕之分，要结合现实详加研究。

管理是什么？市场上林林总总的管理书籍，有古有今，有中有西；有讲“从优秀到卓越”的，有讲“五项修炼”的，有谈价值观的；有《细节决定成败》，有《水煮三国》、《大易管理》……似乎管理又进入新的“管理丛林”时期。德鲁克说“管理是一种文化”；但这些书籍和管理实践告诉我们：“管理又是一种智慧”。实际上这两句话是“殊途同归，一致百虑”。因为文化是知识的积累，知识积累到一定程度，真正“为我所用”，文化就转变为智慧。因此，可以概而言之：“管理是一种文化和智慧”。

以上关于国学与现代管理的关系三种不同的观点说明，很多学者对国学的当代管理价值的认识是不一致的，本文从国学与管理的天然联系出发，基于“管理是一种文化和智慧”观，探讨国学的不同管理价值。

一、管理是国学之本然

本然即天然、当然，本当如此。国学的内容无所不包，管理是其重要内容，如古代国家、地方管理，军事、商业管理等，管理是国学的本然。

1.从国学的概念及其内涵看，国学中包含管理

何谓“国学”？哪些属于国学的内容？不同的学者其观点不同，但实质内容基本相同。汤志钧在《国学概论》导读中认为：国学“为一国固有之学”。中国是有悠久历史、灿烂文明的国家，《史记》记录了自从黄帝以来的历史，成为中华民族的象征。此后，尧、舜、禹、汤、文、武、周公历代相传，至孔子而集“国学”之大成。这种传统思想文化，也就是所谓“国学”。它既不同于西方文化，和我国少数民族的专制统治思想也有差异。因此，“国学”实际是指我国汉族之学。胡适认为：“国学”在我们心眼里，只是“国故学”的缩写。中国的一切过去的文化历史，都是我们的“国故”；研究这一切过去的历史文化的学问，就是“国故学”，省称为“国学”。清末民初一些国学大师对国学的概念和范围也有不同的看法，有的认为经学和诸子学是国学的范围；有的认为国学为“六艺”(即《诗》、《书》、《礼》、《乐》、《易》、《春秋》)之学，具体包括小学(文字学)、经学、诸子学、文学、史学。其他的定义还有：国学主要是指中国传统学术文化；国学就是研究中国的传统文化；等等。

从上述可以看出，100多年来，人们对国学概念界定有多种，但是“万变不离其宗”，国学的内容主要在经学、史学、诸子学、文学即经史子集的范围内。由此可以删繁就简，给国学一个简单明了的定义：国学是指中国的传统文化。它包含古代经史子集；但在经史子集中，经学是国学的核心内容，经学中又以儒学为主。经学是通常讲的中国儒家经典“四书五经”，即《论语》、《孟子》、《大学》、《中庸》以及《诗经》、《尚书》、《礼记》、《周易》、《春秋》。诸子学中，有道家经典如《老子》、《庄子》，佛家经典如《心经》、《坛经》，兵家经典如《孙子兵法》，墨家经典如《墨子》，等等；宋明理学是传统儒家的延伸和发展，其经典著作如《近思录》、《传习录》等，也属诸子学之列；史学有“二十五史”、《资治通鉴》等；文学有古代诗词歌赋、文学评论等。

由上可知，国学中包含着管理，国学的许多经典即是管理经典，如古人有“半部《论语》治天下”，称《老子》为“君王南面之术”，而《资治通鉴》是“鉴于往事，有资于治道”的治国法典，《孙子兵法》被当代企业家尊为“商业天条”，“企业管理的教材”，“企业竞争的指南”等。

2.从国学“管理”本意看，国学中的管理由来已久

《旧约·传道书》说：“已有的事，后必再有，已行的事，后必再行。日光之下，并无新事。”管理学的发展正好印证了这个道理。今天的管理理论发源于企业管理，其对象主要是企业，进而扩展到各种“非营利组织”；古代的管理主要是国家管理、军事管理。管理面对的对象不同，具体的环节、措施不同，但是成功的管理都蕴含成功的智慧，甚至古人超过今人。

国学中的“管理”思想随处可见，但是国学中“管理”一词出现较晚。《大学》里提出“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思想，实际上“修齐治平”四字分别都体现了管理的含义，“齐”即整治，“治”即治理，与现在所讲“管理”意义相当。另外，古代没有正规的企业，管理主要是政治管理，国学文献中的“为政”相当于现在所讲的作为动词的“管理”。例如，《贞观政要·崇儒学》指出：“为政之道，惟在得人；用非其才，必难致治。今所任用，必须以德行、学识为本。”

虽然我国早期文献没有“管理”一词，但是“管”字或“理”字单独使用较为常见，例如《史记·范雎传》记载：“李兑管赵，囚主父子沙丘。”《贞观政要·论公平》提出：“理国要道，在于公平正直”这里的“管”就是管理、管治的意思，“理”有治理、管理的意思。我国1988年版的《辞源》和1980年版的《辞海》均未收入“管理”一词，目前所有管理学教科书也未作这方面的探讨。据考证，作为“管”和“理”合并使用的汉语“管理”一词最早出现在唐朝。《旧唐书·卷十二》记载：“秋七月甲午朔”，“壬子，以前涿州刺史、兼御史中丞刘怦为幽州长史、御史大夫、幽州卢龙节度副大使，兼知节度管理度支营田观察、押奚契丹经略卢龙等军使。”此后“管理”一词多次出现在我国各种古代文献中，如《红楼梦》“第一百一十七回”中的贾琏对王夫人说的一段话：“那栊翠庵原是咱们家的地基，如今妙玉不知哪里去了，所有的根基他的当家女尼不敢自己做主，要求府里一个人管理管理。”

3.从理论体系看，国学具有完备、科学的管理理论体系

现代管理学已经形成严密的理论体系，但是纵观国学中的管理，其管理思想亦十分丰富，理论体系相当完备，下面略作分析：

(1)管理的环境分析。《孟子·公孙丑下》指出：“天时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从天时、地利、人和三个方面把握内外环境。《孙子兵法》指出，决定战争胜负的有五大因素：道、天、地、将、法，这里更加全面地提出内外环境分析的理论，除“天时、地利、人和”之外，还提出“道”、“法”两个因素。《资治通鉴》提出要分析“形、势、情”三大因素。形即指总体得失胜负的情况，成功的可能性、必然性，管理者首先要心中有数，整体把握，具有战略眼光；势指当时气势，国内外大势，管理者要善于乘势而为，顺势而上；情指人心所向以及人的信心、斗志，属于上述“人和”因素。

(2)决策理论。决策在我国古代文献中叫“断”或“决断”等，如《礼记·乐记》有“临事而屡断”；《史记·淮阴侯传》提出：“贵贱在于骨法，忧喜在于容色，成败在于决断，以此参之，万无一失。”战国杰出军事家吴起说过：“用兵之害，犹豫最大，三军之灾，起于狐疑。”这说明管理的关键在于决策。《周易》第四十三卦为“夬卦”，阐述了阳刚决断性对待阴柔，正气压倒邪气；反过来说，唯有如此，才是正确决策，敢于决策。夬即决断、果决之意。“‘夬’，决也，刚决柔也。健而说，决而和。”(《周易·夬卦》)即“健则能决，说(悦)则能和”，只有阳刚至健者才能做出决断，只有令人悦服众物才能协和。正如朱熹所说：“非至明不能察其几，非至健不能致其决。”《周易》的精微理论，包含着神秘的决策术，可以说，一部《周易》始终贯穿着如何进退、如何决策的思想。

(3)管理职能。要做好管理必须要经过一系列环节，或者说管理要具有一系列职能。几千年来，成功的政治、军事乃至商业管理等，政治家、管理者们都必须具有丰富的经验，具备超常的智慧，进而形成科学的理论。国学强调管理职能的论述很多，这里略提一二。例如，《中庸》提出“凡事豫则立，不豫则废”，《孙子兵法·计篇》提出“庙算者胜……多算胜，少算不胜”，“豫”、“庙算”即是周密的计划；《管子·明法》提出“威不两错，政不二门”，强调统一指挥，不能政出多门，实际上就是管理的组织问题；《论语·子路》中孔子提出“先有司，赦小过，举贤才”，强调了设官分职、各负其责，把管理的“组织”提到很高的地位，同时强调了用人的职能。

(4)管理方法。这里以《论语》为例略述古代的管理方法问题。《论语·子路》提出为政之道的“庶、富、教”三个层次，即人口繁庶之后，要想办法富民，提高其收入水平；人民富裕之后，管理者的当务之急是“教之”，发挥教育、文化的作用，提高其文化水平、知识素养，树立其高尚品格。孔子在《论语·为政》里阐述了用“德”和“礼”进行管理的方法。“道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提倡管理使用道德和礼义廉耻的办法，这样比采用行政手段和法制手段效果更好。孔子还提出管理者的人格素养对管理的重大影响。“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众星共之。”(《论语·为政》)一个有德行的管理者，人民会向众星拱月一样，对之尊重有加。“政者，正也。子帅以正，孰敢不正？”(《论语·颜渊》)管理者要正人先正己，“其身正，不令而行。”孔子还提出“先之、劳之、无倦”的管理思想(《论语·子路》)，管理者要身先士卒，以身作则，勤政为民，孜孜不倦。《论语》里还有如何使用贤才、辨别干部的人才管理等管理方法。

国学的管理大致可分“道”、“器”、“谋”三个层次，它们构成完整的体系，而西方管理重“器”即管理方法，在管理的“道”和“谋”方面不及我国国学管理的优势。同时，在上述的“环境分析”中，西方管理主要从静态进行分析，如政治、经济等环境分析，而国学的管理不仅含有静态分析，还包括动态趋势的分析，例如对“势”的判断和分析；并且环境分析的空间更为广阔，“天人合一”是国学环境分析的一大特点。

二、国学在管理中的文化价值

“文化”是一个最为常用但又十分模糊的概念，文化的英语为Culture，原意为对土地的耕耘和植物的栽培，后引申为对身体和精神方面的培养。在我国，文化的原始含义是“以文化育”。《说文解字》：“文，错画也。象交文。”“文”原是指纵横交错的纹理、花纹，引申为文章、文采，表示“好看”之意。化是指化育、教化、培育。西汉刘向在《说苑·指武》中说：“圣人之治天下也，先文德而后武力。凡武之兴，为不服也；文化不改，然后加诛。”这是汉语“文化”一词最早的出处。综上所述，文化虽然包括物质财富的内容，但还是侧重指精神财富方面。因此，我国的《辞源》对“文化”的解释为：文治和教化；人类社会历史发展过程所创造的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也特指社会意识形态。《现代汉语词典》的解释为：人类在社会历史发展过程中所创造的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的总和，特指精神财富，如文学、艺术、教育、科学等。

文化与管理是息息相关的。在这方面，国内外不少学者、专家进行了深刻的研究。首先，管理本身就是文化。1974年，美国著名管理学家德鲁克就认为，管理不只是一门学问，还应是一种文化，它有自己的价值观、信仰、工具和语言。“管理虽然是一门科学，一种系统化并到处适用的知识——但同时也是一种文化。它不是一种超乎价值的科学，管理是一种社会职能并植根于一种文化(一个社会)、一种价值传统、习惯和信念之中，植根于政府制度和政治制度之中。管理受到——而且应该受到——文化的影响。”国内有的学者认为：“管理自身就是一种文化。任何一种管理模式都必然具有一种文化模式的外化或外在表现，同时任何管理模式也都包含着民族文化的内涵。”其次，管理受到文化的影响。人们的管理总是在一定的文化和价值观的指导下进行的，总是在当前文化大背景下开展的，管理者的管理行为离不开历史文化和当前的文化。即使一个没有受过正规教育的管理者，他的成长过程也要受到父辈言传身教，以及社会的影响，“耳濡目染，不学以能”，社会的价值观、风俗习惯、宗教信仰等都影响着他的管理思想和行为。美国学者雷恩认为：“管理思想不是在没有文化的真空中发展起来的，管理人员往往会发现，他们的工作总是受到当前文化的影响。”“管理的成效受到个人与集体的关系以及普遍存在于文化之中的社会价值准则的影响。”

国学是中华民族数千年美德与智慧的结晶，是中华文明的源头活水，也是世界文明的宝贵财富，其对当代管理的文化价值无疑是巨大的。简单地说，它给管理者提供价值观指引，提供伦理规范，以及文字表达、艺术修养、人文关怀等。日本学者村山孚曾说：“我希望中国朋友在实现中国企业管理现代化的道路上，千万不要以为只有外国的新奇概念和奥妙的数学公式才是科学。中华民族几千年积累的文化同样是实现中国企业管理现代化的宏大源流。”

具体地说，国学在管理中的文化价值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1.哲学文化的价值。国学的经学、子学等含有丰富的哲学文化，而哲学即是关于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的学问。哲学是文化的最高层面。对于管理者来说，哲学能让人看到事物的本质，把握管理的规律。国际知名学者成中英认为：“中国哲学文化传统及其管理之道，并不因为中国在近代史中政治上的失败，而丧失其内在的价值。”他把文化分为四个层次：第一层次是“本体”，即文化的根源，它是基于宇宙的力量发挥出来的现象；第二层次是“原则”，原则是应用本体在生活上面，能够辨是非、明善恶，称之为“是非道理”；第三层次是“制度”，制度是大家可以遵行的法则、规章，即“典章制度”；第四层次是“行为”，即实践力行，达成目标，属如何运作的层面。成中英教授这里讲的“本体”，即是从哲学高度讲的，他认为“天道和性命是文化的本体”。中国古代哲学是重“道”之学，是“穷理尽性”之学。老子认为道是宇宙的本源，万物由道所生，必须依道而行，“孔德之容，唯道是从。”(《道德经·二十一章》)道是至高无上的，人道要效法天道，“自然无为”是宇宙的最高法则。《中庸》说：“天命之谓性，率性之谓道，修道之谓教。”孔子说：“不知命，无以为君子。”(《论语·尧曰》)这些对今天的管理者具有十分重要的价值，即管理首先要明天道知规律，懂得自然和人类的关系，学会“敬天爱人”，“究天人之际”，把“天道”和“人事”相结合，这样管理之路才能越走越远；管理者要懂得“性命之学”，要知己之性、知己之命，同时要知万物之性、万物之命，然后尽己之性、尽己之命，尽物之性、尽物之命。《易经·说卦传》说：“穷理尽性以至于命”，唯有如此，才能成就管理大业。同时，哲学是“爱智”之学，中国古代博大精深的哲学文化，可以让人们把握事物的本质，提高人们分析问题、判断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

2.修身文化的价值。有人说中国传统文化是向内的，也就是注重反求诸己，是一种反省文化。“不怨天，不尤人”，遇事从自身查找原因，也就是修身，这样利于人的进步、成长。这种反省文化正是修身文化的重要内容。国学中修身文化占有重要地位，含有成就“内圣外王”的主要途径。国学的修身文化包括：(1)修身是管理之始。所谓“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即是说管理必须从修身开始。从管理的角度来说，修身是管理必备，是管理之基，小至家庭，大到国家，要想兴旺发达、和谐有序，必须以管理者的修身为基础和前提。所以《大学》说：“自天子以至庶人，壹是皆以修身为本。”(2)修身包括修心、修性、修行等。所谓修身，是指通过陶冶身心、涵养德性以提高素质、完善自我、实现理想人格，进而影响他人，奉献社会。国学的修身，不仅是提高道德修养，还包括提高其他素养，即要修心、修性、修行。修心即修正人的思想意识，改变人对客观世界不正确的看法，保持良好的心态，达到个人心与身的和谐，心与外部世界的和谐。修性即是根据人的禀性可以变化，而要求人们不断精进勤修，变化气质，完善人格。修行指修正人的外在行为，如言语、行止、容貌等；三者之中都融有修德的内容。儒家、道家、佛家文化均对修身进行大量的阐述，且各有侧重，如儒家重修德，道家重修体，佛家重修心。(3)修身的目标。孔子讲“智仁勇”三达德，《孙子兵法》有“智信仁勇严”，从管理的角度看，这些都是管理者修身的个人目标。从修身的社会目标看，《论语·宪问》有“修己以安人”，“修己以安百姓”，个人的修养是为了他人的幸福、大众的安乐，这是管理者修身的社会目标。陈立夫先生把儒家修身目标概括为两个方面：第一是“成己”，即造就自己为一完全人格之人，依次是圣人、君子、善人、有恒者；第二是“成物”，即将造就之全人格之己，用以与人能共生共存，且能造福人群——齐家，治国，平天下。(4)修身的方法。国学的修身方法很多，概括起来有六种：善学、自省、谨言、克己、静坐、躬行。如读书可涵养性情，变化气质，起到修身养性的作用。张载说：“为学大益，在于变化气质。”(《近思录·为学》)又如静坐，通过调身、调心、调息，静可以养生养心，万虑皆忘，杂念尽除，脑海空阔，气血调和，情绪安定，心悦神安，达到禅定的乐境；动可以思接千里，抚今追昔，反观自己，省察万物，思有所得，进入沉思的愉悦，正如程颐说“静后见万物，自然皆有春意”(《近思录·存养》)。清朝政治家曾国藩提出“修身四条”：一曰慎独则心安；二曰主敬则身强；三曰求仁则人悦；四曰习劳则神钦。(《曾胡治兵语录·卷十三》)

3.伦理道德文化的价值。伦理是指人伦之理，侧重社会秩序规范；道德是指求“道”得之于心，“德者，得也”，侧重个人修养、品行、德性。传统的伦理道德文化主要是儒家文化的内容，儒家的以“礼”治国、“仁民爱物”、“民物胞与”、“义利观”、“民本观”等，是伦理道德文化的核心内容，对于当代管理者价值观引导，人们道德素养的提升，处理好企业与企业、企业与社会、企业与个人之间的关系等，具有重要价值。成中英说：“伦理不足的地方，要靠管理来弥补。同样的，只靠管理也是不够的，只有管理而没有伦理，只是一种外在的规范，而没有内在的约制，因而不能收到最好的效果。”他认为，儒家伦理中的“仁”与“义”已为现代工业化日本社会所吸收，创立了成功的企业管理制度。国内有的学者提出：“儒家文化所倡导的道德理想无疑具有陶冶良知和匡正人心的巨大作用。儒家所强调的‘四端之心’，旨在于发掘侧隐、羞恶、辞让、是非等人性良知；儒家所提倡的‘忠恕之道’，侧重于发扬爱人之心和宽容之怀；儒家所弘扬的‘浩然之气’和君子人格，致力于激发人们心中的自强精神和高尚情操；儒家所培养的忧患意识和‘天下为公’理想，有助于强化人们对国家和社会的责任意识和道义精神；甚至儒家所推崇的重人事、轻鬼神的实用理性精神，也与实践唯物主义有着某种思想默契之处。”

4.文学艺术的价值。文学是管理者表情达意、有效沟通的工具，艺术可以娱乐身心、提升审美素养等，它们还可以起到传承文明、涵养精神、陶冶情操、启发灵感、增强形象思维能力等。我国古代诗词歌赋、书法、戏曲等文学艺术都是我国传统文化的精华。如“诗言志，歌咏言”，“文以载道”，我国古代诗词歌赋是无数先哲对待自然、社会、人生等的情怀和智慧的记录，是中华民族宝贵的财富。既“发思古之幽情”，又赞山川之大美；“行到水穷处，坐看云起时”是一种道法自然的境界，“心轻万事如鸿毛”是一种豁达胸怀，“试玉要烧三日满，辨材须待七年期”又是一种人生智慧。又如我国书法艺术博大精深，书法美反映了一个人的身体状况、文化素养、人生境界、人格精神等，书法既能修身养性，陶冶心灵，又能习得知识，增加智慧，因此历代很多领导者、管理者“好之，乐之”。

三、国学在管理中的智慧价值

智慧与文化相比较，文化侧重知识的积累，智慧侧重实际的能力。《现代汉语词典》对“智慧”的解释为：判断分析和发明创造的能力。智慧更关注现实问题的解决和创新。国学的当代管理价值还表现为，国学为当代管理提供了无数先人的思考和无尽的治国理政智慧，现代管理者可以借鉴它们解决现实存在的问题，“古为今用”，“以史为鉴”。

智慧最终来源于人的思维，这些智慧可以用“管理思维”来概括。所谓管理思维，它是指社会组织的管理者为实现本组织的既定目标，在对其管辖范围内的人、财、物进行计划、组织、协调、控制过程中的心理智能活动，它是一种“思考活动”。国学的管理思维是现代管理者的智慧之源，思维之范。这些思维内容来源于经史子集，来源于五千年文化，对现代管理者的思维素质提升具有永恒的作用。

国学的管理思维形式很多，限于篇幅，这里主要介绍以下几种：

1.中和。“中和”即中正和谐，源自儒家思想。宋程颐认为：“不偏之谓中”，“中者，天下之正道”。“中”是无过无不及、恰到好处的“度”和“平衡点”，是古来历圣相传的治道。“和”表示和顺、和谐、有序。《周易》“乾卦”说：“乾道变化，各正性命，保合太和，乃利贞。”天地万物只有始终保持着整体的组合，最高程度地达到和谐，才具有光明的前景。《中庸》指出：“喜怒哀乐之未发，谓之中，发而皆中节，谓之和。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和也者，天下之达道也；致中和，天地位焉，万物育焉。”这里指出：中是天下事理的本体，和是天下万物的通行之路；如果能够达到“中和”境界，则天地也会各得正位，万物也会和谐生长。北宋司马光说：“夫中和者，大者天地，中者帝王，下者匹夫，细者昆虫草木，皆不可须臾离也。”“君子守中和之心，养中和之气，既得其乐，又得其寿，夫复何求哉？”因此，管理要以“中”为本，坚持中道管理，同时以和为贵，和而不同，要具有中和思维。《人物志·九征》指出：“人之质量，中和最贵”。中和思维是管理者的最高管理智慧。

2.无为。“中和”主要是儒家的思想，“无为”是道家的发明；“中和”思想与西方的辩证法具有相似之处，但是“无为”思想是世界独一无二的。相对于儒家思想以及西方的思维习惯，“无为”思维可谓是“另类思维”，具有独特性，也具有极高的智慧，古人讲“道莫大于无为，行莫大于谨敬。”(《新语·无为》)《史记·卷一百三十》中司马谈论“六家要旨”说：道家“因阴阳之大顺，采儒、墨之善，撮名、法之要”，“指约而易操，事少而功多。”这里对道家的评价高于儒家。道家的核心思想是“自然无为”。在道家老子看来，无为中含有有为，无为是为了有为，所谓“无为而治”，“无为无不为”，明确地表达了无为中有为的智慧。道家的“唯道是从”、道本思想是“无为思维”的根本所在，道家的无为是在坚持管理大道前提下的无为，其有为也是依道而为。

3.权变。所谓权变，现在一般解释为“通权达变”，“随机应变”，就是权衡轻重缓急而采取变化、变通的对策。杨伯峻解释为：权变，为着更求切合当前现实而违反平常的法规的措施。权变思维就是根据不同情况权衡利弊而采取灵活变通的思维形式。根据古代五行学说，在五行相配之中，权与智相对应，权变的实质是智谋、智慧。智与水通，权与智合。《礼记·丧服四制》认为：“权者智也。”没有智谋、智慧，就难以做到通权达变。所以古人认为“唯圣人能知权”、权“非圣贤不能行”。

4.研几。研几源于《周易》，是指研判隐微、关注细节。《周易·系辞上》说：“夫《易》，圣人之所以极深而研几也。唯深也，故能通天下之志；唯几也，故能成天下之务。”《周易·系辞下》又说：“知几其神乎？君子上交不谄，下交不渎，其知几乎！几者，动之微，吉之先见者也。君子见几而作，不俟终日。”“知几”与“研几”意思相同。研即研判，探究；几是“隐微”之意。隐者，隐蔽难见，潜伏于深处；微者，细小、苗头之谓，一般人难以察觉，易被忽视。因此，几包含了未显现的苗头和已显现的细微事物两方面。清朝思想家、政治家曾国藩说：“研几工夫最要紧。”孙中山曾书对联：“穷理于事物始生之处；研几于心意初动之时。”《中庸》说：“致广大而尽精微”。因此，研几思维是十分重要的思维方式，研几是洞察力、分析力、判断力的综合，是人的智慧的表现，管理者要“知微知彰”，防微杜渐，“克勤小物”，以小见大，以近知远。

5.象类。象类思维是人们通过观察、认识某种客观事物的形象及其内在规律，通过综合、分析、类比等推理手段得出其他事物也具有相同或相近的特征的一种思维方式。象类思维是我国传统文化中普遍的思维方法，我国先哲的许多智慧都是通过象类思维而得，其中《周易》用得最多。《周易》的“八卦”就是古人观察大自然而获得的智慧：“古者包牺氏之王天下也，仰则观象于天，俯则观法于地，观鸟兽之文，与地之宜，近取诸身，远取诸物，于是始作八卦，以通神明之德，以类万物之情。”(《周易·系辞下》)即包牺氏创作八卦，是他通过各种取象、类推而得：仰首观察天象，俯身取法地形，观察飞禽走兽的花纹以及适宜于地上生存的各种事物，近的取象自身，远者取象万物。象类思维是也道家思维方式的主要特点之一，“推天道以明人事”是道家采用的重要思维方式。如《道德经·二十五章》说：“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人要效法天地、自然，要自然无为。其他如儒家、中医等也多采用此种思维方式。象类思维在今天仍有重要意义，管理者通过观物取象、类比推理仍能得到无穷的管理智慧。

6.五行。“五行思维”来自古代阴阳家，古代阴阳家主要以阴阳为基本思想，以木、火、土、金、水五行为基本要素，以阴阳五行的盛衰变化和生克关系为依据，解释自然、社会、人事发生的种种变化。五行之间包含纷繁复杂的关系，但主要有两个基本关系：(1)五行相生：是指五行之间按照一定顺序具有资生、助长和促进的关系；(2)五行相克：是指五行之间按照一定顺序具有克制和制约的关系。由以上两个基本关系，衍生出其他关系，如过克、反克、喜克、生中有克等。五行及其相互关系，构成了五行思维的特点，也是我国古代思维的创新所在。五行思维对现代管理具有很大价值，特别五行之间的生克关系，为现代管理者提供了一种新的思维方式。作为一个组织，不同层次、不同岗位的人应该按照五行关系的要求，一方面保持思维的个性，另一方面保持整体的思维和谐。正是由于五行彼此相生相克的循环，强盛者受到抑制、掣肘，柔弱者得到扶助、资生；过剩的输出，不足的索取；这种相敬相爱又管制有序，使得系统和谐美满，富有效率。但是，组织中的不同的人，每个人的思维方式、工作能力、思想素质等是不同的，“过”和“不及”是常有的。“过”可能导致管理越位，越位是一种“反克”现象；“不及”则可能导致工作缺位，缺位是一种“过克”现象。管理的越位和缺位，必然引起组织系统的运转效率，导致人力资源浪费。按照五行思维观进行校正，“过”者弱之，“不及”者强之，最后达到中庸、平衡状态，组织的管理效率是最佳的。因此，在一个管理组织中，对于不同层级的管理者来说，五行思维都具有重要意义。

除了以上思维方式之外，国学还有其他思维形式，如整体思维(系统思维)、《周易》的创新思维、佛家的禅思维等，均具有独特的智慧价值。

(作者单位：安徽广播电视大学文法学院）来源： 《学术界》2014年6期 作者： 罗运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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